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碑刻的隶书

东汉碑刻的隶书
    东汉以隶书碑刻数量最多，篆书碑刻存世的只有《袁安碑》、《袁敞碑》、《祀三公山碑》、《少室石胭铭》、《开母石胭铭》等少数儿种，其中墓碑只见袁安父子二碑，这和东汉盛行今文经学不无关系。东汉立干学官的五经十四博士，均为今文经学家，今文经学家兼通谶纬之学，这些经学家大多世代为显宦，其弟子门生也往往出仕当官。从存世和著录的东汉墓碑碑文看，碑主几乎都是属于今文经学派。如袁安学孟氏《易》、郑固学欧阳《尚书》，孔宙治严氏《春秋》，武荣治鲁《诗》，祝睦修韩《诗》、严氏《春秋》。郭泰、杨震、杨著、刘熊、曹全、张表等皆通“纬学”。东汉的字书，都已用今文编写，通小学、懂篆书只是少数古文经学家的专长，而隶书(八分)则是西汉中后期以来所通行的书体，所以东汉碑刻多以今文—隶书(八分)书写。《袁安》、《袁敞碑》以篆书书写，实是特例。

图：袁安碑
    从河北定县八角廊出土的西汉宣帝时期的简书看，其时隶书已完全成熟，它的结体工稳扁方，用笔逆入平出，取横向笔势，波挑分明，横竖笔画转换处方折。这一类隶书在东汉的一些官文书以及正规严肃的场合仍一直沿用。立于宗庙、山川、坟墓的碑铭是为了崇祀神灵、敬怀圣贤，或纪功述德、垂示后昆，所以也都用这种隶书书刻。西汉简犊中还常见有种无波挑的隶书，较简率，其书写的速度应远远快于上一类隶书，便于日常使用。到东汉后期，无波挑的隶书就逐渐演变出行书和一种较行书工整的新型书体。古人习惯于将通俗的新书体称之为隶书.于是将这种.工整的新型书体也称之为隶书，它就是以后发展成为楷书的书体。而将有波挑的隶书，称之为“八分”。“八分”之名称约起于魏晋之际。这和草书演变出今草后，将原来的草书称之为“章草”，是一个道理。    “八分”之得名原由，历来有数种说法，大抵可归结为三种:一种说法是秦代王次仲以古书方广少波势，用“隶草作楷法，字方八分，言有楷模”。认为这一书体得名于字的尺度。另一种说法是汉隶演变“渐若‘八’字分散，又名之为八分”。清代包世臣即主此说.并认为“八字“可以训背，言其字势左右分布相背。这是以笔势横向背分而得名。第三种为北宋叶廷挂《海录碎事·文学·书札》中所录的一说，即“八分，蔡文姬云:‘臣父割隶字八分取二分.割李《斯)篆字二分取八分，故名八分’”。元代吾丘衍亦认为:“八分者，汉隶未有挑法者也，比秦隶则易识，比隶字则微似篆，若用篆笔作汉隶字，即得之矣。”，明代王世贞附和之.以为汉《夏承碑》、吴《天发神俄碑》即是八分书。A;第三说假托蔡文姬言.其书体非指有波挑的典型汉隶，姑去之不论。第一说以大小而得名，汉尺合今23厘米，字方八分，约2厘米见方，若写于简犊，字嫌大，而比之今存诸汉碑.字又过小，以尺度命名书体，也无他例，故此说不足信。当今同意第二说者较多。    八分书在东汉是·种普遍用于碑刻的书体，所以又将其称作铭石书。由于几八分书在东汉中后期并不是日常最通俗使用的书体，故成了书法家有意去专攻而擅场的书体之一。东汉后期.八分书、草书、鸟虫篆是书法家们潜心钻研练习的几种艺术书体。蔡A就是古代公认的以八分书成就之最高者。汉末魏初的踵爵擅长数种书体，而以铭石书最妙。    以汉代碑刻隶书作一比较，西汉的《杨量买山地记》、《鲁孝王刻石》、《鹿孝禹刻石》、《连云港界域刻石》.新莽时《莱子侯刻石》，东汉前期《三老讳字忌日记》、《鄐君开通褒斜道刻石》、《大吉买山地记》等刻石波挑极少，而到东汉中后期，碑刻则普遍用八分书书刻。