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穆“规矩从心。中和为的”

项穆“规矩从心，中和为的”
    项穆(生卒年月不详)字德纯，号贞元，无称子，秀水(今浙江嘉兴)人，官中书，也是一个晋唐名家书无不皆能，并终生摹追右军的人物。著《书法雅言》，全书凡十七篇，论书统、古今、辨体、形质、品格，资学，规矩、常变、正奇、中和、老少、神化、心相、取舍以及器用、知识。以儒家哲学思想观点，系统阐释其书学观点。尽管许多论点有片面性，但也不乏独到的研求，有自己的思想体系。其基本书学思想也是延续元人，唯崇晋唐，“规矩从心，中和为的”。反对宋代书法精神，极力低毁苏、米，比较典型地反映了明万历前后的书法美学思想。
    《书法雅言》首先讲到的是书法的功能。但是很可惜，他也将书法与文字的功能混同了。在印刷没有出现以前，文字信息只能通过书写传播的时候，认识上容易搅混，不足为怪。然项穆生活的万历年间，木版活字印刷已代书写传播信息，他仍把文字与书法的功能混同，就是不看事实，只按旧说人云亦云了。当然也可能说他只看到书法的实用功能，看不到或不重视书法的审美功能。他的话是这样说的:
        书之作也，帝王之经纶，圣贤之学术。至于玄文内典，百氏九流，诗歌之劝
    惩，碑铭之训戒，不由斯字，何以纪梓?故书之为功，同流天地，奚卫教经者
      也。
    其次，他也和南唐李惺一样，视王书为唯一楷模:
        宰我称仲尼贤于尧舜，余则谓逸少兼乎钟张，大统斯垂，万世不易。   但是一代一代学晋学王，学得怎么样了?
    第唐贤求之筋力轨度，其过也，严而谨矣。宋贤求之意气精神，其过也，纵
而肆矣。元贤求性情体态，其过也，温而柔矣。其间豪杰奋起，不无超越寻常，
概观习俗风声，大都互有优劣。
    明初肇运，尚袭元规，丰、祝、文、姚，窃追唐踢，上宗逸少，大都畏难。学唐不学晋，是“畏难”。更为糟糕的是，
他认为人们:
    奈自祝、文绝世以后，南北王、马乱真。迩年以来，竟仿苏、米。王、马疏
浅俗怪，易知其非;苏、米激厉矜夸，罕悟其失。斯风一倡，靡不可追，攻乎异
端.害则滋甚。
    他比元人走得更远，想得更绝，他对苏、米是全盘否定的。由是而引发了他对自己的学书观的阐发:
        况学术经纶，皆由心起。其心不正，所动悉邪。宣圣作《春秋》，子典距
    杨、墨，惧道将日衰也，其言岂得已我。
    他是以捍卫宣圣孔子之道的姿态出现的:
        柳公权曰:“心正则笔正”，余则曰:人正则书正。取舍诸篇，不无商、韩
    之刻;心相等论，实同孔孟之思。六《经)非心学乎?《传》(经)非(六书》
    乎?正书法，所以正人心也;正人心，所以开圣道也。子典距杨、墨于昔，予则
    放苏、米于今。垂之千秋、识者复起，必有知正书之功，不愧为圣人之徒矣。
                                              (以上均见(书法推言·书统》)
    他希望通过“正书法”达到“正人心”，通过“正人心”达到明确何以为“圣道”的目的，而且特别指出:苏、米都非正人君子，    他要把苏、米之徒驱逐出“当今”之书坛，以实际行动证明其“不愧为圣人之徒”。
    《书法雅言》用了大量的篇幅宣扬他的人正书正观:
        所谓有诸中，必形诸外;观其相，可识其心。
        心为人之帅，心正则人正矣。笔为书之充，笔正则事正矣。人由心正，书由
    笔正，即(诗》云:“思无邪”，(礼)云:“毋不敬”，书之大旨，一语括之矣。
        人品既殊，性情各异，笔势所运，邪正自形。书之心，主张怖算，想像化
    裁，意在笔端，未形之相也。书之相，旋折进退，威仪神彩，笔随意发，既形之
      心也。     项穆“规矩从心。中和为的”（2）      
    他举了大量的事例，说:
        如桓温之豪悍，王软之扬厉，安石之躁率，跋危刚腹之情，自露于毫褚间
    也。他如李色之挺妹，苏轼之肥歌，米带之努肆，亦能纯粹贞良之士，不过啸傲
    风骚之流尔。至于褚遂良之道劲、颜真卿之端厚、柳公权之庄严，虽于书法少容
    夷俊逸之妙，要皆忠义直亮之人也。若夫赵松雪之书，温润闲推，似接右军正脉
    之传;妍媚纤柔，殊乏大节不夺之气。
                                                                (《心相))
    书法是人创造的。但人有哪些方面、有多少东西能从书法形式中反映出来，则要作具体分析。这本来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古人看到了这一点，但由于历史的局限，有的把它神秘化，有的把它简单化，甚至庸俗化了。认识这个问题，首先要正视书法究竟能反映些什么?
