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巘提出“学书无惑俗议”

梁巘提出“学书无惑俗议”
    梁巘，字闻山，号松斋，乾隆年间书家，平日有许多论帖评书的言论随笔、答记，死后门生代为搜集整理，成《评书帖》一卷。在这些品评书帖、评论书家的言论中，反映出他的书法美学思想。他接受了董其昌“晋人书尚韵，唐人书尚法，宋人书尚意”的论断，并有所发展补充:
        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态。
    而且对每个时代的书法特点，能一分为二分析其得失。
        晋书神韵潇洒，而流弊则轻散。唐贤矫之以法，整齐严谨，而流弊则构苦。
    宋人忍脱唐习，造意运笔，纵横有余，而韵不及晋，法不逮唐。元明厌宋之放
    较，尚慕晋轨，然世代既降，风骨少弱。
    梁巘能将不同时代的书法特点作进一步分析，是他的见识，但是他把后一代书法的出现都放在“矫前代之枉”的基础上理解，却不准确全面。不过，也终究是以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只不过从历史的书法现实看，这种发展有自觉的地方、方面，也有不自觉的地方、方面。比如魏晋以前的字体(文字形式)之变基本上是自觉的，但书体的风格形成发展却是不自觉的。古人既没有有意为甲骨创造一种风格，也没有有意为钟鼎文创造一种风格。隶体在先秦就已产生，汉代流行，风格极为丰富，却不是书家为区别于人而自觉创造，而是随情性自然形成。在汉魏书论中没有涉及风格的言论。但是到了晋代，风格的追求就逐步自觉起来，就出现了王献之建议其父“改体”的故事。当时称“改体”，就是今人所说的寻求新的风格面目;不仅要讲求工力，而且要自觉寻求潇洒妍媚的风格。唐人不是为了矫正晋人的“轻散”(晋书如果没有轻散，也就没有潇洒的审美风格了)，而是唐人有心将王书“尽善尽美”的形式(运笔结体)法度化，希望用法度保持晋人那种“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的风格。没有料想到法度的刻意讲求，便不再有晋人的创作心态，因而也不再有晋书的潇洒，但却很自然形成了反映盛唐精神的形式。宋人倒是汲取了唐人的书法经验，但没有从表面摹取唐的形式，而且认定强按法度的做作损害了意兴的表达，的确有自觉矫唐人之习的地方。但说“韵不及晋”，似也不确切。明确提出“书画当观韵”的倒是宋人，所不同的只是“韵”的内涵不同于晋人了。到明人才把晋书的艺术风格以“韵”字概括。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晋、宋各有不同的也相互不可取代的时代特点，不能以为只有晋书风格才是最高的。以晋书为评量历代书法标尺是片面的。正是这种唯晋唯王论，使书艺风格日趋单一。梁巘看出了不同时代书法风格的差异，但由于受到唯晋是崇的思想影响，在指出这些差异的同时，流露出一代不如一代的苛责。唐楷整齐严谨，而流弊“拘苦，’;但唐之狂草、行草并不“拘苦”。说宋人书韵不及晋，法不逮唐，这好比说只有盐味是最美的，糖虽然甜，却没有咸味一样，这没有意义。正是一种大一统的思想，总想把艺术统一于某一标准模式，这恰恰违反了规律。昔日齐高帝称张融书虽有骨力，但恨无二王法，张融答:“非恨臣无二王法，亦恨二王无臣法”，南朝人就不唯王是崇。二王没有苏、黄精神，一如苏、黄没有二王精神一样。时代不同，不可互相取代。如果强要宋人风格似晋，法度同唐，还有什么宋代艺术呢?下面这一点他的评价是对的，即元明学晋不可能学出晋人风貌来。他说:“元、明厌宋之放逸，尚慕晋轨。然世代既降，风骨少弱。”应该说元、明厌宋人书无晋人风貌，是没有看到书法必然要发展的规律，厌错了，“尚慕晋轨”而希望再出现一个元代的晋风，既不实际，也没有美学意义。