自清代后期碑学盛行以来，一些研究汉碑的学者都认为东汉巾期以前碑刻书法古朴，到担、灵之际隶书方才成熟，代表之作是这一时期名碑巨刻上的八分书。随养汉简和汉代其他带字器物不断大最出土，知道前人根据汉碑上书法的变化来描述汉代书法史的发展是偏失的。西汉中期出现横势带波挑的隶书后，至宣帝时期就已有定县八角廊汉简那样成熟的八分书了。而不带波挑的隶书，自西汉中期以后一直是作为日常应用的主要朽体而沿习。对于带波挑的隶书与不带波挑的隶书，有人分别将其名之为“典型隶书”和“通俗隶书”o'这两种书体在西汉中后期即各自发展，但也相互有所影响。西汉至东汉早期的一些隶书碑刻，并无强烈地表现书法艺术的意识，故石质粗砺，制作不讲究，石面不平枯，也不打磨，刻工简率，书写都是用日用的“通俗隶书’，近两千年后看这些斑驳残种的作品，自然会产生一种朴茂浑雄的感觉。由于东汉标榜名节.提倡孝道的时尚，迷信神仙、追求奢靡的习俗.社会各阶层人士对书法艺术普遍爱好的心理，以及书法家群体逐渐产生等一系列因素，促使了碑刻在桓、灵时期大量产生。而八分书工整华美，笔法丰富，装饰性强，是当时最适宜用于碑刻，又能充分表现书法美的书体。因此，东汉中后期的著名碑刻JL乎都是用八分书书刻。八分书在东汉中后期已属非通俗隶书，用于碑刻.以示庄重。这种将工整而非通俗的书体用以书写碑刻的现象，历代甚为普遍。所以汉代碑刻L的书法，并不真实地反映出一条文字与书体发展演变的轨迹。


    但是不管怎么说。东汉中后期大量的碑刻，是当时艺术家们施展书法才能技艺的最主要的场合之一。现存的《蔡巾郎集》辑收了蔡琶所撰文约90篇.而刻于贞氓之碑铭赞颂即有36篇，书写这些碑刻应是蔡邑本人或书艺足以相称的人。东汉立碑，对碑石的质量、制作、书刻都十分讲究。碑石要派人外出采集，要打磨平光.并加以雕饰，要请赁手艺高超的石工。如《孔宙碑》记有:“故吏门人.乃共阶名山，采嘉石.勒铭示后。”《衡方碑》有:“海内门生故吏，口口采嘉石，树灵碑。”已佚失的《武梁碑》有:“竭家所有，选择名石，南山之阳，摧取妙好，色无黄斑，前设坛惮，后建祠堂，良匠卫改，雕文刻画.罗列成行，撼骋技巧，委逝有章，垂示后喇，万世不亡。”《张迁碑》特“赁师孙兴，刊石立表”。故东汉名碑如《乙瑛》、《礼器》、《史晨》、《曹全》、《张迁》诸碑及《熹平石经》等，石面皆平整光洁，历1800年而不剥蚀。石质粗砺还是细润，对刊刻甚有影响。上述数种丰碑巨刻，石质皆精细.刊刻工致，双刀斜下，字门光润，充分表现了书写的原貌。尤其《礼器》、《曹全》碑，笔画起讫提按，毫芒毕现，如睹墨迹。可见当时石工技艺，代相传授，精益求精，造诣极高。而摩崖刻石，则因山就便，稍加整著，大书深刻，椎凿而成，字口剥落，浑沦苍茫，皆粗具规模，不求细致。如《西狭颂》雄峻方整，已是摩崖刻石中精微之作了。这是刊刻因石质不同而方式有异者，也有刻手拙劣，不能表现笔意者，如《鲜于磺碑》，结体收放随意而生动，其书者水平可与《张迁碑》相领顽，而刻工不称，用刀平切直下，致使笔画板滞臃肿，大为减色。东汉初的《三老讳字忌日记》石质坚好，打磨也较平光，而其时石工所能掌握的刀法皆十分简单。清后期金石家魏锡曾在《绩语堂碑录》中有其对《三老讳字忌日记》刻法观察的描述，云:“《三老》椎凿而成，锋从中下，不似他碑双刀，故每作一画，石肤诉裂如松皮。”这种刻法还是承袭西汉以来简单的刀法，与大多东汉摩崖刻法也大致相同，其所出效果并不是书丹的笔意。撇开刻工简率的碑刻不论，即便较忠实地按照书丹字样仔细摹刻的碑刻，也多少会走样，更何况临池所用的拓本，尚要经椎拓、装裱等工序，故碑刻的字与墨迹总是有一定距离的。