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定县汉简

西北定县汉简

    定县汉简，1973年出土于河北定县八角廊汉墓，墓主断为西汉宣帝时的王族—中山国王刘修。这批竹简破碎和炭化现象十分严重，对残简的整理结果，断明是一批典籍，其中包括:《论语》《儒家者言》《哀公问五义》《保傅传》《太公》《文子》以及《六安王朝五凤二年正月起居记})((日书》《占卜》等。其成书年代当在西汉五凤二年(前56)之前。这批带有儒学色彩的西汉竹简，全部以分书写出，其整伤严肃的书风颇具东汉庙堂碑刻的基调，通过对比，许多字与《曹全碑》《史晨碑》相似，可见早在西汉后期.分书已经具有了相当成熟的定式。由此也可以推断，《定县汉简》可能出于文化层次较高的官府文人之手.
    以《定县汉简》作为一个标本，我们会发现在西北汉简中，凡是典籍与官方文书，如武威汉简中的《仪冬L))、甘谷汉简之《奏书》等大致都运用规整的分书，而真正体现西北汉简简率、粗犷特征的作品，应该离开这类整伤的作品去研讨。
    在西北汉简中，从书体演变和书法艺术两个方面审视，具有重要价值的作品当然很多，限于篇幅不能一一举出，其中突出的有以下几种。
    其一，属于章草的作品，如敦煌汉简《敦煌书记册》，为西汉宜帝(前71》至新莽(21)间的作品。居延汉简《误死马驹册》，为东汉建武二年(27)时的作品。居延汉简《永元五年兵器册》为东汉和帝永元五年(93)时的作品。作为章草，这三件作品不仅用笔使转自如连绵流畅，且元气淋漓，有大家风范，显示出成熟的章草草法与娴熟的用笔技巧，表现了早在西汉后期与东汉初期的章草已具有的艺术魅力.尤其是《永元五年兵器册》中许多本应发波的用笔，为与下一笔呼应而改为急收，淡化了章草的波势，已可见今草和狂草的端倪.因此，这些作品足以证明两点，一是西汉中期分书成熟时，章草已有了高度的发展，二是东汉章帝、灵帝时的草书热潮，并非一日之功，早在东汉初期，于社会的各个层面已经有了广泛的基础。
    其二，属于楷书的作品，如敦煌《悬泉置麻纸楷书墨迹》，报刊报道说此件麻纸为新莽时物。我们以为这个判断可能缺乏依据，根据目前看到的出土资料分析，保守一些说这样的楷书出现于东汉中后期当有可能.其用笔特征开始脱去隶书的笔意，重要的是与隶书的主要笔法掠笔、波挑比较，增添了点、折、钩等多种笔法。上轻下重的掠笔，开始被上重下轻的“撤”所替代，横画起笔明显地去掉了蚕头，而变为一拓直下.收笔的波挑被顿收所取代。所有这些表明，楷书笔法的出现，明显受到了草书笔法的影响。
    1987年兰州伏龙坪汉墓发现的纸质墨书两件，更证明了《悬泉置麻纸楷书墨迹》的出现绝不是孤立的。兰州《伏龙坪东汉残纸》是两张圆形纸上的楷书墨迹，因被夹在两面铜镜的中间作为衬垫而被保留至今，内容是相闻之书的信札，其原本显然不是圆形，现在的形状乃是衬垫铜镜后造成的。据考古工作者推断，这两张残纸是东汉桓灵时代的作品，其用笔与《悬泉置麻纸楷书墨迹》如出一辙，字距和行距大致相等，迥异于隶书的章法，展现了一种有别隶书的审美特征。这些汉代的早期楷书作品证明，汉魏之际出现像锤舞、胡昭那样以楷书名世的书家是完全符合历史发展进程的.
    其三，在西北汉简中，大量的作品是当时广泛通行的分书。敦煌出土的《春君幸毋相忘简》《元与子方书》帛书、《建与中公夫人书》帛书。居延汉简中的《相利善剑刀册》《建昭二年木签》《阳朔五年木签》《永元四年木签》《建始五年木签》《甲渠候官五凤二年名籍简》。以及武威、玉门、敦煌许多简上的分书，都具有很强的艺术个性.尤其是居延木签，波挑态肆，字形多变，大小任意，气势豪放，最显西北汉简之特征。如果说汉碑上的分书多少带有工匠雕刻的工艺色彩，那么这些作品则完全是书写者直抒胸臆的表现，更真切展现了汉代分书的原貌。
    汉代除简帛纸上的墨迹之外，还有其他书写载体上的墨迹，那就是陶器、墙壁和漆器L的手书字迹。例如永寿二年(156)陶罐题字、熹平元年(172)陶瓶题字等，其用笔丰润浑厚，大小安排一任自然，一卜分生动，在快速书写中已见行书笔意。汉墓壁画题记中，也不难见到笔势开张的分书题记，河北《望都汉墓壁画题记》、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壁画题记》、敦煌((悬泉置汉代遗址壁书题记》等可为代表。漆盘上的朱书题记也流行于民间，制漆艺人在题写款识时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行业规范，任意奔放之中，具有装饰趣味，如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漆盘朱书，便是这类漆书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