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碑刻书法艺术发展

东晋碑刻书法艺术发展       东晋时期，立碑的风气重新兴起，并为我们留下不少优秀作品。但从总体而言，东晋时期的碑刻数量不多，数量较多的是墓志。在书体上.东晋碑刻墓志仍然延续汉、魏以来的传统，以篆书和隶书为正宗，间杂楷书，不少著名碑刻的书体介于隶书和楷书之间。
    东晋篆书碑刻最著名的是《朱曼妻买地券》，东晋咸康四年(338)刻石，属东晋早期，1896年出土于浙江平阳。其书法与《天发神谶碑》相似，体势方峻，杂有隶书笔法，可见这种篆书体势曾在东南地区长期流行。
    东晋隶书碑刻比较著名的有《谢鲲墓志》、《高崧墓志》、《王建之墓志》、《张镇墓志》、《爨龙骧墓志》、《爨宝子碑》等。
    《谢鲲墓志))全称“豫章内史谢鲲墓志”，东晋泰宁元年(323)十一月刻石，1964年9月出土于江苏南京。《谢鲲墓志》的隶书延续了曹魏、西晋的隶书风格，撇、捺的收笔向上翻挑，“折刀头”形状明显，虽然古朴雄浑，而结体松散，笔力细劲，缺乏韵味。《高崧墓志》(366)的书体于隶书之中夹杂楷书笔法，体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而东晋时期的一些书刻比较草率的隶书，如《刘頵之妻徐氏墓志》虽然在体势上仍然是隶书，却富于楷书意味，草率而成却韵味悠长。
    东晋时期，出现了一批方笔隶书，其典型特征是:横画的起笔作方头型状，收笔保持隶书的波碟，却厚而短。竖画上下两端皆作方平之势，而中间略细，状如竹节。点画呈三角形，撇笔呈尖撇状。总之，所有点画均呈方折之形。这种点画特征给人以强烈的厚重之感，非常有特色。《张镇墓志》的书法特征就是如此。此外还有《王建之墓志》、《王兴之夫妇墓志》、《王闽之墓志》、《王丹虎墓志》、《爨龙骧墓志》、《积杨阳神道阙》、《刘克墓志》等。其
中《王兴之夫妇墓志》、《王闽之墓志》、《王丹虎墓志》的墓主人都属于著名的琅邪王氏，也可见当时用于墓志的书体和士大夫间流行的尺犊书祛差别非常大。而这一类书法的典型代表则是《爨宝子碑》。
    《王兴之夫妇墓志》东晋永和四年(348)十月刻石，1965年I月出土于江苏南京。从书写体势上看，其书法似楷非楷，似隶非隶，点画方折，硬瘦如铁。虽然我们将其定为隶书，实际上它也接近于楷书。《刘克墓志》刻于东晋升平元年(357)，1962年12月出土于江苏镇江，书法风格与《王兴之夫妇墓志》非常接近，而更加浑朴古拙。《王闽之墓志》刻干东晋升平二年(358)三月，1965年出土于江苏南京。从书法的结体气韵看，其刻写者与《王兴之夫妇墓志》的书写者似乎是同一个人，只是《王闽之墓志》的点画更加浑朴厚重一些。《王丹虎墓志》也是如此。
      《爨宝子碑》全称“晋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宝子碑”，东晋大亨四年(405)刻石，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发现于云南曲靖。原碑现存曲靖第一中学，保存基本完好。其书法在隶书和楷书之间，形象古拙，笔法谨严，体势多变，严整而肃穆，古气盎然。此碑一经发现，即对清代书坛产生巨大影响。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揖》中称此碑“朴厚古茂，奇姿百出”。
    东晋时期的楷书体墓志比较罕见，而且不太成熟。如著名的《颜谦妇刘氏砖志》，东晋永和元年(345)七月刻石，1958年江苏南京出土。其书法体势宽博劲健，书写随意，虽然仍带有隶书笔意，却是明显的楷书。又如《夏金虎墓志》，全称“王彬继室夫人夏金虎墓志”，东晋太元十七年(392)刻石，19“年出土于江苏南京。此志只划竖线，随手刻写，多有减省点画、漏刻和补刻之处，却疏密有致，献正相生，斜正相宜，多有妙趣。