宋代米带以为:“石刻不可学，但自书使人刻之，已非己书也，故必须真迹观之，乃得趣。’.以米带为代表的反对学石刻上的字，主要是因为石刻文字经几道制作工序后，已反映不出真实的笔法。但是在清末民国汉简尚未大量出土之前，人们无法见到汉代人的墨迹，学汉隶主要是从碑刻入手。清代碑学派书家是从二王藩篱外另辟蹊径的，故对传统的笔法并不在乎，而将汉代碑刻由笔法与刀法相结合的形态，包括千百年来风雨剥蚀的痕迹，所形成的生拙的笔画和古朴的气息，称之为“金石气”或“石气”，来作为自己创造新笔法的滋养。所谓的金石气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完全凭个人的喜好、追求去摸索和领悟。清末书法家姚孟起《字学臆参》中说道:“临汉碑宜有石气，然非拳曲之谓也。问:何谓石气?日:不可说。”“作隶须有拙笔，乃古。”客观事实上，汉代石工那种简率的刀法，并非是要想在书法的基础上作艺术的再创造，而是一种技艺上的不成熟，但它在清代碑学派书家眼里，却正是他们所要追求的一种原始美、质朴美.所以清代碑学派是循古而创新的流派.当汉简大量出土，在能见到汉代人墨迹的近现代，汉碑仍是学习隶书的最佳范本。这是因为汉简字小，小字的笔法结体同大字有异，虽可放大影印，也不一定适合作大字临习。另外，汉代铭石书之规整茂密的结体、生拙古朴的笔画、天真自然的意趣，以及风格纷呈的品类，都显示出无穷的魅力。
东汉碑刻的隶书（2）


    汉碑书法由于风格繁多，将其分类，各家都不相同。如朱彝尊(1627- 1709)在《西岳华山庙碑跋》中，将汉隶分为方整、流丽、奇古三种。王澎(1668一1734)在《虚舟题跋》跋((IL器碑》时，将汉碑书风分为雄古、浑劲、方整三类，而在《竹云题跋》里，又将汉隶分为古雅、方整、清瘦三种，一人所定标准都不相同。康有为(1858一1927)在《广艺舟双揖·本汉第七》中列举汉碑各种风格，有骏爽，疏宕、高浑、丰茂、华艳、虚和、凝整、秀韵等，类似这样的汉碑书风分类的论述还有不少。。近代有些I1本学者，还从另外一些角度作了分类。如松并如流在《隶书历史》(《书道讲座》六，1956年二玄社出版)中分类是:一古隶，二八分。八分中分典型者、方型者、稍长者、点画肥者、点画奇者、点画舒展者、点画有力富野性者等。真田但马在《中国书道史》_卜卷(1967年木耳社出版)中的分类有:整齐优美者—正统派，朴素强劲者—古劲派，朴素而有情趣者—浪漫派。石桥犀水在《中国书道史序说》(1937年角川书店出版)中分类是:古隶、飘逸奇古者、峻严瘦长者、肥大重厚者、方整严谨者。.各家所分类别，都罗列了一些风格较典型的碑刻。对于汉碑风格的分类，还有侯镜袒《书学论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12月版)中((东汉分书流派评述))一文列出14种流派，较各家为详，其说也有一定影响。将其所分流派及代表性碑刻引述如下:一、方正派，有《张迁碑》、《校官潘乾碑》、《张寿残碑》、《武荣碑》、《鲜于磺碑》、《衡方碑》等;二、方峻派，有《景君碑》、《杨瑾残碑》、《篙山太室A后铭》等。三、纤劲派，有《礼器碑》、《韩仁铭》、《杨叔恭残碑》、《冯焕阀》、《鄐君开通褒斜道刻石》等;四、华美派，有《华山碑》、《夏承碑》。《赵宽碑》等。五、奇丽派.有《乙瑛碑》、《郑固碑》等;六、平展派，有《孔宙碑》、《尹宙碑》等;七、秀劲派，有《曹全碑》、《孔彪碑》等;八、抬荡派，有《刘熊碑》、《子游残石》、《刘君残碑》、《元孙残碑》等;九、宽博派，有《兽峻碑》、《困令赵君碑》等。