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山提出“四宁四毋”以“挽既倒之狂澜”

傅山提出“四宁四毋”以“挽既倒之狂澜”
    清初，最早出现的不是傅山的书学论著，除了一些论书的函札，傅山甚至没有专门的专学著述，但是傅山书法美学思想最有时代特点，所以我们首先来论述他。
    时经元、明，从总体看，书风变得更趋姿媚、更甜熟，却缺少气骨、缺少高韵了。这是傅山对时代书况的基本估计。他的书论、他的美学思想的阐发，都是从这一基本点出发展开的。
    但由于傅山的世界观本身存在着复杂的矛盾，其书学观也是多重矛盾的复合体。
    傅山所有书法观点、书法美学思想，都反映在所著(霜红龛集》各有关篇章中(本章所引傅山言论，未注明出处者，均见该集)
    其一，他并没有摆脱传统的人品决定书品的儒家书学思想。所以他也提出“作字先作人”。其一首五古中写道:
        作字先作人，人奇字亦古。纲常叛周孔，笔墨不可补。诚悬有至论，笔力不
    专主。一肴加五指，乾冲六丈睹。谁为用九者，心与腕是取。永直溯羲文，不易
    柳公语。未习普公书，先观鲁公话。平原气在中，毛颖足吞虏。
                                          (《霜红愈集》卷四《作字示儿孙》)
    其二，他认为“写字之浸透，不过一正”，“正极则奇生”，就是书之大巧。他说:
          写字之妙，亦不过一正。然正不是板，不是死，只是古法。且说人手作字，
      定是左下右高，背面看去皆然，时面不觉。若要左右最平，除非写时令左高右
下，如勒横画，信手画去则一。加心要平，则不一矣。难说此便是正耶?
                                                      (卷廿五《字训》)
    写字只在不放肆，一笔一画，平平稳穗结构得去，有甚行不得?
                                                      (卷廿五《字训》)
    写字无奇巧，只在正拙。正极奇生，归于大巧若拙已矣。不信时，但于落笔
时先萌一意:我要使此为何如一势。及成字后，与意之结构全乖，亦可知此中天
倪造作不得矣。(卷廿五《字训》)
其三，他认为作字必须笔笔似古人，否则不成字:
    字与文不同者，字一笔不似古人，即不成字。文若为古人作印板，尚得谓之
文耶?此中机变，不可胜道，最难与俗士言。
                (《杂著》卷廿二)
    晋自晋，六朝自六朝，唐自唐，宋自宋，元自元，好好笔法，近来被一家写
坏;晋不晋，六朝不六朝，唐不唐，宋元不宋元，尚焕焕妹妹，自以为集大成。
有眼者一见，便窥见室家之好。
                                              (《杂著》卷廿五(字0))
其四，傅山认为作字贵得天倪:
    凡事天胜，天不可欺。人绳天矣，不习于人，而自欺以天，天悬空造不得
也。写字一道，即具是倪，积月累岁自知之。
                                                      (《杂记》卷廿七)
    旧见猛参将标告示曰:子初六奇奥不可言，尝心拟之，如才有字时。又见学
童初写仿时，都不成字，中而忽出奇古，令人不可合，亦不可拆，颠倒疏密，不
可思议。才知我辈作字，卑郡捏捉，安足语字中之天?此天不可有意遇之。
                                                      (《杂记》卷廿九)

 

    傅山提出“四宁四毋”以“挽既倒之狂澜”（2）

 

 

