帖学的滥觞

帖学的滥觞
    自太宗命王著镂刻古先帝名贤墨迹，总为《淳化阁帖》后，翻刻摹临者接踵，于是帖学大兴。从此，八百年间，碑学、帖学之争不息。碑、帖之别，简言之，摹他书而刻，谓之帖;刻人所亲书者，谓之碑。王著本不长于书道，且所摹之二王书，已属赝品，精神荡佚殆尽。王虚舟《停化阁帖>考证》，论之最详，而清人攻之最力。阮元《研经室集》云:“唐人书法，多出于隋;隋人书法，多出于北魏北齐。不观魏齐碑石，不见欧褚之所从来。自宋人阁帖盛行，世不知有北朝书法矣。”
    而褒之者，又称其泽被海内。《松雪斋文集·阁帖跋》云:“自太宗刻此帖，转相传刻，遂遍天下。……书法之不丧，此帖之泽也。”
    近人张彦生先生，持论最为客观、公允。在所撰《善本碑帖录》中，评称:“阁帖世称帖祖，但缺点多，排次乱。最明显的是第五卷李斯书，实为唐李阳冰裴公碑。又，唐宋澹有书名，却排列在隋前。历代评者多品评真伪，多所批评。其优点又为后世所称赞。以前刻帖无可信者，此刻为汇帖之祖。其中有前人遗留下的古文翰札，也有历史参考价值。至今得宋刻、重刻佳本，如获至宝。”
    明末、清初，是书法美学思想的又一大转变时期。当时学者，为改风易趣，开拓新的生路，多对笼罩中国书坛五六百年的帖学力加攻击，其后，以阮元及其后继者的康有为最为不留余地。
    在极注重渊源、真伪的书坛，阁帖的缺陷确如攻击者所言。事实上.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书法审美思想的歧异。《淳化阁帖》十卷，分为:一，历代帝王书;二、三、四，历代名臣法帖;五，诸家古法书;六、七、八，王羲之书;九、十，王献之书。共计一百零五人。
    阁帖刻成拓出后，即分赐王公大臣。
    由此可见，从人帖到分赐的整个过程，都是尊皇室之意而为的，这是一种宫廷的选择标准，也就是以皇室宫廷重臣的趣味去左右取舍的。所以，民间“俗书”，当然被拒之局外。如此，魏、齐书法岂能与帝王名臣书法并存卷册?但因阁帖出，中国书法因所宗所本的歧异，而流派昭然。
    如阮元所云，“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则帖擅其长。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据其胜”。宋代书法，虽不乏贵胃显宦，但多诗家性，此在前节已述，故“意态挥洒”，实为本心流露。唐前高手，多为重臣，尤以唐初四家及中唐鲁公等为代表，作书多庄肃。 更上推之，汉魏碑石，以古文字之篆隶通行，纸张之未发明，处中古以上，臣民多具侠义之风，故发而为书，自走“方严”一路。此皆时代使然，而非一人一时的偶为。帖学的兴起，是李世民重右军书所酿成的必然，故《淳化阁帖》十卷而二王居半，王书的儒雅潇洒，正是皇室所崇羡的风格。
    宋人学书，有舍远择近之习。如米芾《书史》、杨万里《诚斋·诗话》所云，蔡襄贵，则士庶皆学蔡;王安石作相，士庶又习王;南渡后，高宗初学山谷，天下a然学黄;后高宗作米字，天下翁然学莆书;最后又作孙过庭字，而孙字又称盛一时。这是宋人“越时贵书”的流俗。如画之有院体，书亦然。陈樵《负暄野录》:“今中都习书浩敦者，悉规仿著字，谓之‘小王书’，亦曰‘院体’，言翰林院所尚也。”著即王著，摹刻《淳化阁帖》者，即其人。王著书本不佳，唯因太宗垂示，令其摹刻，其书遂为南宋中都士俗所慕，从此，可见南宋一般流俗的趣味了。宋朝的大手笔，都出在北宋，南宋则很寂寞，这与择师关系很大。一般而论，南宋干禄气习太重，无北宋诸大师那样潇洒的襟胸、超迈的精神，故不能产生一代宗师以垂誉百代。         帖学的滥觞（2）  
      南宋士大夫，因痛感靖康之辱及偏安苟存之耻，于是，在书法批评思想上，将艺术家个人的品格奉为批评的首要原则，这种倾向虽然并不始于南宋。中国的艺术批评，从来以“品”、“格”分高低，可以说是伦理概念的移用。宋以后，这种批评思想更形严刻。清人松年云:“书画清高，首重人品。品节既优，不但人人重其笔墨，更钦仰其人。唐、宋、元、明以及国朝诸贤，凡善书画者，未有不品学兼长，居官更讲政绩声名，所以后世贵重，前贤已往，而片纸只字皆以饼金购求。书画以人重，信不诬也。历代工书画者，宋之蔡京、秦桧，明之严A，爵位尊崇，书法文学皆臻高品，何以后人吐弃之，湮没不传?实因其人大节已亏，其余技更一钱不值矣。”这是中国文艺批评史上很难弄清的难题，京、桧“书法文学皆臻高品”，却因“大节已亏”而使艺术本身也大为贬值。明人陶九成更形激烈，其在所撰《书史会要》中，谓秦桧“虽以一艺之小善莫掩万年之遗臭，姑存之以为奸臣逆贼惩”。反之，南宋名将岳飞，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爱国将领，就艺术论艺术，岳武穆的字未必优于奸相秦桧。可是，直到康有为仍曰:“岳武穆书力断于地，……然则豪伟丈夫，胸次绝人，点画有异;然其工夫，亦正不浅。”还有一典型的例子是宋四家中的“蔡”，一说为蔡京。明人张丑称:“宋人书，例称苏、黄、米、蔡，蔡者，谓京也。后世恶其人，乃斥去之而进君谟焉”。这种极难圆满解决的问题，在古人亦往往自相抵梧。如陶九成评北宋奸相蔡京书，又备极称道，谓京“正书如冠剑大人，议于庙堂之上;行书如贵胃公子，意气共奕，光彩射人;大字冠绝古今，鲜有侍匹。襄书为本朝第一，而京可与方驾”。这种批评倾向所以在宋后日甚，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北宋以靖康之役终，南宋因张弘范兵逼，承相陆秀夫负赵灵投海而亡。其后，元、清主政，都为正统士大夫所难忍。所以，明、清论者，斥赵孟頫为“贰臣”，同时也轻其书。此可谓情有可原，而理则未尽。故南宋陆放翁谓“学书当学颜”，其意在希望有如鲁公似的中兴大臣以挽南宋颓势。同理，斥赵孟顺其意亦在使“贰臣”惧。
    纵观中国书法史，唐前重伦理、人品，与唐后，名同而实异。唐前讲修养、人品，意在陶冶情操，潇洒其襟怀，养成一个艺术家高尚的精神。唐后则感于国势，强调人品，意在救亡挽危、振国济世。
    书法对时代思潮的感应很敏捷，而吸收包容力也很强。北宋时，写意画初起，美学思想异于前人，书法同时便“尚意”。清代朴学兴起，金石学鼎盛，书法感应之，而有“碑学”的产生。现代西方抽象绘画传来，书法感应之，而有所谓“现代书法”。这样的感应力与包容力，大概是由书法抽象、空灵的特性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