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       来源于:中国书画网

从尚法到重情—唐代初、中期的书法思想
    李渊灭隋,定国号为唐,享柞二百八十余年,文教武功,皆称极盛。
    唐代书学,褒之者以为不减于晋,贬之者以为古意已漓,不复能出新。这两种观点的代表者,可推马宗霍与康有为。
    马宗霍称:“唐代书家之盛.不减于晋。固由接武六朝,家传世习,自易为工。而考之于史,唐之国学凡六,其五曰书学。置书学博士,日纸一幅,是以书为教也。又,唐铨选择人之法有四,其三曰书,楷法遒美者为中程,是以书取士也。以书为教,仿于唐;以书取士,仿于汉;置书博士,仿于晋。至专立书学,实自唐始。宜乎终唐之世,书家辈出矣。”
    康有为则谓唐人“钻承陈、隋之余,缀其遗绪之一二,不复能变,几若算子,截鹤续凫,整齐过甚。欧、虞、褚、薛,笔法虽未尽亡,然浇淳散朴,古意已漓,而颜、柳选奏,渐灭尽矣”。祝嘉响应,谓书至唐,“江河日下”,“大势已去”。
    卑唐之论,宋人已唱。姜夔《续书谱》云:“唐人以书判取士,而士大夫字书,类有科举习气,颜鲁公作干禄字书.是其证也。矧欧、虞、颜、柳,前后相望,故唐人下笔,应规人矩,无复有魏晋飘逸之气。”
    以上诸家,虽褒贬不一,实皆言楷法。楷法至唐而拘媚,乃制度造成,以楷法遒美取士,则天下学子,尽就范于程式,自由思想几近于无。以书取士,虽始于汉,但汉时律令不严。至唐,唯以楷法为择人条件,尽力推行,天下从风。然楷书以外,唐人尤以草书为盛。《唐书·张旭传》:“后人论书,欧、虞、褚、陆皆有异论,至旭,无非短者。”草书之盛,在于不受科场的约束,可以自由地抒写胸臆。中唐草书、行书实在是对初唐楷法的一个反动。故祝嘉谓“唐代楷书,诚不足道,行草尚有可观”。
    唐初书学思想,尽笼罩在王学之下,其原因之一是太宗的偏好。《法书要录》:“贞观二十三年,圣躬不豫,临崩.谓高宗曰:‘吾欲从汝求一物’。高宗流涕听受制命。太宗曰:‘吾欲得《兰亭》,可与我将去’。后随仙驾人玄宫矣。”偏爱之甚,即此可见。且唐初大师,无不师范右军。《后唐书·虞世南传》 :“世南同郡沙门智永,善王羲之书,世南师焉,妙得其体。”《唐书·欧阳询传》:“询初效王羲之书,后险劲过之。因自名其体,尺牍所传,人以为法。”《书后品》谓褚遂良“临写右军,亦为高足”。所以,马宗霍虽盛誉唐人书,亦以为“唐初胎晋为息,终属寄人篱下,未能自立”。马氏以为,至颜鲁公出,乃“起八代之衰,”才“卓然成为唐代之书”。从此可见,唐人书,至鲁公才卓尔独立,非复晋人面目。这种复古的思想,在唐初极盛。太宗推崇右军,无疑是钦定的审美价值尺度,在封建时代,这种影响力不言可知。应规人矩的唐初书法,不妨称之为古典主义。
    这种倾向,是以尊崇晋人法度,用理性抑制情感溢放为其特征的。所谓“唐人尚法”,即不能逾越既定的法度,“法”是最高的原则。而“法”是客观的,作书遵从客观的法则,而抑制主观情感的发挥。传为欧阳询撰《付善奴诀》说:“每秉笔必在圆正,重气力纵横重轻。当审字势,四面停匀,八边俱备,短长合度,粗细折中,心眼准程,疏密敬正。最不可忙,忙则失势;次不可缓,缓则骨痴;又不可瘦,瘦当形枯;复不可肥,肥则质浊。细详缓临,自然备体。”这与传为欧阳询撰的《八决》大意相同。《八决》说书写时,应“澄神静虑,端己正容”,字要写得“斜正如人,上称下载,东映西带,气宇融和,精神洒落”。至李世民撰《笔法诀》,这样的准则便几乎被奉为法典。《笔法诀》说:“欲书之时,当收视反听,绝虑凝神。心正气和,则契于玄妙;心神不正,字则敬斜;志气不和,书必颠倒。其道同鲁庙之器,虚则献,满则覆,中则正。正者,冲和之谓也。”李世民虽并无创见,但以帝王之尊而倡此论,其影响力便不可等闲视之了。