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       来源于:中国书画网

艺术自觉意识的强化
    自宋代以来,书、画经历了一个合流的历史时期,至清代,终于结出了硕果。这个硕果,不妨称之为“画家字”。
    书法毕竟过于贴近实用,它不像绘画纯粹以艺术面目出现,所以,从创作思想上讲,艺术观念的确立,便是至关重要的了。我们看到,从宋代以后,一方面是书法思想注人绘画,但绘画意识也渗人书法,自此,书法的艺术自觉意识强化了。所以,书法史上的大师,宋以后,罕有不是画家的。他们以绘画的精神作书,追求情趣,重视个性表现,乃至标新立异、别出心裁,在笔法、结体及章法上,都有了巨大的变革。
    将这个趋势描述得最清晰的,是清代道光年间的周星莲。他说:         以书法透入于画,而画无不妙;以画法参入于书,而书无
不神。故曰:善书者必善画,善画者亦必善书。
    自来书画兼搜者,有若米襄阳、有若倪云林、有若赵松
雪、有若沈石田、有若文衡山、有若董思白。其书其画类能运
用一心,贯串道理,书中有画,画中有书。非若后人之拘形迹
以求书,守格辙以求画也。         自然,他不可能一一尽举,即如朱聋(八大山人)、金冬心即未列人。
    “拘形迹以求书”,确是书家通病,救治这病的药方,便是强化艺术意识。但是,我们看到清代以前的画家作书,如苏、米,如赵、董,虽有变,而不“怪”。至清代,画家作字,变异的幅度便大了。
    绘画观念的增强,使书法的艺术意识大为提高。何况,纯粹从形式上看,明、清时期,文人画的题款文字日见其多,乃至在幅面上竟然字多于画。为求书法风格与绘画情趣的谐调,书法便不能不力求变化,所以,不仅八大、金农、板桥的字“怪”,至近、现代,如潘天寿、来楚生、赵少昂等画家的字,也都奇趣横生。追求审美情趣的观念已居首位,而实用的可识性反降居其次了。明白地说,便是“看上去美”的观念已取代了“看上去明白、能认”的实用观念了。     形式与思想是互为影响的,切不可小看绘画题款这一形式对书法风格的影响。唐人只用小字题在树根石罅间,这只是简单的标记,文字还不能与绘画融为一个完整的艺术有机体;书法不好的,便只得在纸背落款。宋代开始有以年月纪志的,但只是小楷一行。至东坡开始用大行楷,或有跋语三五行,已开元人风气。 到了元代,倪云林往往有题跋百余字的。从此,书法随着绘画题款的增多而直接介人绘画,这时,已不仅仅是用书法技巧作画的问题了,而是明明白白地介人,“虽侵画位,弥觉其隽雅”。
    绘画从无题款到有题款,再发展至与题款相辉映,绘画便觉情趣始足。这样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最有说服力地证明书法在艺术领域内的地位,这样一个过程,也是书法的艺术观念日益强化的过程。“唐人尚法”,不能不严守规矩,“宋人尚意”,已开始了抒写胸襟的里程。
    清代画家的字,具有更大的表意性与装饰性,与前人风格大相径庭。
    石涛(1630年一约1718年)为亡明后裔,俗名若极。是清初四画僧之一,在画史上地位极高。他的字,行书中兼有隶法,又含六朝造像记笔意,隶书则写得很新奇。秦祖永《桐阴论画》云:“石涛尤精分隶书,王太常云:大江之南,无出石师右者。可谓推许之至。”   关连: 书法   艺术自觉意识的强化(2)    
    朱聋(1626年一约1706年)也是亡明后裔,释号八大山人,与石涛同为四画僧。八大喜以秃笔作书,因此,线条粗细大体一致,字的结体及整幅的章法,是以画家的构图意识去意匠经营,风格十分独特。吴修《昭代尺犊小传》谓八大书“有别趣”。
    金农(1687年一1764年),号冬心,为画坛“扬州八怪”之一。他的书法即声名很大的“漆书”。
    郑燮(1693年一1765年),号板桥,“扬州八怪”之一。自称其书为“六分半书”。
    金农、郑燮在画史上地位极高。他们写字,宛若以画意去从事,务求新奇,而不蹈古人旧辙,个人风格十分突出。清人杨守敬说:“板桥行楷,冬心分隶,皆不受前人束缚,自辟蹊径。”
    其他如陈鸿寿、如清末的吴昌硕,都是杰出的画家,而其书法风格,无不新奇。创作者的主观精神影响、支配艺术创作关系其大。
    画家当然是艺术家,绘画当然是艺术,但能写字者不一定是书法家,写字不一定是艺术活动。石涛云,“用情笔墨之中,放怀笔墨之外”气实用性写字,便无所谓“用情”、“放怀”的问题。绘画,动手就须“用情”、“放怀”,而写字,则不然。画家作字,“用情”、“放怀”的意识就强得多。石涛又云“笔墨当随时代”。现代画家傅抱石解释此话云:“笔墨技法,不仅仅源自生活,并服从一定的主题内容,同时它又是时代的脉搏和作者的思想、感情的反映。”措大写字、科场楷法,便无从谈“随时代”的问题。
    在这个思想支配下,清人谈笔墨之法,已不再老生常谈,喋喋于使转提按,而更多的是从艺术表现的思想高度来谈技巧、法度,从而赋予了书法新的生命活力。板桥说“领异标新二月花”,艺术就必须独创,不新不异,人人面目都如右军,那还算什么创造?“同我者死,异我者生”,这是名言。各个时代的书法虽自有其面目,但在这个领域以内,遵古循法的思想却较严重,而标新立异的意识却不太强。
    对现代、当代书法思想影响最大的,正是清人这种见解。清人书法,竞相标新立异,实在得力于画学思想的介人。始于宋人、盛于清人的这个思想发展轨迹,清晰可辨。
    学者对画学思想之介人书法,论述鲜少,只不厌其烦地谈金石学介人书法后所兴起的碑学,事实上,画学介人书法,至少在北宋时代已成大观。诚然,中国文人,以诗、书、画、印为修养的四科,在宋、明便已成格局。过去,论风格流派的成因,只从文字渊源等外部因素去寻觅,而较少从艺术家主观的内在因素去探求。金石学介人,毫无疑问极大地影响清代书法,但这种影响,是在文字学意义上对书法家的启示。何况,嘉、道以后的书法,是画学、金石学从不同的角度影响书法。画学、金石学介人书法后,产生了复杂的“化合”作用,新的书法流派才告诞生。由此,我们发现了一个现象,赵、董诚然是帖学,同时是画学大师,而开清代碑学风气的金农、郑板桥,也是画学大师。所以,碑学、帖学,并非水火难容,在艺术思想上,二者也有一致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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