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盛行与北朝书法的繁荣

佛教的盛行与北朝书法的繁荣  
    自拓跋硅灭十六国建魏，北朝历魏、齐、周、隋四朝，至隋统一，南北结束，计二百零四年。
    北朝无帖，而刻石则不可胜计，造像、墓碑之外，墓志便无法计。康有为《广艺舟双揖》，仅举其中最重要的，数量就达一百六十余种。碑石风行北方，与佛教的盛行关系最密切。《魏书·释老志》:“自兴光(北魏文成帝拓跋睿年号，454年一455年)至太和(北魏孝文帝年号，477年一499年)，京城内寺，新旧且百所，僧尼二千余人。四方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僧尼七万七千二百人。”至孝明帝神龟年间(518年一520年)，“寺至三万有余”。
    帝后倡于上，士民应于下，造像、刻石遍及北方，此风亦自北魏始，同时，佛经刻石也相继而起。叶昌炽《语石》:“泰山有《金刚经》全部，祖徕山映佛崖有《大般若经》。钱竹汀谓皆齐武平中王子椿所刻，其字径尺。”
    北朝碑刻多不署作者，而北方能书者首推郑道昭。叶昌炽《语石》:“郑昭云峰山上下碑及论经诗诸刻，上承分篆，其笔力之健，可以刺犀兕、搏龙蛇，而游刃于虚，全以神运，不独北朝书家第一，自有真书以来，一人而已，举世闻名，称右军为书圣，其实右军书碑无可见。余谓道昭书中之圣也。”
    北魏文物远逊于南朝，碑志文辞鄙俗，而碑刻无不工。这种情况，怎么理解?康有为认为:“魏碑无不佳者，虽穷乡儿女造像，而骨血峻宕，拙厚中皆有妍态，构字亦紧密非常，岂与晋世皆当书之会耶?何其工也!譬江、汉游女之风诗，汉、魏儿童之谣谚，自蕴蓄古雅，有后世学士所不能如者。”
    如有雅文学与俗文学之别一样，书法亦然。南朝书法在二王遗风笼罩下，风貌儒雅。而北朝刻石多出于民间，连拓门铭》这样的神品，也只知道是“梁秦典签太原郡王远书”。而王远其人，名不见经籍，也没有再在其他刻石上出现过。民间书家，本不以书名为意，出手便呈现出与士大夫书不同的风貌，是天籁而非做作。如汉的简书、唐的手抄经卷等都是。这正是书法中的“风诗”、“谣谚”。过去谓南朝书承东晋出于二王，北朝书则出于崔(悦)、卢(湛)。其实，北朝刻石之妙，正源于不宗守前代、不以名家为楷模，而随意任手，这是出于自心而以天然为师的结果。北朝少知名的书法大师，无名氏书法家则极多，所以，可以说名作极多而名人鲜少。清朝以来，学书宗碑，成功者不多，原因在于徒知临摹碑版，而不知北朝刻石的作者是无意于书法才使书法臻于至善的，以文人观念、思想去审视北朝名石，难免得其形而失其神。
    自东晋以后，二王书法便成楷模，一切以二王书为准绳，文人书法的源与流如此而已。北朝刻石是书史上首次不在王书规范中的标新之作。这种标新立异，不是文人的所谓“创新”(文人创新是有意识而为的)。北朝民间书家，并无这样的权威思想。其实，即使是出于南方的二爨，在书法思想的渊源上，与北碑同为一源。二爨出于边睡，爨氏又是少数民族，这两块碑，不署书者名，从书风看，与钟、蔡、韦、二王的流派，迥然异趣。《爨宝子》书刻于公元 405年，比右军《兰亭》晚五十二年。《爨龙颜》书刻于公元458年，为南朝初宋代的作品。它们虽出于滇南，而书法风格却与北碑相近。因此可知，仅以地域为分，还不足以概括书法流派。书法风格的歧异，除地理、历史等因素造成外，书法思想尤关重要。唯其如此，边睡的二爨与北碑风格的接近，才是可以解释的。阮元倡南、北书派论，于此未及审。关于这一点，祝嘉先生指出:“若谓碑为南北派.则南朝萧、梁诸阙，贝义渊《始兴王碑》。以及滇南之《爨龙颜》《槃宝子》将何以处之乎?且住升之奇古，有类《灵庙碑》;《龙颜》之高美，有类《灵庙碑阴》，《始兴王》之严整，有类《温泉铭》也。至张伯英、索幼安之草书，意态挥洒，则又帖之流亚也。张(芝)，酒泉人也;索(靖)，敦煌人也，又将何解乎?阮氏实未之审也。”
    与南朝书法比较，北朝在书法的社会功用上，有大的拓展。因北朝多刻石，尤其是佛经刻石，直接彰之于峻崖山壁，这便打破了书斋的范围。榜书之始，当推北魏。榜书，古称署书，今称擘窠大字。《白驹谷》为郑道昭书，碑额四字:“此白驹谷”，文十五字:“中岳先生荧阳郑道昭游槃之山谷也”，字大盈尺，为孽案之奇迹。
    这种将书法推向大自然的努力，不仅只是空间意义上的扩大，在美学思想上，尤具有革命性的价值。中国的装饰性艺术，室内则有书幅，郊野山林、寺宇庙堂则有碑刻、摩崖，这是最富于民族特色的。当书法在书斋之外，又开启了另一个宏阔的天地后，书法的观念、思想，也便随之而变。书法应用范围的扩大，几乎是与佛教的传播同步的。在东汉桓、灵时代，碑刻主要用为葬仪，虽然远在秦时，始皇即有刻石纪功之举，但至汉，便戛然而止。北朝刻石，更从碑制扩大而为摩崖，书法便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了。这种气象宏大的艺术，是文人斋室中的“袖珍”品所不能及的。
    论书风气，南北朝普遍以君臣论奏的形式出现，故表、启极多。两朝相较，则南盛于北。
    北朝魏王惜有《古今文字志目》，此书在张彦远时已不得见，唯存其目。上卷存古书三十六种，中卷秦、汉、吴书家五十九人，下卷魏、晋书家五十八人。因原书早佚.无从评说。从存目看，书学理论体系的粗略轮廓已勾勒出了。古书类，辑录了署书、受书、缪书、鸟书、凤书、鱼书、龙书、麒麟书、龟书、蛇书、仙人书、云书、芝英书、金错书、十二时书、悬针书、堰波书、蚊脚书、离书、填书之类，惜乎有目无论。从存目看，也可想见古文字流变的纷纭了。如果从书法艺术去看，书法史以篆、隶、楷、行、草为论，是全以文字史为依从了。艺术史不必就范于此。王倍在篆、隶、楷、行、草之外，罗列了上所举的种种，其审视角度要广阔得多。
    江式为北朝后魏人，其Ut书w，自谓“大体依许氏为本”，少有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