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书法的演变史

西晋书法的演变史         西晋时期，中国书法艺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展演变。
    西晋时期的篆书没有大的发展。由干西晋统治的时间较短，又禁止立碑，所以留下的书迹很少。西晋时期的篆书一般都用干碑志的题额，如《郭休碑》题额和《王君墓神道》题额等。这些篆字题额虽然书写比较流利，但富于装饰性，已经失去了篆书艺术应有的生动和变化，只是徒具形式而已。
    西晋时期的隶书虽然品类丰富，有碑刻、墓志、墓门题记、神道题字、石掉题字等，但其书写基本延续了曹魏时期的风格，强调装饰趣味，所谓“折刀头”一类的点画特征仍然普遍运用，因此西晋的隶书和曹魏时期的隶书一样，失去了汉代隶书的沉雄和洒脱，徒有其表。
    西晋时期的草书主要是章草，书写比较规范整齐，字中虽然有连笔，字与字之间却不牵连，各自独立，且明显保留了隶书的波碟特征，一些著名的草书家还为我们留下了书迹。如卫瓘的《州民帖》，用笔和点画特征基本上是章草，却也出现了一些今草的特征。卫灌这种风格的书法在当时被称为“草藁”，即不是正规的草书。这种“非正规”的草书主要用于书札往来，因为比较流便优美，反而逐渐在士大夫阶层之中流传开来。
    西晋时期最著名的草书家是索靖。
    索靖(239-303 )，字幼安，河西敦煌(今甘肃敦煌)人。出身累世官族之家。《晋书·索靖传》记载，索靖“少有逸群之量”，与乡人犯衷、索永等同至太学，驰名海内，人称“敦煌五龙”。张华、傅玄等皆与索靖关系友善。历官尚书郎、酒泉太守、征西司马等，人称“索征西”。在太安末年的“八王之乱”中，索靖率官军与河间王司马颙的军队作战，受伤而死，终年65岁。
    索靖以善章草著名，《晋书·索靖传》称索靖“与卫瓘俱以草书知名”，卫瓘“笔胜靖，然有楷法，远不能及靖。”索靖章草的特点是“银钩虿尾”，点画遒劲有力。唐代学者张怀瓘在《书断》中形容索靖的书法“若山形中裂，水势悬流，雪岭孤松，冰河危石，其坚劲则古今不逮。”流传到今天被称为索靖所作的书法作品有《月仪帖》、《出师颂》和《七月l站》等。
      《月仪帖》文字内容为书信文例，按月分为十二章。其书法或许为六朝人或唐代人所临仿，其中或许有一些索靖章草书法的风采。
      《出师颂》汉·史孝山撰。无作者姓名，传为索靖书，曾人南宋内府，米苇之子米友仁鉴定为隋代人书，实际上应为唐代人的临本，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书法秀健，丰神飘逸，深得魏晋章草之意蕴。
      《七月帖》见于《谆化阁帖》，比较接近于真迹，虽然经过多次翻刻而有些失真，却仍然能够为我们传达出一些西晋章草书法的神韵。
    西晋时期为我们真正留下书法墨迹的是著名文学家陆机。
    陆机(261一303)，字士衡，西晋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吴大司马陆逊之孙、陆抗之子。曾官平原内史，世称“陆平原”。与弟弟陆云并称“二陆”。孙吴灭亡后，陆机曾隐居家乡十年，后北上洛阳求官，“八王之乱”中遇害。
    陆机是杰出的文学家，书法也有相当高的修养。《平复帖》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最为可靠的古代书法家真迹，历代
相传为陆机所书。作品点画简率，似用秃笔写成，古朴道媚，十分珍贵，与20世纪所发现的汉晋简犊中的书体十分接近，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这件作品的真实性。董其昌在跋文中称
  “右军(王羲之)以前，元常(锺繇)以后，唯存此数行，为希代宝。”
    20世纪初期，新疆罗布泊古楼兰遗址出土了一大批魏晋之际的简牍文书，其内容有书籍抄本、尺犊、简牍簿记和习字之作等。楼兰残纸上的草书字也笔体各异，有的笔画厚重，字势横结。有的婉转流丽，却信笔潦草，而其时代的特殊气息却与今人的书写迥然不同，反而与历代丛帖中所流传的索靖《七月帖》，王庚《昨表帖》、庚亮《书箱帖》、王羲之的《豹奴帖》等书迹在点画气韵上十分相近，这也说明这些传世的魏晋书家法书虽然不能完全肯定是书法家的原作，其流传一定有根据。也说明当时无论是内地还是边疆，大家遵守的书写是一样的规范，只有水平高低的区分。民国年间，安徽凤台县曾经出土了一块刻有文字的西晋时期的墓砖，上面所刻写的文字与楼兰遗址出土的草书文字有异曲同工之妙，说明它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历代相传的索靖书迹如《七月》、《月仪》等帖与楼兰、凤台所出土的书迹如此相像，不能不使人产生很多的联想。       西晋书法的演变史（2）    
    西晋时期，行书也开始流行。行书是一种速写体，介于楷书和草书之间，其产生的原因则和隶书一样，是适应日益繁忙的公务书写的需要。《晋书·荀勖传》曾记载当时荀助领秘书省，专门负责典籍档案的抄写管理。朝廷设立书博士，由荀助和另一位著名学者张华负责，以锺繇和胡昭的行书作为范本培训弟子，说明当时的抄写量很大。行书方便快捷，易于辨识，非常实用，因此成为标准字体。因参与抄写的都是秘书省的令史，所以行书在当时和汉代的章草书一样被称为“史书”。
