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的文化政策与多元的书法思想

宋的文化政策与多元的书法思想
    赵宋凡三百一十七年，其间，自太祖赵匡胤扫平五代纷乱，定都汴梁，迄于徽、钦二帝为金人虏掠，是为北宋，凡一百六十七年(960年一1116年)。南宋建都临安，自高宗赵构建炎元年至恭帝德裕二年，凡一百四十九年。(1127年一1276年。按，另说终于赵丙祥兴二年，即1279年，如此则南宋历一百五十二年而终。总二朝当为三百二十年。)
    五代混乱，民生凋敝，文化学术遭到惨烈的破坏，然五代当唐之后，虽兵燹遍野，前代文化的宏大影响亦难泯灭，流风遗绪，隐然而存。再者，大凡动乱的时代，书法创作即或因世乱而未能勃盛，但动乱之秋，一统的思想自然瓦解，定尊的观念，亦复削弱，故思想反而活跃，种种新观念反而易在“失控”的时代产生。
    赵匡胤扫平海内逆乱，一统天下，中国社会便又在大乱之后步人了另一个相对稳定的时代。
    然而宋朝的建国，不像秦、汉、卜唐那样，是仰凭强大的军事力量，久历征战，以赫赫的武功去开创帝国，乃系旧朝中的拥兵者碎然揭帜自立，这便是史称之“陈桥兵变”。所以，宋朝的国势，以武功而论，即在开邦肇国之时，也不能与汉、唐相并论。因此宋朝历代帝王，悍鸷雄强者寥寥，文弱儒雅者比比。这种状况，虽不足以开边拓土、御敌抗扰，却反助成了文化艺术的繁荣。赵宋从太祖起，就奉行重文轻武的国策。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云:“帝即位，异姓王及带相印者不下数十人。至是，用赵普谋，渐削其权，或因其卒或因迁徙致仕，或以遥领他职，皆以文臣代之。”太祖奉行的这一政策，本意唯在约制、削弱异己势力，稳定、加强皇权，但却产生了另一个他始料不及的副产品，这便是因文臣执掌权柄，在客观上促成了文化艺术的繁荣。
    宋之诸帝，好文事，耽艺术，每下愈甚。在仁宗时，尚能理国事，唯在万机之暇以艺事遣兴。欧阳修佃田黔:“仁宗万机之暇，无所玩好，惟亲翰墨。”至赵信，则几乎倒置本末，为翰墨而忘万机，虽异国兵临城下，也未能投笔操戈。上好下甚，君臣竞相推励，至靖康之役，终于身为囚虏，国破身亡。所以，俞剑华先生说，“宋以艺术亡国”，实为的论。
    自中唐以后，“古风”渐衰，代之而起的，是城市市民的享乐主义，所谓市民文艺亦应运而生。于是传奇、词、曲兴，言情哀怨之声起，雄强慷慨的古风随时而衰。康有为称:“宋称四家，君漠安劲、绍彭和静，黄、米复出，意态更新，而偏斜拖沓，宋亦遂亡。南宋宗四家，笔力则削弱矣。”“笔力”、“国力”并论，未必尽然，但时移世变，风气不同，从宏观氛围上说，对艺术不能不有所影响。盛唐仕女画，丰腴庄严，至宋而纤弱;盛唐诗歌，怀古伤时，浑朴沉厚，经晚唐的李、杜，历五代南唐后主而至于宋，则闺怨之声渐起、哀婉之音日隆。这种大趋势，与书法的“意态更新”，大体一致。潮流如此，民俗相附，书法也因城市的繁荣，而广为市民所用。欧阳修《归田录》载:“京师食店卖酸嫌者，皆大书牌于通衢。”而学校、文人斋室，亦无不书匾额以高悬。
    中唐前，游戏文字尚少，魏、晋时谐谑语虽不少，但刘伯伦、稽叔夜、阮嗣宗等，不过是以戏语道隐痛。从孔丘至韩愈，载道始终是文论要义。中唐以后，士大夫者流的游戏文字逐渐多了起来，笔记体文字由此产生。宋有东坡的栋坡志郴等，至明，此风大盛。这种文体，不以传道为宗旨，不过是作者信手所为，聊以遣兴，“姑妄言之”而已。而读者，则“姑妄听之”，随意任情，轻快自由。这样的趋势，书法也与之同步，因为，这种转变是一种美学思潮，而不仅是某一类艺术的嬗易。前代作书，为“道，’;宋人，则为“书”。“书”者，抒也，即抒写襟怀、聊以遣兴。因此，“墨戏”之说，盛行于宋。观念变了，所以，尊法者崇晋、唐，求新者则崇宋。     宋的文化政策与多元的书法思想(2)    
