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梦麟书法：承旧学不拒新潮

蒋梦麟书法：承旧学不拒新潮
作者 管继平
    提起北大的名校长，毫无疑问，人们第一反应就是五四时期的蔡元培先生。因为，我们常说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老北大精神，就是蔡元培执掌北大时所倡导并确立的。不过很多人也许不知，其实蔡先生真正主持北大的时日很短，从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上任至一九一九年五月正式提出辞呈，才三年零几个月而已。其后经挽留虽也挂着校长之衔，而实际代为处理校行政事务的则是他的学生、时任北大教授兼总务长的蒋梦麟先生。而就是这位蒋梦麟先生，自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六年曾三度代行北大校长职权，后又于一九三O年冬正式担任北大校长至抗战胜利，先后主持校政十七年，是迄今为止白勺北大历届校长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

    尽管在百多年的北大历史中，蒋梦麟校长的执政期最长，对北大精神的延续和发展，功不可没。但在影响上，他似乎难及前辈蔡元培以及后任的胡适。难怪著名史学家、也曾任过北大代理校长的傅斯年先生后来有这样的评断:“蒋梦麟的人格魅力不如蔡元培.学问不如胡适，但办事却比他们高明。’对此说法，蒋梦麟也玩笑地附和说:“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    这颇为出名的“功臣”与“功狗”之喻，传播甚广。众所周知，其实蒋梦麟先生何尝不是北大的“功臣”?之所以其以“功拘”自喻，当然与他素来的低调性格有关，就像刚开始代理蔡元培校长时，他在一次教职员会议上说“自己只是蔡先生派来按印子的，一切仍由各位主持”的话，他推行的即是蔡先生的“教授治校”口号.提倡学术自由、科学民主。后等到他真正执掌北大时，他又对胡适等各院院长说:“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总是将风光的事留给别人，而自己则退于幕后。五四时期的北大，可是大师云集、名家荟萃的高峰学坛，要当好这样的“坛主”，倒也非要有一位冲和谦退、锋芒不露的人物不可。而这一点，蒋梦麟恰也如此。叶公超曾就说，朋友中从来不发脾气的，只有梦麟一个人，“纯厚，同情，宽容是他的本性”。蒋梦麟晚年撰写回忆录时，说起北大的一批风云人物如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和周氏兄弟等，则写道:“有人说北京大学好比是梁山泊，我说那么我就是一个无用的宋江，一无所长，不过什么都知道一点。因为我知道一些近代文艺发展的历史，稍有空闲时，也读他们的作品，同时常听他们的谈论。古语所谓‘家近通衡，不问而多知’。我在大学多年，虽对各种学问都知道一些，但总是博而不专，就是这个道理。”在梁山的众多头领中，宋江武艺虽低，声望却高，他能将天下英雄尽致招罗门下，并将梁山发展到鼎盛之阶段，我想那就绝对不会是一个一无所用的人了。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    蒋梦麟擅书，但书作大陆并不多见。这可能与他一生从事教育、为人低调不喜四处题字有关，加之他后来去了台湾，官至“行政院秘书长”，所以在我们这里的影响甚微。作为一名教育家，蒋梦麟其实有很高的地位。当年民国曾有文武两个“蒋校长”之说，武的为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文的就是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在他七十寿辰时，台湾“教育部”还特颁予“当代儒宗”之匾，以嘉奖他于教育事业上所做的贡献。然而，大陆读者往往只知“人民教育家”陶行知，而不知还有个“资产阶级教育家”蒋梦麟。其实两人可谓师出“同门”，当年留学哥伦比亚大学师从美国哲学家、教育学家杜威时，“胡适、蒋梦麟、陶行知”有杜威在中国的“三大弟子”之誉。胡适是著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陶行知由歌颂孙中山(诗作《锄头歌》)到歌颂马克思，并留有“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至理名言，蒋梦麟和他们相比，自然是声名不显了。    虽说蒋梦麟是留美学生.对西方的民主教育思想颇为认同。但他JL时所受的则是私塾教育，为了科举而求学，四书五经背得烂熟，课字习书自然也不会松懈。少年时父亲曾问他长大是“经商”还是“做官”?尽管童年的教育对蒋梦麟而言索然无味，但当时那种“学问重于一切”的风气还是影响了他，尤其他看到清朝官员皆从科举而出，而唯有饱学之士方可金榜题名，因此。他决定努力向学。一九O四年，十八岁的蒋梦麟终于在绍兴通过了郡试，也就是中了秀才。随后他又来到了上海，轻松考取了上海南洋公学。顺便说一句.上海南洋公学是所亦新亦旧的学堂，其课程也分为两类，一是中国旧学，一是西洋学科。蒋的中西两类学科都不错，有一次还同时获得两门考试的荣誉奖，幸蒙校长的召见呐。

    蒋梦麟的书法作品虽不多，但所见墨迹皆有相当的功力。他的行楷15蕴藉舒秀，绵里藏针，似有张黑女、褚遂良、赵松雪之风;其隶书则线条舒展，笔势飞动，一波三折，雅逸自然。我在一本由程道德先生主编、北京图ii馆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北京大学著名学者手迹》中，见到蒋梦麟先生写于一九四O年的一幅“临汉曹全碑”书作，以楷书的笔法作隶书，从中也颇可读出蒋梦麟不俗的汉隶之功夫。    上世纪四十年代前期，蒋梦麟曾写信与胡适谈起，在自己的余生二十年里，他想做三件事:一是研究书法，二是办学校，三是写英文，目的是为了“使西洋能真正了解中国”。后他利用在昆明的西南联大执教的余暇，果真用英文写就一本回忆录《东土西潮》在美国出版。十多年后，他在台湾又将此书译成中文，名为《西潮》，成了台湾青年人手一册的畅销书。至于他后来对书法是否作过专门研究，不得而知。但我从他人的文章中偶尔也读到他论书的片言只语，可知他于书学之道也非仅仅局限于一般的创作阶段。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    蒋梦麟的字与其儒雅内敛的性格也颇有类似之处。他在北大时就说自己做事全凭“三子”:“以孔子作人，以老子处世，以鬼子力、事。”前二者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以濡家哲学立身，以道家方式处世”也，而后者所谓“鬼f -”者，即洋鬼子也。意指以西方的科学精神办事。我想，民国时期之所以能涌现出大批学贯中西的名家学者，如蒋梦麟一般，既有深厚的旧学根底，又有新潮开明的思想理念，这与当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进，以及当时所崇尚的人文精神是密不可分的。    不过蒋梦麟先生虽学问严谨，性格温和，写字也中规，扫矩，但其人生却也偶有惊人的“神来之笔’。他将男女关系有“膏药”之妙喻:一曰狗皮膏药，贴时不容易，撕开也痛，旧式婚姻之谓也。二曰橡皮膏药，贴时方便，撕开也不难，普通婚姻之类也……之所以产生如此感悟，盖因他也有过几次“膏药”的揭贴之痛。一九三六年，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由于北大挚友高仁山被奉系军阀所杀，蒋梦麟不顾非议，迎娶挚友的未亡人陶曾谷女士。此举在北平学界引起了震动。婚礼那天，蒋邀请胡适做证婚人，而胡太太则认为蒋梦麟为了陶而与原配离异，有亏于道德，故而紧锁大门不放胡适出去，但胡适也不是“p种”，置大学者的斯文体面而不顾，毅然从后窗爬出，按时赶赴了好友的婚宴。    这都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故事了，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空气下，我发觉许多文人不但学问好，故事往往也演绎得很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