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以流派的观点论南北书派的形成发展

阮元以流派的观点论南北书派的形成发展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江苏仪征人，乾隆进士，主要学术活动在嘉、道二朝，先后就任过湖广、两广、云贵总督、体仁阁大学士，主编、核刻、汇刻书籍百八十余种。著有《研经室集》，其中《南北书派论》及《北碑南帖论》影响于一时。其撰文主旨，似乎只在理清书法之源流，便于学书者“溯其源”、“返于古”，认识碑与帖形式不同，功用不同，而且确实由于资料所限，论据不足，其所提出的南北分派论，有极大的片面性。但是其为文的真正目的，则实在正元明以来，学书必晋、必羲之偏狭。这一目的，他确实达到了。史实表明:阮元的两文，确实引发了书界对碑版的注意，引发了书法发展史上一次巨大的变革。当然，阮文有此作用，首先是其时书坛存在着欲变而不知变的思想苦闷。元明以来，学书的主要根据，一是“帖”，即唐宋以前人留下的笺犊、函札，这当然是很好的范本。但时至元明，真迹罕有，所谓帖本，实际不过是《淳化阁帖》刊行以来的一再翻刻，用康有为的话说“名虽羲、献，面目全非，精神尤不待论”①。二是唐人墨迹和碑刻。唐人原迹已难见，唐碑更精谨工整，把他们作为学书的唯一楷模，代代传习，在“毕肖古人”、“去本性”等学习方法的指导下，书法成了刻板而精熟的技艺，却无丰富多样的神采和个性面目，致而引起人们审美心理的逆反。书家急欲改变这种状况，却又找不到改变这种状况的突破口。这时，由于乾嘉统治者大兴文字狱，使文人学子缄口结舌，把心力转向金石考据之学，访寻古代碑刻成为一时之尚，大量唐以前碑刻，本为历史考据而发掘，其书迹却引起了正苦于找不到创变突破口的书家们的兴趣。阮元的两文从理论_仁加以论证，将长期为人们所忽视的唐以前碑刻名正言顺地置放在“正统”的位置，这就为嘉道以后的书家开阔眼界，放心大胆(即不耽心被人贬为“野狐”)汲取“新”养分(以古为新)，起到了舆论引导作用。     “书分南北”的说法实际上并不自阮元始，前章我们介绍冯班时，提及其《钝吟书要》中有过“画有南北，书亦有南北”之说。但未展述，不知其何所据，故未引起人们的注意，阮元在《南北书派论》中则明确指出:
        正书、行草之分为南北两派者，则东晋、宋、齐、梁、陈为南派，越、燕、    魏、齐、周、隋为北派也。
而且指出其风格差异:
        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长于启犊，……，北派则是中原古法，拘谨拙
    陋，长于碑榜。
        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则帖擅其长;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据其胜。
由是而派生出他的《北碑南帖论》。他指出:
        元明书家，多为(阁帖》所囿，且若《楔序》之外，更无书法，岂不陋哉?        明确认定元明以来学书者见识、书路之偏狭，他认为唐以前碑版的大量出土，证实了中国书法并非只有帖学传统，大量的碑版也是极有价值的营养。这是元明人所不曾有的见识。
        所望颖敏之士，振拔流俗，究心北派，守欧褚之旧规，寻魏齐之坠业，庶几
    汉魏古法不为俗书所掩。      阮元真可谓借古开新的典型。      从表面看，他是一个复古主义者，’他要“寻魏齐之坠.业”.挽救“汉魏古法不为俗书所掩”。而实际上他是一个开新者。他根本目的在于改变“《阁帖》所囿”的学书状况，使汉魏书法精神得到发扬。不要以为“《楔序》之外，更无书法”。
    的确，元明人远比前人偏狭，“书不宗晋，便入魔道”。“学必晋、晋必羲”。似乎不言晋、不言羲就不足以言学书。“晋”、“羲”当然值得学，问题在于是否除了“晋”、“羲”别无可学、别不能学。阮元确实深感单一学晋已使书法面目单一，用技甜俗。书法要振兴，必须全面学习古人.‘’寻魏齐之坠业”。       阮元以流派的观点论南北书派的形成发展（2）    
