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批判的时代-清代

书法批判的时代-清代       清代二百六十八年间，书祛浏作流派之多、书法思想的活跃，是前代所不能比拟的。
    清以马上得天下，人主中土。按理说，只谙弓马兵戎，而不知翰墨文章。然而，清初诸帝，都是雄才大略者。一旦天下在握，深知以边满习俗不能制中土，以刀兵之力不能久服人心，于是，不仅不毁抑以汉文化为主的中土文明，更亲炙恭行，习翰墨，嗜丹青，刻帖赐臣，作画眩众，一时风气大盛。康熙命刻《懋勤殿帖》、乾隆命刻《三希堂法帖》。康、乾之前，更有顺治帝嗜爱书画，曾以指螺纹印画水牛，指画之风实由世祖所开。王士祯《池北偶谈》云:“世祖章皇帝，以武功定天下，万机之余，游艺翰墨。”储朝野必称:‘世祖能濡毫作掌案大字。”继世祖之后，康熙酷爱董(其昌)书，臣下群起从风，竞相模仿。至乾隆朝，乾隆每至一处，必作诗纪胜、御书刻石，唯其书不仿董而仿赵(松雪)。清初诸帝，尤其是雍正、乾隆，大兴文字狱，恩威并施，一般文人学士因慑于诛戮，而潜心考古。 从事考古，不能不治文字学，直追两周秦汉，溯源上古，这在客观上便助成了碑学的兴起，所以，从嘉庆、道光始，前此盛行的帖学便逐渐衰落。清代近三百年的书学史，有人分为三期，即学董、学赵及碑学的时期。马宗霍氏则定为二期，即嘉、道以前为帖学期，其后为碑学期。两种分法，以马氏之说为妥，因为学董、学赵，虽然崇宗的人不同，却同为帖学。
    清代，取士尤重小楷，其要求之严为唐所不及，吹毛求疵，令人惊异。圣祖主庙时，因推重董书，一般士子即以此投其所好，视以为干禄求仕的捷径。
    近人徐坷编《清稗类钞》载:“新进士殿试用大卷，朝卷用白摺。阅卷者但重楷法，乃置文字于不顾，一字破碎，一点污损，皆足以失翰林。”清朱寿朋撰《光绪东华录》辑人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张之洞奏称:“百年以来，科场多重诗赋小楷，士人多逾中年，始成进士，甫脱八股之厄，又受小楷之困，以致通籍廿年之侍从、年逾六旬之京堂，各科考试，仍不能免于小楷。”至光绪朝，改变以楷法取仕，便成了当时维新派的变法要求。梁启超《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摺》痛陈以楷法取士之弊。天下学子，以楷法应考，使“内政外交治兵理财无一能举者”。
    因科场以楷法代八股束缚天下学子，一生缠死在笔头上，至老仍在仕宦门外的，比比皆是。此等人作书，性灵全无，笔笔到位，笔笔如死物。与此相反，破坏上述格局，不顾科场规矩，只将书法视为抒情手段的，却大有人在，求“怪”、求“丑”是清代许多书法家的自觉意识。清代书法，三流并存，一是因科举制度的影响形成的干禄书，二是受绘画影响而形成的“表现派”，三是受金石学的影响而兴起的“变古派”。其中，第二、三类是互为影响的。
    清代在理论方面，尤其有不凡的建树，从傅山至康有为，无不具有批判精神。这三百年是书法思想最活跃的时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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