    唐代虽然遍设有待诏、供奉、只候等画官，五代西蜀、南唐也设有画院，但就规模及对艺术家的优遇而言，却不能与宋相比。宋在开国时，即太祖、太宗二代，相继剪灭西蜀、南唐，灭国高手大师，尽随亡主先后归宋，宋唾手而得天下俊才。到政和、宣和年间，书画院又独许以待诏列班，画院居首，书院次之，琴院棋院再次。书学博士也设于北宋。
    这种制度，很近似欧洲皇室、贵族的豢备画师、乐师。但在欧洲18世纪前，宫廷画师和乐师地位低下，其待遇，远不能与我国宋代书画院的艺术家相比。这自然与帝王的偏爱有关，赵氏酷爱书画，北宋九帝，人人皆书画高手。
    画院设于宣和年间，南渡后仍承其制。赵估时代，更设书画学及书艺画图等局。
    《宋史·米芾传》:“建中靖国三年六月壬子，置书画算学。”又，“大观四年三月庚子，诏……书入翰林书艺局、画人翰林画图局”。除此，还设书画博士。
    《宋史·米芾传》:“召为书画学博士。”
    书学博士创于隋。《唐六典》:“隋置书学博士一人，从九品下，皇朝加置二人。”这样的规模与待遇，远在宋之下。宋特许书画院以待诏列班，这是很高的荣誉，何况，宋代诸帝，每与善书的大臣、名流论书画。宋诸帝嗜书的家门风习，实由太宗奠定。太宗赵灵善真草，并出御府所藏真迹，命侍书王著临榻刻版，这便是淳化阁帖。又据《宋太宗实录》载，太宗尝召葛湍，问徐兹对自己所书草的看法如何，湍曰:“铉留心篆籀，不闻圣草。”灵又问:“铱尝见脱书否?”湍日:“臣僚非赐诏，无由得观。”灵喜，遂于轴中出御书二纸日:“一以赐汝，一以赐兹。”
    这种情况，到徽宗时尤甚。米带曾奉诏至琼林殿作书，赵估垂帘而视，带反系袍袖，跳跃而书，至妙处，乃抗声白:“陛下，奇绝。”米芾在帝王前的这类癫狂举动很多，一些俗吏也一再弹带行为不谨，但赵估总以“俊人不可以法拘”去婉为回护。
    北宋画院，至徽宗政和、宣和年间而极盛，并有“书画院出职人员佩鱼”的制度。何谓“佩鱼”?即“以金银饰为鱼形，公服则系于带而垂于后，以明贵贱”。这种标志地位显赫的佩饰，起于唐，本称“鱼袋”，不过唐的“鱼袋”是作为官吏的凭信证件，宋则变而为“明贵贱”的标志。《画继》载:“政、宣间独许书画院出职人佩鱼”。“独许”不应理解为其他显宦达官都无此资格，这不符史实。而是指在内侍省所辖的“琴、棋、玉、百工”等诸伎术人范围内，“独许书画院出职人”。即使如此，也便使书画家获佩鱼之誉，而跻身于“贵”的秩位了。政和四年(1114年)，赵估作他鹰图》，为其题款志的，正是蔡京。乃至，徽宗书传于后世的，与京相混。南渡后，秦桧辈复以翰墨邀媚于上，也如蔡京之流，以书蒙宠。
    书画院的完善，不仅促进了书画艺术的繁荣，也在制度上保证了艺术家的地位。仅宣和元年，授画院待诏、书学博士的人就达立十八人。南宋高宗赵构绍兴元年，授职者二十七人。所不同的是，北宋许佩鱼，南宋则赐金带。这种由制度所带来的誉望，极大地激起了上层知识分子趋慕书法的热潮，书法不仅可以助人登攀仕途，也成了上层文化圈的荣誉标志。“玩”书的风气，一时大涨。
    自太宗刻淳化阁帖后，仁宗又命僧希白刻石于秘阁。徽宗时又刻续法帖、大观帖。直至理宗时，更出内府所藏《兰亭》一百一十七本，刻为帖，此即俗称之《兰亭一百一十七刻)。桑世昌讥《一百一十七刻》日:“此书累十余卷，不过为晋人一遗帖作，自是无益，玩物丧志。”
这部刻本，实开古今繁琐论艺的先河。如果说，在北宋年间，书法仍炽燃着性灵的灵光，而至理宗时，灵光已暗弱，理宗距南宋亡不过五十年。书法的生气至此也奄奄一息了。如桑氏所讥，《一百一十七刻》开“玩物”之风气，“玩”至后代，即一砚一盂亦沦为玩物，嗜玩之癖，由此滋蔓。   宋的文化政策与多元的书法思想(3)
