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学介入—帖学的衰微与碑学的勃兴

金石学介入—帖学的衰微与碑学的勃兴
    嘉庆、道光以后，帖学极盛而衰。造成这个衰落现象的原因很多，就帖学本身而言，赵、董之垄断清初书坛，实在因帝王的偏爱;而且科场、衙门，厉行馆阁，加之，文字狱的苛烈，使一切捉管者不敢稍有玩忽。至嘉、道以后，前此在乾隆时代的考古、小学成就早已卓然，一般文人群起借助于金石以证经订史，这便使书法家在帖学之外，忽见一光明界。加之，金石出土日益增多，摹拓之迹流传日广，最初是作为考古资料的金石，却意想不到地成了学书者所摹范的样本。嘉、道以后，清的国力已江河日下。科举之弊，到了晚清，成为变法者力攻的目标，其中以小楷取士，尤为有志之士攻击最力。凡此种种，无不酝酿着求变的条件。碑学的勃兴，至嘉、道后蔚为壮观，也是历史的必然。何况，审美趣味也常常是在变化中，清人中不乏提倡“丑”，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才最终有了碑学的产生。
    康有为论碑学之兴云:“碑学之兴，乘帖学之坏，亦因金石学之大盛。乾、嘉之后，小学最盛，谈者莫不藉金石以为考经证史之资，专门搜集著述之人既多，出土之碑亦盛。于是山岩屋壁、荒野穷郊，或拾从耕父之锄，或搜自官厨之石，洗灌而发其光彩，摹拓以广其流传。……是碑学蔚为大国，适乘帖之敝，人续大统，亦其宜也。”金石学的兴起只是碑学坠地的最后一帖催生剂。万事俱全，只欠东风，吐故求新，早已在历史的母腹中胎成.至金石学勃盛，碑学便告诞生。
    碑学借复古之名以行创新之实。 因为，自李唐以后，书法都本南宗，出人于二王。而碑学，篆则宗秦、隶则宗汉、真书则取六朝，六朝碑板，又以北魏为多。清初帖学，取法不远，都步赵、董后尘，而碑学则直追中古以上，所以大异其趣。金农、郑燮之流，宗古而力求其新，取汉隶、魏碑的精神，而创为“漆书”、“六分半”书，面目一新。于是，碑学遂告问世，这是书法思想的一大转变。
    自碑学盛行后，只攻帖学的专门家便极少了。即使习碑诸家，行草仍多习帖。道光、咸丰以后的书家，碑帖兼擅，如曾国藩、何绍基、翁同和。
    理论的开拓，书外之学的启迪对于一代书风的造成，关系之大，在清是最明显的。自傅山首倡“宁丑”之论，阮元又有北碑南帖之说，继此，包世臣与康有为前后呼应。于是，学者、画家群起以新面目见于书坛，从邓石如而至康有为，遂成洋洋巨流，其影响更及于当代。
    唐人学帖，是学晋人墨迹，宋人则以翻刻的幻淘帖》为范，这种情况，至明最甚。清初是赵、董的天下，所以，祝嘉先生说“明代书法，已走到末路，到了清代是走上绝路了”。书法思想同样进了死胡同。碑学的兴起，是书法思想的大解放，不仅向学书者展示了帖外的另一新天地，且风格流派、批评标准、审美趣味等等，无不以新思想去另立其说，最终至康有为而集大成。所以，碑、帖之异，不仅仅是一个取法于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