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时期北魏书法

洛阳时期北魏书法
    公元494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掀开了北魏历史新的一页。
    北魏都城南迁之后，民族大融合得到有力的推动，北魏的文化事业也进一步发展。随着汉化政策的逐步推动，汉文化逐渐在全体国民中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而代表汉文化正宗的南朝士族文化也逐渐开始熏染北方，无论是这一时期的诗歌文学还是书法艺术，北魏都受到南朝的极大影响，并因而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北魏的文化面貌，书法艺术也更加繁荣。
    洛阳时期的书法家有可靠记载的较少，其中最出名的是郑道昭。
    郑道昭(?-516)，字嘻伯，荥阳开封(今河南开封)人，郑羲次子。自号中岳先生。少好学，博览群书，好为诗赋。历官秘书郎、员外散骑常侍、国子祭酒、平东将军、光州刺史、青州刺史，加平南将军。谥文恭。
    关于郑道昭的书法艺术，史书中并没有记载，而在《云峰山石刻》等作品的文字之中却有郑道昭的名字，所以清代学者除了确认《云峰山石刻》为郑道昭所书之外，还将风格相近的《郑文公碑》即郑道昭父亲郑羲的墓碑书法归于郑道昭名下。
    清代以来所出土、发现的北魏洛阳时期的书法遗迹，为我们展现了北魏书法的丰富与灿烂。篆书和隶书虽然时有发现，这一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却是楷书。其书写形式则有碑志、造像、摩崖、塔铭、写经等.
    北魏洛阳时期的碑刻书法主要是楷书，数盆之多，令人目不暇接。因这些碑刻的书手不一，刻工的水平不一，造成各碑书法风格迥不相同。康有为在其《广艺舟双揖》中使用“奇逸”、“古朴”、“古茂”、“瘦硬”、“峻美”、“精能”、“奇古”、“虚和”、“丰厚”、.庄茂”、“方重”、“圆静”等一系列词汇形容魏碑书法的审美特征。从总的风格来看，迁都洛阳以后的初期作品比较古朴雄浑，保留了许多前期风格。之后，北魏皇室的元氏墓志成为当时比较流行的通用书体，这种书体的特征是结体宽博，点画秀润飘逸，体态端庄，刻工细腻精美，如《元祯墓志》、《元弼墓志》、《元羽墓志》、《元详墓志》等。元魏皇室墓志的风格还对唐代书法家李A的行书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而民间造像题记，如龙门石窟造像和其他地区的造像题记，大都书写草率，刻工粗糙，但别有一种粗犷猛厉的风格气韵。迁都格阳之后，北魏碑刻书法即处于急剧的演变之中，其主要的演变方向就是吸收南朝书法的秀雅之气而走向工整娟秀，越到后期，情形越是如此。因此，从其刻石的年代可以知道其书法风格的大致走向。
    北魏由于佛教发达，不仅为我们留下了著名的大同石窟和龙门石窟，更留下了无数造像题记。这些造像题记的书写者大都是无名书家，应施主之请而书石刻字。刻写的时候以刀代笔，刀法迅捷草率，所以点画瘦硬坚劲，虽然缺少蕴籍含蓄，却别有风味，从中可以见出北魏民间汉字书写的基本情况。而清代乾、嘉以后，随着碑学书法的兴起，这些佛教造像题记备受重视，对清代书法曾经产生重大影响，直到今天这种影响还在延续.这一时期造像题记的代表作品有:
    《解伯达造像记》全称《司马解伯达造像记》，太和年间刻石。在洛阳龙门山古阳洞北壁，是龙门二十品之一。属早期刻石，带有强烈的时代风气，点画方峻，气势雄强，结字随意，自有奇趣。   范曾书法     洛阳时期北魏书法（2）  
