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曹魏书法艺术发展

三国时期曹魏书法艺术发展       尽管经过了东汉末年的巨大动乱，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仍然是当时中国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曹魏建都洛阳，不仅继承了东汉王朝的旧都，同时也网络了中原地区的大批文学艺术人才。诗歌有三曹父子和“建安七子”，魏晋玄学则有何晏、王弼，医学有张仲景和医圣华佗，数学有刘徵，机械有马钩等。书法人才更为集中，著名书家就有锺繇、梁鸽、邯郸淳、韦诞、胡昭、卫觊等。他们都由汉人魏，师法汉末名家，并在新时期进一步发展演变。
    曹魏时期，书法在继承东汉书风的基础上发生巨大变化。隶书逐渐失去汉末隶书的典型特征，捺、撇等笔画变得更加尖锐，装饰性增强，日渐程式化，也因此而变得呆板而失去生机。由行书结合隶书余绪演变而来的正书，即楷书在此时产生，并逐渐规范化。锺繇书写于建安二十四年(219)的《贺捷表》已经表现出后世楷书的所有基本点画特征。行书也继续发展，并逐渐成为北方上层士族最流行、最实用的书体，其代表人物是锺繇和胡昭，二人都师法汉末名家刘德升而各有特色。
    篆书和隶书虽然逐渐式微，但仍然是当时最正统、最有代表性的书体，书法家也以擅长篆、隶而骄傲，碑志、铭刻、祠莱题字和宫殿题榜等仍然使用篆书和隶书。曹魏时期的篆书古文以正始年间刊刻于洛阳太学的《三体石经》为代表。其余作品有《上尊号奏》碑额、《受禅表》碑额(黄初元年)、《孔羡碑》碑额、《范式碑》碑额等。其书法仍然继承汉代篆书遗风而略有改变。其中《三体石经》最为典型规范，其余则比较随意。
    曹魏时期的隶书延续了汉末“八分”的风格，波碟更加分明，其点画的主要特征是所谓的“折刀头”，方正古拙，斩钉截铁，工整谨伤，却千篇一律，缺乏变化。曹魏隶书的代表作品是《三体石经》、《上尊号奏》和《受禅表》，其书法风格和《熹平石经》一脉相承，点画规范，笔笔相似，无一毫松懈率意。其他类似作品则有《孔羡碑》(220)、《范式碑))(235)、《王基残碑》(238)、《母丘俭纪功残碑》(245)、《曹真残碑》(无年月)以及《皇女残石》(无年月)、《上官椽残石》(无年月)等。这些碑刻进一步夸大了汉末“八分”书法的特点，点画虽有了更多的飘逸之势，却失去了汉代隶书如“崇台重宇”般的森严气势，变得松散而轻浮。另一类曹魏隶书作品如《张盛墓记》(出土于洛阳)则点画方厚，粗壮结实，继承了《张迁碑》的风格，直接开启了东晋时期的二舜碑刻和南北朝前期北方黄河流域楷书碑刻的厚重粗犷之风。1926年出土于洛阳的《鲍寄神坐》则刻写随意，笔画舒展，活泼生动。同一时期的砖文隶书，多保留了篆书的纵向体势，方正朴拙，类子《张盛墓记》，也是南北朝时期北方碑刻书法的先声。
    曹魏君王多爱好书法。相传魏武帝曹操搜长章草，“雄逸绝伦”。(唐·张怀瓘《书断·中》“魏武帝“条)西晋名臣张华在其名著《博物志》中也提到东汉末年崔缓、崔A父子以及张芝兄弟并善草书，而曹操亚之。魏文帝曹巫和陈思王曹植也工于书法。而曹魏书法家主要集中于都城洛阳一带，其著名者有邯郸淳、卫凯、锺繇、胡昭、韦诞等。
    邯郸淳(约130-225)，颖川(今河南禹县)人。博学有才识，精善古文字之学，并精通八体和六书书法。曹操素闻其名，对其十分敬重.曾请邯郸淳教授诸子书法。魏文帝黄初年间，邯郸淳尚且在世。
    胡昭(162-250)，字孔明。隐居不仕。与锺繇一起向著名书法家刘德升学习，二人各有所得，“胡肥而锺瘦”。(南朝梁·庾肩吾《书品》）与邯郸淳、锺繇、韦诞、卫凯等齐名，其尺牍书法尤为当时人所喜爱。胡昭还搜长行书和大篆。
    韦诞(179-253)，字仲将。京兆人。有文才，善辞章。官至侍中、中书监。精搜诸体，尤其精于题署。东汉末年和曹魏初期宫廷所用器物上的题字多为韦诞所书写。
    锺繇 (151-230)，字元常，颖川长社(今河南长葛县东)人。举孝廉为郎，任阳陵令、黄门侍郎、侍中、尚书仆射等。曹操迁汉献帝于许都，表为司隶校尉，持节督关中诸军事，屡建大功。曹巫称帝，迁太傅.后世因称“锤太傅”。
    据前人的记载，锺繇植长的书法有三种书体:铭石之书、章程书和行押书。“铭石之书”即用于书写碑版的书体，主要指隶书。“章程书”即正书，也就是楷书，人们称之为“章程书”大概因为铺愿已经用这种书体书写章奏。传世的锺繇书迹如《贺捷表》、《荐季直表》和《尚书宜示表》等正是写给朝廷的奏章，而且都用正书书写。锺繇是中国古代文献中第一位以搜长正书而闻名于世的书法家，被奉为“正书之祖”。“行押书”即行书，主要用于书信往来。大约从东汉晚期开始，士人之间书信往来的书体由草书演变为行书，刘德升和锺繇、胡昭都以“行押书”闻名，说明当时行书的普及程度。
    传世号为锺繇书写的书法作品其风格各不相同。《宣示表》最负盛名，对后世的影响也最大。该帖传为王羲之临本，结体平正严肃，稍有隶意，可能已经带有东晋人的习气。《力命表》结体扁方，用笔跌宕，疏瘦而自然，稍有隶书意味，前人也认为是王羲之临本。《荐季直表》字势横扁，富于隶书趣味，结体也较松散，稍带行书笔法，点画肥厚，与传说中的锺繇书法风格不太吻合，其纸本毁于民国年间。《贺捷表》却与20世纪以来先后出土于新报古楼兰遗址的魏晋文书书法非常相似，许多点画的笔法完全接近，因此有学者认为《贺捷表》是一件流传有绪的作品。但《贺捷表》中还有不少明显的唐代书法家褚遂良书法的笔法，因此它仍然是一件靠不住的作品。传世的锺繇其他作品如《还示表》、《白骑帖》、《墓田丙舍帖》、《常患帖》、《戎路表》等，情况也都类似。
    尽管锺繇没有留下可靠的书法作品，但锺繇对楷书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开创性功劳，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行书艺术的发展和普及。东晋南北朝时期行书和草书艺术在士族阶层的广泛流行和锺繇.等士族先辈的开创之功有直接的关系.
    曹魏时期的另一个书法世家是河东卫氏，其代表人物是卫觊。卫凯(?-229)字伯儒，青年时期即以文章才学显名一时。曹操为魏王，卫凯与著名文学家王柔并典制度。曹工受禅，卫R代草汉献帝的禅让文浩，魏文帝、明帝两朝先后封亭侯、乡侯。卫氏书法真正发扬光大是在西晋和东晋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