    西晋书法家们的行书我们今天已经无法见到，但楼兰遗址却出土了相当数量的行书作品。楼兰遗址行书的内容主要有簿记和尺犊两类，虽然有工整潦草的分别，却和后来东晋时期的行书非常接近。如《济逞白报残纸》和《正月廿四日残纸》，其飘逸而古拙的点画和王羲之的《姨母帖》非常相似，说明王羲之的《姨母帖》决非后人伪造。     20世纪以后，西北地区的新疆罗布泊、吐鲁番和甘肃敦煌一带不断发现西晋时期的楷书遗迹，这些楷书遗迹虽然不是出自当时名家之手，许多作品没有明确的纪年，却给我们带来丰富的西晋楷书信息。在这些出土物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楷书《三国志·吴书》残卷，一共4件，书写精整，沉稳有力，竖画和撇画顿锋起笔，方头钉尾;横画和捺画则顺锋起笔，尖头磔尾，点画丰厚有力，带有明显的隶书特征，却又是明显的楷书书体。敦煌遗书中的写经书迹基本上都是楷书，其中的晋人写经在笔法上和《三国志·吴书》残卷有明显的共通之处，只是比较尖瘦而已。如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的晋人写经《法华经残卷》。
    楼兰出土的文书之中也有部分楷书作品，大都带有浓重的隶书意味。但其中有一部分是当时边疆书吏的书法练习作品，从其内容来看，其所临写的对象是锺繇，这说明以锺繇书体为范本的楷书在当时的边疆地区逐渐流行，也说明锺繇在楷书的演进过程中起到过相当的作用。因为这一部分作品的点画特征和用笔方法与上述《三国志·吴书》残卷和
  《法华经残卷》有明显不同，更加新巧妍美，基本脱去隶书特点，显示出后世楷书的主要特征。尽管他们的临写水平不高，却十分值得珍视。它们的出现也说明，著名书法家对全社会的书法影响是多么深刻。
    西晋时期，虽然立碑的风气并不盛行，但还是为我们留下了一些碑刻作品。其中书法质量比较高的有《郛休碑》、《孙夫人碑》、《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碑》、《晋修栈道记》、《吕望表》、《裴祗墓志》、《张朗碑》、《韩府君神道阙》和《士孙松墓志》等。
      《邪休碑》全称《晋明威将军南乡太守郭休碑》。西晋泰始六年(270)二月立。清道光十九年(1839)出土于山东掖县。原石今藏故宫博物院。
      《郛休碑》的书体基本上是隶书，个别点画出现了楷书形态。点画起笔和转折处都呈方折之形，是当时流行的隶书点画形式。结体方正，温润尔雅，是处在变体之中的作品。
      《郛夫人碑》全称《晋任城太守羊君夫人孙氏碑》.刻碑年月已拗。清代学者桂馥考订为西晋泰始八年(272)十二月立。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得之于山东新泰县，今存泰安岱庙。碑文隶书，点画方折如折刀头，笔势凌厉，结体工稳严整，虽缺少变化而有一种雄强之气。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评之为西晋隶书之最。
    《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碑》全称《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皇太子再往盛德隆熙颂》。西晋咸宁四年(278)十月立。1933年河南洛阳金村出土，现存河南省博物院。碑文隶书，与《上尊号奏》、《受禅表》等一脉相承，均为严谨工救的隶书，全用方笔，起笔和收笔出锋，横画中间稍细而两头稍粗，硬劲古拙，代表了一个时期的特殊书法风气。
    《晋修栈道记》西晋太康元年(280)刻。书体为隶书，但有带有浓厚的楷书味道，结体方正，点画变直而几乎没有了波碟，与汉碑中的《郙阁颂》有些相似。
      《吕望表》全称《齐太公吕望表》，卢无忌撰文，西晋太康十年(289)三月刻石。原石在河南卫辉。碑文隶书，风格接近于东汉末年的《乙瑛碑》，结体扁平方整，点画凝重规矩，但缺少变化，在西晋时期的碑刻中比较少见。
    《裴抵墓志》西晋元康三年(293)刻石，河南洛阳出土，现藏洛阳博物馆。碑文隶书，风格和《吕望表》接近而更加方正，点画变化较少，但气势颇宏伟，书写规范。
    《张朗碑》西晋永康元年(300)刻石，1916年出土于河南洛阳。碑文隶书，结体方正，点画丰胶凝重，风格和《吕望表》、《裴抵墓志》非常接近，可见当时这种风格的隶书颇为流行。
    《韩府君神道闭》又称《韩府君碑额》或《韩寿墓碣》，无刻石年月。河南洛阳出土。结体方正，点画虽然是隶书但过于做作，缺少变化。
    《士孙松墓志》西晋永宁二年(302)刻石，1954年出土于河南洛阳。现藏于洛阳博物馆。隶书，风格与东汉的《史晨前后碑》非常接近，笔意飞动，风格跌宕，是西晋碑刻隶书中书法水平较高的一件。
    综合上述可以看出，西晋时期的隶书基本上沿袭了曹魏时期的传统，没有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