    虽然我们将东晋时期的碑刻墓志书法勉强划分为隶书和楷书，但从实际的书法发展来看，这些碑刻墓志的书法都是处在变体之中，只是或多隶书意味，或多楷书意味而已。这种变体书法也说明，曹魏、西晋和东晋时期的中国书法正处于剧烈的变化之中。在士族上层，今草、楷书和行书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其表现形式主要是尺犊和小楷。而在民间应用方面，即使是像琅邪王氏和陈郡谢氏、琅邪颜氏这样的士族之家，其墓地碑志书法也仍然沿着汉末以来的演变道路逐步前进。方笔隶楷书法的流行虽然与士族流行的尺犊书法有较大的差距，却说明它们是当时运用于墓志一类庄严场合的正体书法。它们也说明，后世中国南北方普遍运用的碑志楷书的发展演变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清代著名学者阮元在《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分中曾经深刻阐述南北朝时期中国南方和北方书法风格的巨大差异及其形成的原因。他在《南北书派论》中指出，由隶书向楷书和行书、草书的转变发生在汉末、魏、晋之间。楷书之分为南北两派则在南北朝期间，东晋、宋、齐、梁、陈书法为南派，前后赵、前后燕、北魏、北齐、周和隋代书法为北派。“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长于启犊，减笔至不可识。而篆隶遗法，东晋已多改变，无论宋、齐矣。北派则是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于碑榜。”在《北碑南帖论》中阮元又认为北派书法家们“史传称之，每日长于碑榜”，“北朝碑字破体太多，特因字杂分隶，兵戈之间无人讲习，遂致六书混淆，向壁虚造。”南派书法家们则“惟帖是尚，字全变为真行草书，无复隶古遗意。”因此他认为北碑南帖各有所长，“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则帖搜其长.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据其胜。”这种说法清代嘉庆以来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因为阮元无缘看到后来的大量出土物，所以其理论有正确的地方，也有失误的地方。北方碑刻和南方尺犊杂帖虽然面目不一，差别巨大，但都是当时中国书法在南北方合理发展的结果。同时，南方书法在士族知识分子的尺犊书法之外，尚有大全碑版书法运用，其风格和当时的北方碑版书法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北方士族的尺犊书法作品之所以没有能够留传至今，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尺犊不被后人所重视，因为他们始终不能代表正统的汉族文化。同时，士族尺犊书法和实用的碑刻墓志书法在风格上有如此巨大的差异也因为两者的运用目的不同。碑志往往用正体，且多用古体字，以示其典重庄严，一般比较保守.而尺牍则简易流便，通于实用，故俗体、草笔盛行，所以比较时髦。这种情况自先秦时期就已如此，也是推动中国书法向前发展演变的主要动力之一。另外，碑刻墓志书法风格的形成还因为它们是用刀在石头上镌刻而成，以刀代笔，必然如此，而尺牍多用于纸张或绢素之上，风格必然有别。镌刻碑志也是普通石匠的工作，作为社会特权阶层的士族们根本不屑从事。因此，即使是像琅邪王氏家族的墓志，其刻写也保留着当时的民间样式。阮元等学者不了解其中的差别及其形成的原因，所以才一概而论。
    20世纪出土的晋代经卷书法使我们看到了两晋时期民间书法的墓本面貌。如1965年吐鲁番英沙故城所出土的晋代《吴书·孙权传》残卷，其书体介于隶书和楷书之间，撇、捺和短横、转折基本上是楷书笔法，而长横、点画起笔等则仍沿用隶书笔法，结字已经基本楷书化。因为是出自经生之手，用笔熟练，点画道逸，稳健自然。又如同样出土于吐鲁番的晋人写经残卷，虽然不如《吴书·孙权传》熟练，但楷书意味更加明显，其点画特征和同时期稍晚的北凉《田弘造像塔题记》、《沮渠安周造像碑》非常接近，从中可以看出北方书法风气的沿袭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