十、馆阁派，有《史晨碑》、《张景碑》、《熹平石经》、《朝侯小子残碑》等;1--、劲直派，有《封龙山颂》、《秦书佐胭》等。十二、摩崖派，有《石门颂》、《刘平国碑》、《郙阁颂》、《西狭颂》、《耿勋碑》等;十三、雄放派，有《王稚子胭》、《樊敏碑》、《高颐碑》、《高颐东胭》、《孟孝据残碑》等。十四、恬逸派，有《三老讳字忌日记》、《跳山买山刻石》等。文中还提到了东汉的一些篆书和古隶碑刻.并认为流派特色最分明的分书碑刻大都在山东、河南、陕西一带，这是当时文化荟萃之地。洛阳是首都，长安是故都，曲阜是儒学发源地，著名碑刻多出此数地，上述第一至十派均是。来源书法 屋，。    碑刻因集中在山东、河南、四川、陕西等地，河北出土的刻石主要是定县北庄中山简王刘焉菜黄肠石题字和元氏县所存的汉碑，其它省份如浙江仅有《三老讳字忌日记》、《大吉买山地记》(即《跳山买山地记》)，江苏苏南唯《校官碑》.苏北徐州一带有零星画像石题记和刻石，故不能以一些省份的少数碑刻之风格，指为地域书风。碑刻较多而地域书风又较明显的是四川。四川碑刻较典型的书风有两类，一类为方正厚重的，如《王君平阙侧铭》、《樊敏碑》、《高颐阙仿头铭文》等。一类是放纵愁肆的，如《冯焕阙铭》、《朱秉题记》、《沈府君阙铭》、《张君题记》等。尤其是后一类，最具特色，其它地区的汉代碑刻极少有此风格。这些碑刻字数较少，横向笔画尽情舒展，奇逸开张，无果无碍，别出心裁。这些刻字多为崖墓中题记和石胭胭面上铭文，书写面大，不受限制，可以任情挥洒，字径往往大至20厘米以上，甚至50厘米到60厘米。而一般碑上的字则要考虑到上下左右之间的关系，石姻仿头上的字更是只能局限于在每一方块上写，故字都方正。这说明汉代书手在书法创作时，已充分掌握因地制宜的表现手法。陕西北部，即今绥德、米脂一带出土了一批东汉画像石和墓门、墓柱、石撑题字。画像石是混合用减底阳刻(平雕)和阴刻线纹(线刻)的手法来表示图像的，造型生动，简练朴素，显示了浓郁的陕北地方特色，其题记铭文也有其特殊风格。如《郭仲理石椁题记》、《郭季妃石撑题记》《杨孟元墓柱题记》和《郭稚文墓门题记》等，铭文隶书，间杂篆法，或阴刻、或阳刻、均工整地刻在竖框内，笔画线条无粗细变化，偶有波挑，甚至全无波挑，结体方正均称，排列整齐，与周围画像图案风格十分配合，表现了严肃庄重的整体美。    东汉的一些画像题记、墓志、崖墓题记、黄肠石等小品刻石文字，篇幅和字迹较小，或者字虽大而字数很少，又大都是埋设于幽冥，非如立于宗庙祠墓、阁道要津的碑阴摩崖，故书刻大多较为随意.笔画多平直无起伏波挑，结构也多率野无矜持之态，然显得遒密质朴，或意态飞扬。这些刻石在数最上占东汉碑刻十之八九，以前金石家发现虽均有著录，而对临池者来讲，一直未引起过重视。这些刻石中有极精采者.如《左元异墓石》书刻皆精美，不让《乙瑛》、《礼器》诸碑，而秀润过之。《苍山城前村汉画像石墓题记》、《沂南北寨村汉墓画像石题榜》字用单刀刊刻，刀锋的起讫冲运技巧掌握得十分纯熟，线条富有趣味。崖墓题记中如《朱秉题记》、《建宁三年题记》、《张君题记》等皆笔势超迈，线条圈凝，纵逸神异，出于意外。这些刻石都是研究汉隶书写技法和书法史不可忽略的材料。纵观汉代碑刻的隶书，在用笔、结体和章法上有其特色和共性。下面从分析：
1、东汉隶书的用笔2、东汉隶书的结体3、东汉隶书的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