    思想认识、观点、道德行为，只有所书文字内容才可能反映，运笔结体不能反映。书法不是具象，不能直接反映现实。但主体的性格、情绪、气格、审美趣好、技能工力这些却自始至终伴随着、控制着人的书写活动。通常说的“人品”是道德品质修养方面的概念，古人所称的“心画”，概念虽然模糊，其中也有这方面的含意，但是除非文字内容，书法是不能反映人的道德品质的。项穆举了那许多，实际是苏东坡说的“兼论及平生”和“人情随想而见，如韩子所谓窃斧者”。
    项穆带着儒家道德观念观照书法，把赵孟倾的书法强行与其政治身世联系起来。为什么不认真考证一下，赵孟扳事元前后的字风是否有明显的不同?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项穆是否还要说:从赵书的柔媚看，赵注定是要当亡国奴和臣事于异族的书家呢?明人书，大都秀丽妍婉，绝无唐人雄健气格(包括项穆在内)，能否断定这些人都“乏大节不夺之气”?
    再说王羲之又有何高于一切书家的“大节不夺之志”，能使他产生那样高妙的为历代叹服的书法?书法反映作者的情绪、性格、气象，却不能反映作者的信仰、道德和思想观点。就是那情绪、性格、气象，也只能通过抽象的审美形式反映出来，人们也只能通过各种生活实践积淀的感受力才能模糊感受它，没有这种感受力的人，书法作品中的这种反映，也不能领略。唐太宗赞王羲之书“尽善尽美”，韩愈却鄙“羲之俗书逞姿媚”;朱长文赞颜真卿书“有大节不夺之气”，李煌却鄙颜书如“叉手脐足田舍汉”，联系人品即书品论，这种状况将何以解释?
    项穆从儒家经世致用的立场出发，劝导学书人勿以书法为“小技”，讲求写好字以宣圣德、明教化，其用心不过如此。但是政治修养、态度，终究不同于艺术工力修养，更不能以政治修养代替艺术修养。然而项穆恰恰是这样想问题的，他提出:           故欲正其书者，先正其笔;欲正其笔，先正其心，若所谓诚意者，即以此心
    端己澄神，勿虚勿贰也。致知者，即以此心审其得失，明乎取舍也;格物者，即
    以此心博习精察，不自专用也。正心之外，岂更有说哉?
                                                      (《书法稚言·心相》)
    从修心着眼，从正心出发，而致知、格物，然后以习书艺，这就是项穆的治书观。在阶级社会，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修心”、“正心”标准，因而也派生出不同的审美标准。同是士大夫阶级，学养情性、时代情况不同，认识世界、认识事物的标准不同，审美标准也会有所不同的。如果以学问才识论，苏东坡、黄庭坚等，不会比项穆差，也不会比明代这一批书论家差，而苏、黄学颜学唐，却不迷信晋唐，主张出新意，寄妙理，黄庭坚主张“书画当观韵”，作书讲“拙多于巧”，而项穆则把晋人风范看成是美的绝对标准，根本不知用发展的眼光看书风所以形成发展的内在规律，而是将不同书风看做是不同人品的反映。他既不赞成秦汉的雄劲，也不喜欢宋人的意韵。索意于秦汉者，被讥为“严搜海钓之夫”，取式于宋人者，被斥为“开坐管窥之辈”，“太过不及，厥失维均”。他说:
        不学古法者，无稽之谈也，专泥上古者，岂从周之士哉!夫夏弄商鼎，已非
    汗车杯饮之风;上栋下宇，亦异巢居穴处之俗。生乎三代之世，不为三皇之民，
    ml夫生今之时，奚必反古之道?是以尧、舜、禹、周，皆圣人也，独孔子为圣之
    大成;史、李、蔡、杜，皆书祖也，帷右军为书之正鹤。奈何泥古之徒，不悟时
    中之妙，专以一画偏长，一波故壮，妄夸崇质之风，岂知三代后贤，两晋前哲，
    尚多太朴之意。
                                                                    ((古今》)
    项穆确立不前不后、不古不今的王书典范。只在以中庸观宣扬他的书法美学思想。传统不能不学，但要有个界限，上不可过晋，下不可离晋。晋前不及，晋后过之，“书之正鹊”，惟在右军。他批评有人“泥古”，“不悟时中之妙”，不懂得“三代后贤，两晋前哲，尚多太朴之意”。他对“太朴之意”是不以为美的，只有晋书的妍媚才是最理想的美。为什么呢?因为:
        宣圣曰:“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孙过庭云:“古不乖时，今不同弊”。审
    斯二语，与世推移，规矩从心，中和为的。
                                                                    ((古今》)
    似乎晋人也是因为“审斯二语”才创造了被唐太宗称为“尽善尽美”的书艺，只有晋人是以“中和为的”，深谙规矩，从心所欲才有其创造，—何以从古至今，只有晋人做到这一点?据他说，因为晋人能不迟不早地出现在那个历史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