    阮元认为:南北分派，始于钟w、卫灌，至索靖、崔悦等形成北派，至王羲之、献之等形成南派，南派长于启犊.北派长于碑榜。“两派判若江河”。“至唐初，太宗独善王羲之书，虞世南最为亲近，始令王氏一家兼掩南北矣。然此时王派虽显，嫌褚无多，世间所习犹为北派。赵宋《阁帖》盛行，不重中原碑版，于是北派愈微矣。”
    这段话，有正确的部分，如说人们在崇晋宗王的书学思想影响下，只学《阁帖》不学碑版，但也有不确当的部分，即人们并非“不重中原碑版”，而是尚不知中原碑版有可重者。一则(阁帖》较碑版之便利，二则六朝以来书人没有据碑版学书的习惯，三则较诸碑版，《阁帖》字迹比较清晰，并非在美学思想上轻碑重帖。南北分派不符事实:南朝救禁刻碑，书留于纸帛、表册、笺犊，沿两晋习惯，俱用流行的真、行、草体，挥写便利，故“无复隶古遣意”。而北朝无刻碑立石之禁，即山野小民，亦立碑刻志，更有佛门造像、要绩志事，沿刻石习惯，以隶楷人书。但是在文字使用的精确方面，“兵戈之间，无人讲习，遂致六书棍淆，向壁虚造之字时有出现”，字迹不免生拙，并非南北书风不同.字体、书风也有区别，实是用途不同，使用字体不同，工具材料不同，乃出现效果不同的书法。比如唐代，正、行、草书通行，李邕.作碑书，学唐太宗，用了行草书(如《云摩将军碑》)，分明沿用北朝字法，然阮元仍说它“终非古法”。李邕写碑，确实用行草不多，正如阮元知道的“开元间《孔子庙》诸碑为李邕撰文，邕必请张庭硅以八分书之。邕谓‘非隶不足以敬碑也”。这一方面说明隶体有端肃庄严的形式感，同时也说明人们遵守古代法式，审美心理上习惯了隶体人碑。故正行草虽已在多方面使用，立碑时仍要用上一些隶体。还说明，虽时代相同，然使用方面不同，也可能出现不同的字体。北朝多战乱，难以留下表册函札，故多碑刻;南朝禁碑刻，除边远的地区留下些许碑刻外只留下帖书。如果不是这些具体原因，北朝也留下表册函札，南朝也留下大量碑刻，其书风可能是很相近的。
    隶体凿刻于石碑摩崖之上，虽然不见用笔，但其体势却有与绢帛、纸张上手迹显然不同的审美意趣。与帖书比较，就显出“界格方严，法书深刻”，与帖书之“意态挥洒”迥不相同了。但这不是流派不同，而是书写目的不同、成书材料不同、字体不同所带来的。他这样派分南北，与他当时未能见到南朝也有与北魏风格极为近似的碑书如《二爨》有关。尽管这种分法错了，但他提出书法还有汉魏碑书等一大批宝贵遗产，值得借鉴、继承，学书要全面学习前人的创造，却是很有见地的。
    为了证实他的论断，他指出魏晋南北朝的书法家都是多方学习的。唐代诸家，也是多方汲取营养，“唐人殷氏(仲容)、颜氏(真卿)，并以碑版隶楷世传家学，王行满、韩择木、徐浩、柳公权等亦各名家，皆由沿习此法，始能自立”。可是“元代书家多为《阁帖》所囿，且若《楔序》之外，更无书法，岂不陋哉”?
    他认为不广泛汲取营养不能立体，“欧阳询书法，方正劲挺，实是北派”，“夫唐书称学羲之者.从帝所好.权词也”。干脆否定欧是学晋的。“宋蔡襄能得北法.元赵松雪楷书摹拟李邕，明董其昌楷书托迹欧阳，盖端书正画之时，非此则笔力无立卓之地，自然人手于北派也。”为了鼓励人们学碑，对人们崇拜的几位近代书家，也把他们学书经历与北碑拉上关系。其次，他认为不同的字体，有不同的审美风格，可作不同的用途。“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则帖擅其长;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据其胜”。帖学再好，也不能取代碑体的审美效果。所有这些论辩，用意都在开阔人们的视野，不要为《阁帖》所囿，不要以为除了《兰亭序》就没有好的书法可学。
    当然这些话也只能从精神上理解。在当时条件下，他还只能从实用基础上谈书法的审美效果。如果作为专供欣赏的书法艺术，前人创造的一切优秀书迹都是可以学习的。元明以前书学者都注意广泛学习，何曾像元明人那样单调?明代以来崇晋宗唐，以为是不二法门，实际走着一条自我拘囿的独木桥。
    这是此前难以听到的声音.这是此前人难有的见识。阮元这一研究成果的提出，尽管在学术认识上有其片面性，但呼唤书坛对碑版的注意，活跃书家的思想，起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