      《孙保造像记》全称《北海王国太妃高为孙保造像记》，太和、景明间刻石。在龙门山古阳洞顶部，是龙门二十品之一。气韵豪放雄健，结体疏朗，气势开阔，点画则秀美劲健。
      《元详造像记》全称《北海王元详造像记》，太和年间刻石。在洛阳龙门山古阳洞北壁，是龙门二十品之一。属早期刻石，带有强烈的时代风气，点画方峻，气势雄强，结字随意，自有奇趣。
   《孙保造像记》全称《北海王国太妃高为孙保造像记》，太和、景明间刻石。在龙门山古阳洞顶部，是龙门二十品之一。气韵豪放雄健，结体疏朗，气势开阔，点画则秀美劲健。
   《元详造像记》全称《北海王元详造像记》，太和十八年(494)十二月刻石，在龙门山古阳洞北壁。龙门二十品之一结字方整，笔势秀美娟丽，疏朗洒脱，代表了当时洛阳元魏皇室所喜爱的典型书风。
   《尉迟造像记》全称《长乐王丘穆亮夫人尉迟为亡息牛撅造像》，在龙门山古阳洞北壁，龙门二十品之一点画方厚精整，棱角森然狱逸，凌厉果断，但缺少韵味。
   《始平公造像记》。全称《比丘慧成为亡父洛州刺史始平公造像记》，太和十二年(498)刻石。龙门二十品之一，后署“孟广达文，朱义章书”。在洛阳龙门山古阳洞北壁，乾隆年间为黄易访得。通篇为阳文镌刻，纯用方笔，起笔锋锐，行笔万毫齐力，转笔果断，外方内圆，雄强朴茂，灵秀道逸，为北魏碑刻中的神品。
    《郑长献造像记》全称《云阳伯郑长欲为亡父等造像记》。景明二年(501)刻石。在龙门山古阳洞南壁，是龙门二十品之一。书法融篆隶于一体，点画方折，造型奇特，波碟变化多姿，充满了天真朴拙之趣。
      《孙秋生造像记》全称《新城县功曹孙秋生、刘起祖二百人等造像记》。景明三年(502)五月刻石。点画方折遒丽，结体丰满，严谨而坚劲，质朴而精悍，耐人寻味。
      《广川王造像记》全称《广川王祖母太妃侯为亡夫贺兰汗造像记》。景明三年(502)八月刻石，在龙门山古阳洞顶部，龙门二十品之一。结体敬侧随意，点画之揖让变化多端，或疏或密，纯朴自然。
      《姚伯多造像记》陕西耀县出土，是比较少见的北魏道教造像碑刻。令人惊叹的是，其书法虽刻写随意，结体松散，但大小参差，笔画巧拙相生，极其自然活泼。而书体则介于楷书和隶书之间，很有意趣。
    达官贵族的墓志也是北魏书法的一个重要载体。这些墓志的书写者也大多没有名气，但肯定是当时比较著名的写手。到北魏后期的熙平、正光、孝昌年间，墓志书法更倾向于端庄秀丽，结体精严，逐渐融入南朝秀雅之气，开始向隋、唐楷书过渡，如《元尚之墓志》、《元纂墓志》、《元均之墓志》、《元肃墓志》等。短短的二三十年之间，前后风格的变化十分明显。
      《元祯墓志))太和二十年(496)刻石，1926年出土于河南洛阳。点画方折峻峭，横画起笔出锋斜按，收笔下顿，左低右高，体势敬侧，撇笔和捺笔都比较长，显得气势开张，很有特色。这一类书风在洛阳时期的碑刻之中比较常见，如《元绪墓志》(507)、《元继妃石婉墓志》(508)、《封听墓志》(512)等。
   《元弼墓志》全称《魏故元咨议墓志铭》，太和十二年(499)九月刻石，1926年出土于洛阳。点画秀润，体格端庄，布局疏朗，在魏碑之中属于清秀温润一路。
      《任城王妃李氏墓志》。全称《魏雍州刺史任城王妃李氏墓志铭》，也称《元澄妃李氏墓志》，景明二年(501)二月刻, 1932年出土于洛阳，现存西安碑林。用笔劲健，结体活泼自然，其点画特征与《元祯墓志》非常相似，而更加秀润旷朗，别有韵味。
   《元羽墓志》全称《侍中司徒公广陵王墓志铭》。景明二年(501)七月刻石。1918年出土于洛阳。点画秀润潇洒，刻工精美，气韵秀雅而不失雄放，是元魏皇室碑刻的代表作品之一。
   《元思墓志》正始四年(507)三月刻。1916年出土干洛阳。属元魏皇室墓志之一，风格也非常接近，遒媚疏朗，潇洒飘逸，秀美动人，足可以与《元羽墓志》等媲美。   洛阳时期北魏书法（3）

 

