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友仁与王升：米芾书法衣钵的承继者

米友仁与王升：米芾书法衣钵的承继者

         (一)米友仁

         米友仁(1074-1153?)，米芾长子，故有“米大郎”之称，祖籍襄阳(湖北襄樊)。随父定居润州(江苏镇江)。初名尹仁，字元晖，自号懒拙老人。或谓其生于寅(虎)年，故小名寅哥、鳌儿等。黄庭坚戏称他为“虎儿”，并赠古印与诗：“我有元晖古印章，印刓不忍与诸郎。虎儿笔力能扛鼎，教字元晖继阿章。”

         米友仁书画得其父嫡传，又与父辈名家相亲，故见识广，传家法，也能鉴定，后世以其父子并称“大、小米”。徽宗朝，米友仁曾参与编修《汴都志》，宣和六年(1124)正月，与主客员外郎杜从古、新知大宗正丞徐兢一起，出任措置书艺所管勾官，负责教授五百生徒各体书法。南渡以后，一度失官。约在绍兴六年(1136)前后，米友仁已侍清燕于高宗，从事禁中所藏法书名画的鉴定。十三年十二月，诏建秘书省，高宗亲书“右文之殿”、“秘阁”二榜金字牌，命将作监米友仁书“道山堂”榜。十四年五月，权尚书兵部侍郎，辞免，不允。十五年闰十一月，改除敷文阁待制，提举佑神观。十九年(1149)四月，进敷文阁直学士、右朝议大夫、提举佑神观。而对米友仁为高宗所御用一事，魏了翁的意见似乎相对客观：

         光尧尤喜书画，恨不与黄太史、米南宫同时。世所谓：用徐师川为执政，以其舅；擢元晖为侍从，以其父。余曰：非也。师川不践伪楚之廷，挂冠而去；元晖父子皆宣仁后外姻。光尧方崇奖名节，方修复元祐政事，故二人者俱贵显。岂直以词翰之工乎?此卷字既雄拔，父书子跋，尤可宝爱。

        米友仁书法全仿其父。米芾书法以“集古字”而上溯魏晋六朝，以“刷字”而自得爽利风神，为一代大家。然而，“(米)友仁的兴趣专注于绘画，于米家云山墨戏有所光大而书法不免堕其家声，这真是辜负了父执的一片热望”。尽管如此，在南宋前期书法并不景气的时代，米友仁还是比较突出的一位，因此董史在《皇宋书录》中引用了乾道年间吕企中跋《豫章所刻法帖》的一段话：“米氏心画之妙，得于家传，父作子述。识者谓：宋之有元章、元晖，犹晋之有羲之、献之。”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尝考米西清之书，多作斜努之笔，甚者一字皆成横歌之势，此效父体而用力太过耳。”这样的观点，也为陶宗仪《书史会要》所采纳，可见对于米友仁书法的特点与缺点，古人也已经看得很清楚。而后世出于对米家父子的尊崇，似乎更乐意接受魏了翁所说的“元晖虽不逮其父，然如王谢家子弟，竟自有一种风格也”。

         以米友仁在徽宗、高宗两朝专职从事书画的履历而言，他的传世书迹实在不多。传世所见者主要是书札和题跋两类。除丛帖传刻的一部分外，书札墨迹主要有《动止持福帖》和《录示文字帖》两种。

         在米友仁并不多见的传世书迹中，主要是他的题跋，而这些题跋中又有绝大多数是各类“程式化”的书画鉴定题跋，比如《跋褚遂良书唐太宗哀册》(1136)、《跋米芾临王羲之桓公至洛帖(王略帖)》(1136)、《跋米芾临王羲之七帖》(1136，以上均见《宝晋斋法帖》卷九摹刻)、《跋隋人书出师颂》(1139)、《跋颜真卿书竹山堂联句》(无纪年)、《跋杨凝式神仙起居帖》(无纪年)、《跋米芾研山铭》(无纪年)、《跋米芾苔溪诗卷》(无纪年，以上现均藏故宫博物院)、《跋颜真卿自书告身》(1139，现藏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等，其中个别题跋墨迹的真伪还存有争议。以上诸跋，多数跋其父书迹，也多绍兴内府珍藏者，却往往不过寥寥数语。而绍兴十九年(1149)，米友仁获观米芾中年所书《与提刑郎中书》等七幅，又获观米芾三十七岁所书《与永仲朝奉书》等四幅，均鉴定为“真迹”，并两次行书作鉴跋(均见《宝晋斋法帖》卷九摹刻)，传世《宝晋斋法帖》卷十摹刻的米友仁行书鉴跋米芾所书《诉衷情词》、《鹧鸪天词》、《观潮浙江亭七律》、《祝寿纪庆七绝》、《满庭芳词》和《祥瑞帖》等六种书迹，均结衔“敷文阁直学士、右朝议大夫、提举佑神观，”，以及绍兴二十年前后，两次为李清照所藏米芾帖《灵峰行记帖》(崇宁甲申五月望日书)和《寿时宰词帖》(无纪年)作跋，均在五十字左右，算是“长跋”了。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懒拙道人”。唯一例外的是为自己画作《潇湘奇观图卷)(现藏故宫博物院)所作的题跋，洋洋洒洒二百余字。客观地说，米友仁对米芾书迹的继承与推扬，应具有重要的书法史意义。