其五，他表示了对“奴书”的极端厌恶。其《杂记》(卷廿七)写道:
    不构甚事，只要不奴。奴了，随他巧妙雕钻，为狗为鼠而已。
    字亦何如人事，政复恐其带奴俗气，若得无奴俗气，乃可与论风期日上耳。
不‘准字。
    以上这些重要观点，基本精神又集中体现在(作字示儿孙》(卷廿五)一文中:
    贫道二十岁左右，于先世所传晋唐书法，无所不临，而不能略肖。但得赵子
昂、董香光诗墨迹，爱其圆转流丽，遂临之，不数过，而遂欲乱真。此无他，即
如人学正人君子，只觉难近，降而与匪人游，神情不觉日亲日密，而无尔我者然
    也。行大薄其为人，痛恶其书浅俗，如徐惬王之无骨，始复宗先人四五世所学之
    香公，而苦学之，然腕杂矣，人不能劲瘦挺拗如先人矣。比之匪人，不亦伤乎?
    不知董太史何所见，而遂称孟撷为五百年中所无?贫道乃今大解，乃今大不解。
    写此诗(指前面引述的那首五古—引者)仍用赵态，令儿孙革知之.勿复犯
    此。是作人一著。然又须知却是用心于王右军者，只缘学问不正，遂流软美一
    途。心手之不可欺也如此，危哉!尔辈读之。毫厘千里，何莫非宁拙毋巧，宁丑
    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足以挽临池既倒之狂澜矣。
    下面，我们就这些观点进行讨论。
    傅山认为人品决定书品，因此提出“作字先作人”。作人的标准是周孔的纲常名教，作字的标准是古法古风。人品高，即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书品高，就是得古法、有古风。
    作为受周孔之道熏陶的封建社会知识分子，讲求民族大节，讲求封建道德的完善，以这种精神为书，以古之质朴为美，用历史主义的眼光看问题，都是无可非议的。问题只在(从学术的角度看):是不是“心正则笔正”?“柳公语”有科学性没有?苏东坡只说:“古人论书者，兼论其平生，苟非其人，虽工不贵也”。与苏同时的朱长文说书法“虽其为道，贤不肖皆可学”，‘’岂以不肖者能之而贤者邃弃之不事哉”!苏东坡还说:“世之小人，书学虽工，而其神情终有唯吁侧媚之态，不知人情随想而见，如韩子所谓窃斧者乎?抑真尔也?然至使人见其书而犹憎之，则其人可知矣’，。就是说，对于“不肖”的“小人”所作的书，感觉有“唯肝侧媚之态”，可能是心理上的成见起作用。当然也有些字一看就令人生厌，则可能是作品意趣、格调确实低下。因为书法究竟要反映创作主体的精神气格、审美趣好。这些论述是实事求是的。因为所谓人品，属道德范畴，书品属艺术范畴。在阶级社会，道德是有阶级标准的。对人品的评价可以影响对艺术的评价，但人品不等于书品。在学术空气比较自由的东晋，王献之可以劝其父改体，可以公开对人说，自己的字比父亲的写得更有妍趣。当时只有人不同意他的艺术评价，却没人非议他的人品。但是到了封建鼎盛期的唐代，孙过庭就认为王献之说这种话，不合周孔的道德标准，就涉及“人品”了。但后人并不就因此否定王献之的艺术。傅山的人品标准也很清楚:周孔的纲常名教。—是不是违背周孔纲常就是无品的人?就写不出品高的字?是不是“人奇字亦古”?是不是只有合“古法”、有“古意”的字才是上品?—不能笼统这么看。明人李蛰，就是“纲常叛孔周”而品格为后人所重的大思想家，封建帝王以其大逆不道，将其下狱致死。他坚持真理，宁死也不改变自己的观点。这样的人品难道还不高?至于说“人奇字亦古”，也不符合历史事实:王右军变汉魏之“古”，而立其时之“今”。六朝人崇二王却不崇秦汉，唐人学楷只宗晋，元明清人学楷也只重晋唐。秦汉比晋唐“古”得多，人们并不唯古是崇。前人所以崇晋唐，无非因为这两个时代为实用的正行书提供了最多，人们并不唯古是崇。前人所以崇晋唐，无非因为这两个时代为实用的正行书提供了最佳范式和最严谨的法度，而不仅仅因为他们“古”。
    傅山说“写字无奇巧”，“正极奇生”，“归于大巧若拙……”这些观点也太绝对、太片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