   《元嵩墓志》全称《故使持节都督扬州诸军事安南将军赠车骑大将军领军将军扬州刺史高平刚侯之墓志铭》，正始四年(507)七月刻石，1932年出土于洛阳。元魏皇室墓志之一，结体方整，点画秀雅潇洒，侧锋中锋并用，具有了更多的今楷成分。
   《元详墓志》永平元年(508)十一月刻石。1920年出土于洛阳。元魏皇室墓志之一，与《元思墓志》等风格接近，只是更加细润。
    《司马悦墓志》永乎四年(511)刻石，1979年出土于河南孟县。体势峻拔，潇洒飘逸，和元魏皇室墓志的书法凤格十分接近，风格鲜明突出。
    《封听墓志》全称《魏故奉朝请封君墓志》，永平五年(512)四月刻石。1930年出土于洛阳。体方势圆，气势雄强，风格与《司马悦墓志》等十分接近。
      《部乾墓志》全称《魏故征虏将军河州刺史临泽定侯郑使君墓志》。延昌元年(512)八月刻石，现藏西安碑林。楷书，结体规整，点画遒丽，用笔坚劲而洒脱，自然流宕，在北魏墓志中属于雅健中和者。
      《元显妃李元婆墓志》全称《魏北海王妃故李氏墓志铭》，延昌元年(512)八月刻石，1920年出土于洛阳。书风端庄秀润，结体茂密，点画劲爽，淳厚浑朴，具有相当的审美价值。
      《元诊墓志》全称《魏故使持节a骑将军冀州刺史尚书左仆射安乐王墓志铭》。延昌元年(512)八月刻石，1917年出土于洛阳。书体属元魏皇室风格，点画精劲，法度谨严，而生动不足。
    《元怀墓志》熙平二年(517)八月刻石，1925年出土于洛阳。因出土较晚，点画锋芒毕显，秀劲圆润，结体宽博端庄，布局疏朗，气韵雅正，属标堆的元魏皇室流行书体。
      《元遥墓志》熙平二年(517)九月刻石，1919年出土于洛阳。碑文结体端方，点画硬朗，开阔大气，在同时期的魏碑之中比较难得。
      《刁遵墓志》全称《雏州刺史刁惠公墓志铭》，熙平二年(517)十月刻石，清雍正年间出土于河北南皮。结体端庄雅秀，用笔方圆兼施，行间茂密，风神爽朗，阳刚和阴柔之美兼具。
      《崔敬邕墓志》全称《魏故持节龙骇将军督营州诸军事营州刺史征虏将军太中大夫临青男崔公之墓志铭》。熙平二年(517)十一月刻石，清康熙十八年(1679)出土于河北安平。用笔方圆兼备，点画灵动多变，动感较强，而含蓄蕴藉，较有书卷之气。
      《张玄墓志》全称《魏故南阳太守张玄墓志》，清代为避康熙皇帝玄烨的名讳而改称《张黑女墓志》。普泰元年(531)十月刻石。点画娟秀，布局疏朗，神采飘逸，与同时期的北魏碑刻风格差别较大。清代书法家何绍基曾用功临写，并称其“化篆、分入楷，遂尔无神不妙，无妙不臻。”为备受关注的北魏碑刻之一。
      《元徽墓志》结体平正，间杂隶书的波挑，但其结体基本属于正方形，宽松得宜，和楷书比较接近。
    北魏碑石比较少见，但书法水平普遍较高。因为树碑者都是当时的社会上层，有足够的财力树碑立传，并延请名家书刻，所以为我们留下一批比较好的碑刻作品。其中比较典型的有:
      《吊比干文》全称《孝文皇帝吊比干墓文》，约刻于孝文帝太和十八年左右，现存于河南卫辉比干庙中。结体疏朗，点画瘦硬，而稍显呆板。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揖》中定其为崔浩书，纯属臆测。
      《郑文公下碑》全称《魏故中书令秘书监使持节都督充州诸军事安东将军充州刺史南阳文公郑君之碑》。永平四年(511)立，郑道昭书。碑额楷书“荣阳郑文公之碑”。碑在山东掖县云峰山之东寒洞山。碑文为规整的楷书，纯用中锋，波碟硫宕，笔势纵横，奇崛而遒美，潇洒动人。著名金石学家叶昌炽在《语石》中称赞此碑“笔力之健，可以钊犀咒，搏龙蛇，而游刃于虚，全以神运。唐初欧、褚、度、薛诸家皆在笼罩之内，不独北朝书第一，自有真书以来，一人而已。”并认为郑道昭是“书中之圣也”。此评比较夸张，有过誉之嫌，是当时崇尚北朝碑刻风气的产物。   洛阳时期北魏书法（4）