     米友仁与王升：米芾书法衣钵的承继者

     (二)王升
        
         在南宋一代，最能尽传米芾风神的竟然不是他的长子米友仁，而是与米友仁同时代的王升，以及比米友仁更晚一辈的吴琚。

         王升(1076-1150尚在世)，字逸老，汴(河南开封)人。北宋政和、宣和年间，奉召出仕。南渡后，寓居嘉禾羔羊里(今属浙江嘉兴桐乡)，遂自号羔羊居士，堂号圣采。宋高宗时，召对蒙眷，官至正使。董史《皇宋书录》记：“谷中云：王升，宣和间以《草书圣经》进上，除书学录。见米友仁《跋千文》。”陶宗仪《书史会要》记：“王升字逸老，自号羔羊居士。工草书，殊有旭颠转折态度。宣和间，以《草书圣经》上进，除书录，其书尤为内庭称赏。”①董史是记录友人曹士冕(字谷中)的话，陶宗仪又是参考董史的记录。对于王升的生平以及书法，较详细的记载与评价来自晚辈楼钥，其云：

          朱岩壑《跋逸老草书兰亭禊序》云：“逸少作行书，逸老为草字。外人那得知，当家有风味。”逸老以草圣擅名，其为名公称道如许。寓居乌戍，是时先太师岐国公为监镇，与之往还，旧亦得其《八仙歌》。此本改“从九从日”字为“颠”，盖长史素有此称也。“羔羊居士”乃其自号，“圣采”为所居之堂，“得柳轩”岂亦其家耶?钥随侍时，当绍兴十一二年间，犹识其人。此卷书于庚午岁，自言年七十有五，则知生于丙辰。余生于丁已，后公六十一年，方识公时，才五、六岁。嘉定四年辛未，始见此书，则亦七十五矣。感今念昔，为之惘然。

         上跋中“朱岩壑”指朱敦儒(1081-1159)，“先太师岐国公”即楼钥父亲楼璩(生卒年未详，约1100年前后生)，两人均为年岁稍小于王升的同时代人，且互有往还，楼钥也曾随父见过王升，因此楼钥的记载是可靠的。又，元人虞集云：

          宋太宗刻《秘阁法帖》，晋魏书法后世犹得见之者，以其有此。至《大观》，益精妙矣，学书者始知尚求古法。于后南渡，讲和即安，思陵临池之好尤笃，一时内外大小之臣闻风而起。若王逸老草书，殊有旭颠转折变态，尤为内廷称赏。然是后，飞云之祸虽惨，而志恢复者愈坚；禁伪学者虽严，而求性理者弥笃。若逸老之书，士大夫道之者绝少，亦可念哉。

          从上述材料看，如果王升在宣和年间曾官“书(学)录”之事无误，那么王升曾与米友仁、杜从古、徐兢等一起在宣和内府共事，可能还比后三人更早应召，而且是以擅长草书受到了宋徽宗和宋高宗的赏识。

          王升的传世书迹，主要有：行书墨迹《首夏帖》、《鹅酒帖》，行草书墨迹《杜门帖》，书宗米芾，味札文意，均晚年手笔，当为其绍兴年间所作。又有绍兴十九年(1149)七月草书《千字文》见《海山仙馆藏真帖》卷一摹刻，乃其暮年手笔；而曾藏清乾隆内府并摹刊于《墨妙轩法帖》(即《续刻三希堂法帖》)第二册“唐孙虔礼书”《草书千字文卷》，已被今人订为王升逸老所书。

        虽然诸家交口称赞的是王逸老的草书，但从书法技巧水准上考察，其颇得米芾神韵的行书或行草书显然更值得肯定，即此而论，他的水准当胜“小米”一筹。虽然王逸老在当时得到了帝王的青睐和名公的称许，但其后世书名并不显著，一方面是因为他的隐逸情怀和游艺态度与当时的优国哀思文人主调并不协调，另一方面恐怕也是因为承袭米芾衣钵而终为“大、小米”所掩。
 
         此外，南宋初期名家中习法米字者，还有刘焘(1071? -1131?)、李彭(生卒年未详)、郑望之(1078-1161)、汪藻(1079-1154)、康与之(生卒年未详)、扬无咎(1097-1169)、胡沂(1107-1174)等，各有可观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