    加之，宋代文人，有品茶论艺的习俗，彼此研讨诗、书、画，成为这个时代文人精神生活的重要方式，而理学又专讲心性，将书画视为陶冶心性的一个手段。思想的多元化，至宋而大备，尚意，尚法，养性，遣兴，悟禅达道，空灵，实用，共行并存。宫廷、寺院、文人斋室、民间店肆，各据需为用，自然，书法思想也便不可能单一了。在宗源取法方面，所谓碑、帖的歧异，也因大量阁帖的摹刻、流行而形成，直至清末，两大流派，消长沉浮，壁垒相对。由于实践的多元竞存，理论也呈现了多元的局面，较之唐人的单纯崇王，是丰富多了，但像《书谱》那样精深的专著，则极少。宋人论书，更多的是题跋笔札，风气所至，几乎到了无文人不言书的地步，简直成了时髦，即使只言片语，往往也足以“点破天机”。所觉遗憾的是，极少构成洋洋大观的理论著述。在文人的社交生活中，作书论书，成了风习，此亦为宋人所异于前代之处。魏晋尚玄谈，唐则为酬唱，宋则在饮酒品茶时“玩墨”。
    宋四大家之一的蔡襄，即以知茶名世，撰《茶录》二卷，上篇论茶，下篇论茶器。欧阳修在《归田录》中，曾提到蔡襄所制小片龙茶，每斤值金二两。襄侄蔡缭在所撰《铁围山丛谈》中说:“茶之尚，盖自唐人始，至本朝为甚。又至佑陵时，盖穷极新出，无以加矣。”吴应箕《南都纪闻》载:“金陵栅口有‘五柳居’，万历戊午年，一僧赁开茶舍，宜壶锡瓶，时以为极汤舍之盛，……然饮此者，日不能数客，要皆胜士也。”这类茶舍，是所谓雅所，人而品茗者，无引车卖浆之徒。故耶律楚才诗云:“同成雅会清茶话。”
    在饮酒品茗间，少不了“玩墨”，最有名的一次盛会便是“西园会”。李公麟、苏轼、米带、黄庭坚、秦观、张未、兄补之以及东坡弟辙都在场。这些当时的一流艺术家聚会在王洗验马的府邸中，作画、赋诗、作书、听琴。这样的生活方式，这样的习俗，是对书画院论艺事制度的一个补充。至于酒肆，因宋以酒税补岁人，尤其南渡后，酒肆遍及京师，一般平民所饮的地方，叫“散酒店”，即以零钱沽酒，而上层有闲文人，则在雅肆。这类习俗事实，在《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梦梁录》《武林旧事》等宋人笔记中，记录不少。即帝王，如仁宗，也每涉足茶舍酒肆。东坡好的书法作品，往往是醉后为之。此外，青楼遍布京城，市民、文士好尚栽花。这一些习俗，使一般文人视艺术为“玩艺”。宋代文士，是全力以赴地去“玩”的，较之盛唐前那种严肃气氛，又是另一番滋味了。这种“玩”法，往往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帝王嗜好书、画，竟至不顾亡国之危。北宋书、画艺术在理论、实践及制度上，最繁荣、完备的时期，正是徽宗宣和年间。而宣和下距北宋亡，金人虏徽、钦二帝，不过六七年(宣和元年为公元1119年，至宣和七年，赵估让位于钦宗，是为靖康元年。次岁，即公元1127年，北宋遂亡。)故元臣康里巙巙曰:“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住阮艺忘政，终至失国，是失之于此而得之于彼。赵估为人君，算是“历史误会”，他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性在文艺。以艺术而论，如王静安先生所言，当以天真视万物，多一分机智，则少一分天真。五代西蜀、南唐亡国之君孟昶、李煜，也与赵估同，是“天真”的艺术家，糊涂的帝王。以宣和书画繁荣的盛况而论，不能不谓赵估有功。这是不能以政治的成败论艺术得失的。
    因制度的影响、皇室的嗜爱、艺术思想的变化、社会各阶层的精神需求，宋代书法思想明显地呈多元的形势。其中，有两大发展是尤为重要的，其一实用领域的扩大，从科场扩大到市井商业的店肆，书法更广泛地向社会渗透;其二，纯艺术思想的兴起，文人潜心于“玩墨”，书法成为文人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