时代没有产生晋书的条件了，学晋也学不出晋人的风韵来，倒把自己的创造意识磨灭了。这应该是历史的教训。哪有把学古当目的而能产生本时代的书法特点的呢?以一个时代(比如说以晋书)为绝对标尺以衡量别时代的艺术的高下，在中、在外，在其他艺术门类，都没有这种现象，唯独书法，从隋唐以来，几乎代代如此，这是极不科学的。中国绘画曾经有过一个时期(主要是清代)，出现这种现象。现在从根本上改变了。但是书法没有，直到此时，书评家们仍然没有摆脱唐人树立的学书模式和评书模式。原因就在于一个超稳定的极为封闭保守的社会，思维方式太难于变更了。唐太宗立下的书法审评模式，至今为人们所沿用，而不究其道理。
    且看梁嗽的书法美学思想:
        刚劲忌野，清劲忌薄。
        风姿宕往，每乏苍劲;笔力苍劲，辄少风姿;书趋沉着，忌似苏灵芝辈肥
    软。
        晋人后，智永圆劲秀拔，蕴藉浑穆，其去右军，如颜之于孔;虞永兴骨力道
    劲，而温润圆浑，有曾、阂气象;欧阳询险劲道刻，锋骨凛凛，特辟门径，独步
    一时，然无永师之韵;永兴之和，又其次矣。
    字里行间，始终流露着“不激不厉、中和为美”的思想，也就是说，他基本还是在这个模式内思考书艺。
    但是他指出人们在学书中常出现的一种心理现象，却值得重视:
        学欧病颜肥，学颜病欧瘦，学米病赵俗，学董病米纵，复学欧、顾诸家病量
    弱，初时好以浅泥薄古人，及精深贯通，始知古人各据神妙，不可攀挤。
    以这一个为尺子，就会否定那一个，反之也是一样。初看古人书，以为没什么了不起，待深人领会，才知道“古人各据神妙，不可攀跻”。说得太好了。     可不可以把这一观点放大，用来观照各个时代的书法呢?果能如此，人们就不会总以晋人为尺子否定晋以外的一切时代了。如果我们以宋人为尺子，不是也可以否定晋唐、元明吗?梁a看到了学书中经常产生的审美观照的片面性，却不能将此思想扩而大之，用来观照各时代的书法。         梁巘提出“学书无惑俗议”（2）      
    其次，他已对元明书不满，对元明代表性书风持否定态度，而且敢于肯定突破这种书风的人物。说:
        子昂书俗，香光书弱，衡山书单。
        张瑞图书得执笔法，用力劲健，然一意横撑，少含蓄静穆之意，其品不贵。
    瑞图行书初学孙过庭《书语)，后学东坡草书《醉翁亭》，明季书学竞尚柔媚、
    王(铎)、张(瑞图)二家力矫积习，独标气骨，虽未入神，自是不朽。
    这是很有见识的。当然这一认识的形成也有一个发展过程。他也曾跟着前人的思维模式，说:“董元宰、张得天直接书统，卓然大家”。说王铎“体格近怪，只为名家”。而最后修正看法，指出“明季书学竞尚柔媚，王、张二家力矫积习”。而且热情肯定“虽未人神，自是不朽”，更显见识。
    而我们认为梁嗽最值得称道的，是他确实感到流俗的审美趣好，有害书法艺术的追求，因此他告诫人“勿惑俗议”:
        学书勿惑俗议。俗人不爱，而后书学进。
    提出这一观点，至少反映出:一、其时常有俗议惑人。真识书者少，自以为善鉴而满脑子陈腐庸俗的书学观的腐儒，统治着书坛。在某个时期某种条件下，它可能很有权威性，似乎要左右书法的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二、作者坚信只有用自己真实的艺术修养和热忱，坚持走自己的道路，越为俗人不爱，越足以说明自己的进步。
    其实，何止某一时期如此，在任何时候，审美修养都有高下，水平低下者所要欣赏所能欣赏的，常常不是优秀的艺术，甚至是极庸俗的东西。艺术只有以自己高尚的境趣才能陶冶人们高尚的情操。为此，在俗议面前，艺术家应有其清醒的头脑。有的人做时俗的尾巴，实际是本身思想境界不高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