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龢论“古质”与“今妍”的必然性

虞龢论“古质”与“今妍”的必然性
    虞龢，南朝宋泰始年间(生卒年月不详)书家，会稽余姚(今浙江余姚县)人，官中书侍郎，其所著《论书表》一卷，虽是一篇专记二王书事的文章，但它对人们的审美要求的发展变化，对妍媚之所以出现和人们对妍媚的审美态度，作了很好的解释:
        夫古质而今妍，数之常也。爱妍而薄质，人之情也。钟、张方之二王，可谓
    古矣，岂得无妍质之殊?且二王暮年皆胜于少。父子之间又为今古。子敬穷其妍
    妙，固其宜也。
    这是十分深刻的具有辩证发展观的美学思想。他纵观历史，看到了“古质而今妍”的事实。所不同的是，他并不像许多人认为的:今人没有古人的拙朴，是一种退化。恰恰相反，他认为古质今妍，是历史的正常发展。用现代人的话说，正因为人的本质力量不断丰富，人的创造能力更加旺盛，人才有可能使原来的粗朴变得精妍(说明其所谓的妍媚，首先是技艺的精熟)。虞龢说“爱妍而薄质，人之情也。”他把爱妍当做人的本性来认识。
意思是古人并不以粗朴为美，而是求精妍不可得才呈现拙朴。在有可能求精妍时，书人是极力求之的，所以是“数之常也”。
    在虞龢看来，“妍”与“质”不是两种绝对对立的审美形态，而是相对的。以钟拜张芝和二王比，钟、张古于二王，因而钟、张就没有二王的精妍，但钟、张又要比他们的前人精妍。  这是事实。以二王的少时和老年比，以小王和大王比，都因时代的先后，年纪的少长不同而呈现妍质之差。尽管子敬工力不及其父，但“媚趣过之”就是必然了。所要说明的是，虞龢所说的“妍”，并非今人所称的具有贬意的“漂亮”、“俗媚”，而是反映那个时代审美理想的秀雅、精妍。
    这个观点说明:“妍”与“质”具有相对性。相对性表现在时代性、时间性上。后来者比先行者只会越来越妍媚，今天必然比昨天妍媚，明天的妍媚必然胜于今天。
    处在他所处的时代，产生这样的认识，用这样的认识去批判那些一味迷信古人不敢肯定时代书法审美追求的思想，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而且南朝书法在羊欣、王僧虔等一批书家倡导下，也确实越来越妍媚了。
    但是，书法发展的历史总趋向是不是日益妍媚?“爱妍而薄质”是否永远是“人之情也”?历史发展的情形当然比他所想的复杂得多，人们的审美心理也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并不一味“爱妍薄质”，而是越来越丰富，这是虞龢所不曾料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