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字崇拜向艺术审美的转变

从文字崇拜向艺术审美的转变

    这里，不是考证“造字”的事实—何人所“造”，“造”于何时。而是看看古人对“造字”有些什么样的看法、怀着什么样的感情。
    一是将“造字”附托于某人，且其人非寻常之辈，而是神与人的中介。
    《淮南子·本经训):“昔者仓领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
    《荀子·解蔽篇》《韩非子·五蠢篇》等，都作如是观。王充《论衡·骨相篇)且称“仓领四目”。《孝经·援神契》又谓“仓颉视龟而作书”。直至唐张怀瓘在所撰《书断》中仍作异说，谓:“古文者，黄帝史仓颉所造也。领首有四目，通于神明，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迹之象，博采众美合而为字。”
    不仅文字为一人创造，且其后各体也多如此，如大篆为周宜王太史史箱所作，小篆为秦始皇垂相李斯作，隶为王次仲作等等。这类不可靠的说法，经种种述异志奇书籍的渲染，更弄得神乎其神。如能遗必:
    禹导川夷岳，黄龙曳尾于前，玄龟负青泥于后，玄龟河精之使者也。龟领下有印文，皆古篆字。
如《述异记》:

    昔有王次仲，年少入学。而家远，常先到，其师怪之，谓其不归。使人候之，又实归在其家。同学者常见仲捉一小木，长三尺余，至则著屋间，欲共取之，辄寻不见。及年弱冠，变仓颉旧书，令为隶书。秦始皇遗使征之，不至，始皇怒，槛车囚之赴国，路次，化为大乌出车飞去。

    扩礴博物1辞也有类似的记载。
    书画本来是一件事，上古之时无此区分。唐张彦远0代名画沙谓画有“穷神变，测幽微”之功。他说，自仓领造字后，“造化不能藏其秘”了，所以“天雨粟”，“灵怪不能遁其形”了，所以鬼才会在夜里哭。
    凡此等等，当然是述异志怪，不足凭信，但从思想意识上来考察，可见古人对于文字，几乎是怀有一种宗教般的神圣情感。所以，“造字”者，有四目，他有超常人的大智大慧，能化鸟而飞，不是人而是神。一旦文字造出，则天地鬼神都为之震撼。这种异乎寻常的观念，实出于对文字的神圣崇拜精神。中国的宗教观念向来薄弱，古人没有创造出一个上帝来，却创出了类乎上帝的文字，种种关于造字的神话，与其说是造字的神高于一切，毋宁说“字”是更神圣的、更至高无上的。所以，翻开旧时代的书史著作，其罗列书法家之顺序，必首称伏羲、神农、黄帝、仓颉、少昊、颛顼。陶宗仪《书史会要》即是。书中说，“龙马负图出于荣河，帝则之以画八卦，而文字生焉……始有龙书”;黄帝因“庆云常见，以云纪官，作云书”;少昊氏立位时，“凤鸟适至，以鸟纪官……故有莺凤书”，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王充(it衡》称仓颉造字之功，“业与天地同，指〔按:同旨)与鬼神合”。这颇有原始图腾崇拜的色彩。
    惟其如此，我们便可以理解汉、魏以后人们对于书法崇尚的思想渊源何在了。在各种笔札、轶事，野史琐闻中，记载着不少关于书法的异事，某深山古寺中，夜则灵光射斗牛，瑞彩缭绕，原来，其中有名迹存焉。这正是文字神圣观念的延续。
    审美观念是很复杂的，神圣感、宗教精神、鬼神敬畏，都曾经是审美观念的内涵。西方美学中有所谓“崇高美”，那是人本主义哲学的体系。若说中国古人视书、画为“祟高”，这“崇高”便不尽同于西方，它还含有“神本”的精神。从文字崇拜向书法审美的转变，是合乎逻辑的发展。
    将伏羲、神农、黄帝都当成“书家之祖”，毫无依据，在实际上不能说明问题，但在观念上，却很有意义。
    将仓颉、王次仲神化，在事实上虽是子虚乌有，但在思想上，却有意义。
    这种种神乎其神的说法，早将文字从现实的大地抬到了神圣的天国，乃至，汉代的训话之学，在解释字义时，也竟为玄说。许慎GA文解字》，开宗明义，在释“一”字时，便是“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一个简单的计数符号，竟然弄得如此玄乎!即使在民间，也一直有书吉语以析福的习俗，显然，这是将文字不仅视为人际之间的交流工具，更看成沟通人、神意志的手段。
    中国文字在形式上的美观，自不待言，在内涵上，几乎每一个字都是一个谜，所以，才会出现测字以言吉凶这种迷信。隋时称此法为破字，宋代则谓为相字。“字”的功用，无边地大，不仅足以祛邪驱鬼，通达人神消息，而且可以昭示人或社会的吉凶休咎。所以，中国人对于文字，是看得极神圣的，乃至，写有字的纸，也不能随意抛掷。“敬惜字纸”一直是民间的忌习，这不是从经济观念出发的节约训诫，而是含有不件神招祸的观念。
    先民对文字、绘画的认识，本带有原始的祈忌意识。门神即由绘神茶、郁垒二神之俗而来，据云，二神能捉鬼。各国对于文字的传说，都没有我国这样神乎其神，文字崇拜是文字能以此升人艺术殿堂的本初意识，尽管社会发展了，崇拜的内涵不尽同于初民，但崇拜却是一以贯之的。许慎锐文·叙》:“仓领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依类象形”，即具图画性质，故CIA劝又训为“错画”，王注“错者，交错也;错而画之，乃成文”。《书·序》:“由是文籍生焉。”注:“文，文字也;籍，籍书也。”由此可见，后世视文字为人类文明的象征。至孔子时代，《论语》“文”的含义扩展了。(it语·学耐 :“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朱注:“文谓诗书六艺之文。”又，《论语·子罕》:“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朱注:“道之显者谓之文，盖礼乐制度之谓。”从语言学角度说，文化、文明、文教、文雅等等词语的词根都是“文”，而“文”在秦前即是“字”。。须知，“崇拜感”便是审美的内涵之一，蒙昧时代，以文字为沟通人、神的灵具，文明时代，即以文字为“道之显者”，一切文化现象，都可用“文字”去象征之。“文”或“字”含义的不断扩充，正是文字崇拜观念的强化，“写字”之能成为有审美价值的艺术，为国人视为最高的文艺，简言之，是本土思想观念的必然。舍此，仅以中国字是“象形”的、书写工具是软质的等等表层原因来论说，可谓“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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