艺术载体的大备与狭义书法思想的始萌

艺术载体的大备与狭义书法思想的始萌
    秦灭六国，一统天下，历史上第一个集权的空前大帝国产生了。秦二世而斩，国柞短暂，故虽有一些制度上的建制，却未得及巩固。汉承秦制，以另一个更形强盛的大帝国，继承并发展了前朝制度。中国种种制度、习俗，始萌于两周，而定型于两汉。不独有偶，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帝国，在其开国之初，便产生了一个大人物，此人不仪对中国的政治有大影响，且与中国文字及中国书法有很深的关系，他便是李斯。到了汉代，继李斯之后，以书名世、垂之青史者，便络绎不绝，狭义上的中国书法史，由此开端。
    秦统一前，诸侯分割夭下，各行其政，“田畴异晦，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文字异形”。七国并存局面的结束，大一统的政治形势要求消除异制，定于一法，所以在短短的几年间，大刀阔斧地进行了革旧制、立新法的工作。
    秦建国于前221年，至前207年即亡于汉。汉享柞约四百年，至公元220年(献帝建安二十五年)亡于曹魏。
    秦所创立的政体，至西汉武帝时代才臻于完备。为适应集权制度，在学术思想上“独尊儒术”，尤其是和阴阳五行学说密切结合的一派儒家思想，特别受到武帝重视。可是，由于受好黄老学说的窦太后所扰，儒家思想一度受抑。建元二年(前139年)，崇尚儒术的垂相窦婴和太尉田蛤被借故罢免，御史大夫赵给和郎中令王减自杀于狱中。直至建元六年(前135年)窦太后死，武帝才得以无阻碍地推行儒家学说。这对中国日后的文化思想有很大的影响。从此，儒学便成了官学，儒家的正统地位由是而定。虽然，在施政上，统治者未必处处“尊儒”，如汉宣帝教训他好儒术的儿子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叫旦尊儒以国策而定，至少，对于教育、取士及文化领域中的若干方面，影响深远。
    贯穿汉代的今文经、古文经之争，也涉及文字问题。以当时通行的隶书写的，供官办太学讲授的经书，叫做“今文经”，其后，又发现一些用古文字书写的儒家经典，便称为“古文经”。自然，文字的差异，只是形式上的不同，两者的区别主要是由于经师传授源流的不同，而在文字训话及内容解释上差别很大，它们反映出了不同的历史观念及政治观念。经今文学派具有颇浓的官方色彩，而古文经学派则处于民间地位。至西汉末，俄纬之学广泛地流传开来，并渗人学术思想领域。“纬”是对“经”而言，汉代各经有纬，纬即儒生编集以附会儒家经典的著作。“谶”即图徽，是巫师、方士的一种隐语或预言，作为吉凶的符验或征兆。
    董仲舒对汉代学术思想有重大影响，他是春秋公羊学派的代表人物。所著《春秋繁露》一书，根据阴阳学说解释儒家经典，建立了一套神学体系的世界观。他认为天地之间，由阴阳、五行、四时、四方、五音、十二律、天干、地支和数目的配合而成，产生万物;因阴阳的运行而活动。人与天的关系尤为密切，天、人是相互感应的。
    与董仲舒同时的刘安(前 178一前122)，文帝时封为淮南王，他好道家方士之术，招致宾客，编有ft南于净一书，今存二十一篇。此书集道家学说之大成，兼采儒、墨、名、法、阴阳、神仙各家学说，认为一切都是从“道”化生的。道是清静柔弱、无为虚无的，它无所不在、无所不成。道生宇宙，宇宙生气。气清者为天，浊者为地;天地合精为阴阳，由阴阳变为四时，四时再化生万物。刘安提出“无为观”，即反对以人力做违背自然的事。他把人生看成做梦，向往神仙的超逸生活。
    刘、董之后，扬雄(前53年一18年)以“玄”立学。他认为“玄”是宇宙本性，是万物生长的原动力。玄虚幽冥，充塞天地。万物的相生变化，无不受玄和阴、阳三元的支配;人性混杂着善与恶，只有用无过无不及的中庸之道来教化，才能修养成为至善之人。
    至东汉初，便有另一位思想家王充以《论衡》名世。王充以“气”为宇宙万物的根本。气原是无意志的浑然物，但作动时，分成阴阳，阴阳相交，遂生万物;气有厚、薄之别，因此，察气而生的人，在形体、智力及性格上，才会有差异。
    秦两世而亡，故没有大影响的思想家。汉四百年间，影响深远的，即如以上介绍的四人。可以看出，尽管各家学说有所不同，乃至互相对立，但无不以“道”、“天”、“气”、“阴”、“阳”去构建自己体系的框架。这种思想，上承战国末验衍的学说，下启魏晋学说，其对于艺术的影响很大。自魏文帝曹巫作《典论》始，中国文论至清朝，纷纷数百家，著述足可汗牛充栋，但很少有不用“气”、“道”、“阴阳”作出发点的。书法思想，亦莫能外。
    这种哲学思想的宏观模式，确定了对于艺术的审视角度，书法亦然。汉代虽少书学理论著述，但它所构建的宇宙观，笼罩一切，影响久远，所以，继此之后，魏晋论书者罕有不“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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