      《张猛龙碑》全称《鲁郡太守张府君清颂碑》。正光三年(522)正月刻石，山东曲阜出土。《张猛龙碑》是北魏碑刻书法中的名品，点画峻整，锋棱鲜明，如切金断玉一般沉着痛快.结字则随字赋形，险峻而富于变化，不拘方正，或扁或阔，硫密交错，而点画变化丰富，往往出人意表。出土之后，备受赞誉。
      《马鸣寺碑》全称《马鸣寺根法师碑》。正光四年(523)二月刻石，碑在山东乐安。点画丰厚遒劲，转角方折，结体茂密，精悍结实。其点画特征后来为欧阳通所继承并加以夸张，形成独特的风格。
      《离贞碑》全称《魏故龙骇将军营州刺史高使君懿侯碑铭》。正光四年(523)六月刻石，清雍正、乾隆间出土于山东德州。结体宽博严谨，点画刚折，气韵方正而丰满，在清末民初影响很大。
    北魏时期的靡崖石刻书法也有相当的水平，其代表作品有《石门铭》、《云峰山石刻》四种等。
      《石门铭》永平二年(509)正月刻，在陕西汉中石门的东壁之上，王远书。内容系记载北魏汉、凉二州刺史羊扯重开褒斜道事。因为在石崖之上直接书写镌刻，所以未加修饰，笔笔中锋，飘逸秀劲，笔势飞动，随心所欲，纯出自然，所以超逸可爱，有翩翩欲仙之势。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揖》中将其列为“神品’。
      《云峰山石刻》四种包括《中明坛题字》、《游盘之山谷题字》、《白云堂题字》和《云峰之山题字》，皆在山东掖县云峰山，郑道昭书。这些石刻大都字大盈尺，多用中锋，经历一千多年的风雨剥蚀，更显得气韵遒美，气势雄浑，风度翩然。
    以上所列举的仅仅是北魏碑刻墓志书法的一小部分，只能反映北魏书法的部分面貌。
    北魏后期见于史书记载的书法家主要以北方士族子弟为主，如清河崔氏、范阳卢氏、博陵崔氏等。虽然这些书法家们主要植长隶书和篆书，风格也不如南朝士族书法家那样遒媚新妍，却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自成系统。而北魏晚期，随着南北文化交流的加强和部分南方士族书法家的北来，北魏书法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前文所述的流行干北魏皇室的洛阳体楷书就是北魏书法受到南方书法影响之后的产物，这种书体试图兼容南北书法的优点，井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这种南北书法风格的融合受到当时政治分裂的严重阻碍，直到隋代南北重新统一才基本完成。
    在北魏晚期众多的碑刻墓志之中，我们可以找到部分书法家的名字，如《石门铭》为王远所书。《始平公造像记》为朱义章书。《孙秋生造像记》为萧显庆书.《元淑墓志》为魏洽书，《元湛妻薛惠命墓志》为释僧泽书等。这些书法家大都是当时的州郡主簿、典签，善书是他们职业素质的基本要求。在所书写的碑刻文字之后署名说明当时他们已经开始注意到书法艺术的价值和个人名声的流传，因此我们才能在同时期的人物传记中看到关于许多人长于书法的记载。到北魏后期，许多南方的书法家来到北方，也将南方士族的书法审美带到了北方，并对北魏书法产生强烈影响。因为当时的南方士族代表着正统的汉族文化，为北方少数民族上层所倾墓。南方书法家带到北方的主要风格是妍媚风流。随着北魏上层贵族汉化程度的提高，这种南方门阀士族所极力推崇的艺术审美也深深影响着元魏贵族，使他们不论言语、行为，还是穿着、爱好都向南方士族看齐，书法只是其中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