字正是心正的表现,字敬斜,是心不正的表现。而心态既不能“虚”,也不能“满”,只能“中”—即“心正气和”。这样的理论,开了宋人以理学言书的风气。这样的体系,自然就将王羲之奉为楷模了。所以,李世民为《晋书·王羲之传》作赞辞,历数历代各家书法之短而独尊右军,竟称“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论,何足论哉!”历代帝王对于书学的影响,没有任何人可与李世民相比。宋的赵估,虽也善书好书,但他并未独尊一人而小视诸家,且赵估处于北宋将亡之世,自己也并不真是“英主”,故不能与赫赫的明君英主李世民相比。
    所以,唐初的书法思想,是王学的最终构成。这种思想,强调心理的平衡,而抑制情感的宣泄;强调客观规律,而抑制主观精神的发挥;强调秩序,而反对“放诞”。
    如果要说书学思想学派的确立,唐初的几位大师,包括李世民在内,正是学派的创立者。在唐人以前,尊钟尊韦,权威并非一人。何况从汉末至隋,战乱不绝、割土为据,虽则书法备呈丰采,却无一人有“一言而为天下法”之重。到了唐代,不仅天下统一,国力空前,且有“贞观盛世”的英主太宗李世民,于是,斩乱披纷,独尊右军,便是合乎逻辑的发展。
    书学思想学派的确立,有巨大的意义。比如,宋人之“尚意”,显然是对“尚法”的唐人的反动,即使在唐代,到颜真卿的时代,唐初的思想体系也就受到了挑战。这种挑战,正是新体系确立的先声。但凡一种学派思想的创立,无不是从批判开端的。批判思想正是新学派的精神所在。     从尚法到重情—唐代初、中期的书法思想(2)  
    唐初书学思想是在尊王风气下的“尚法”,这种体系的创立,自然并非仅因太宗的偏好。唐初升平的社会.上层士大夫沐于“皇恩”之中,精神生活是雍容儒雅的,虞、褚、欧等,都是重臣。右军书所呈现的风范,实在就是上层士大夫的精神理想。与此同时,绘画的思想规模,也同样囿于前代。潘天寿先生说唐初绘画“不能转移六朝传统之风格,几全承其余绪”。又说:“贞观之世,文学绘画各面,均渐见涵蕴盛隆之迹象”。所以,不独书法,即文学、绘画也同样笼罩在前代的思想中,所不同的是,前代思想至唐初而趋于明晰,并终于构成体系。实在说,唐初百年,既是前朝艺术思想的归宿,又同时是一个大转变的准 备期。大凡艺术思想,一经确立体系,奉为圭桌,便难免极盛而变,走到了极处,新的思想自然便异军突起,由是,新的思想与既往的思想也便争雄并存。
    玄宗即位后的五十年,史称中唐。在此期间,绘画有吴道子、李思训、王维并起。佛教的禅宗亦独盛于时,中国文人画正权舆于当代。这是一个画学新思想勃起的大时代。中国书史上的一个伟大人物颜真卿正崛起于此时。
    颜真卿是开元进士,中国书法在大王之后开创新风格的,他是第一人。汉、魏古法,至颜一变。马宗霍评价最高,他说:颜鲁公“纳古法于新意之中,生新法于古意之外,陶铸万象,隐括众长,与少陵之诗、昌黎之文,皆同为能起八代之衰者”。
    就实际说,鲁公书,以行草为佳。其原因是行草书与科场定法相去甚远,取士以楷,则尽泯个性,千字一貌是谈不上什么艺术趣味的,故鲁公书,堪称为绝世精品的,首推《祭侄文稿》。米带讥颜真卿楷书为“丑怪恶札”,不能不说是很有眼力的。米列颜之真书为“俗品”,足见实用观念影响书法品格之甚了。同一位大师,所作干禄之书,被人讥为“俗品”,而《祭侄文稿》,又情激神扬,创为上乘。从此可以说,颜真卿即是一部唐代书史,他在每个层面上都堪为这个大时代的代表。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颜真卿为杨国忠排斥,又因与其兄起兵抗御安禄山,被推为盟主。至德宗时,李希烈叛乱,奉旨往叛军劝谕,未果被缢.颜真卿位高德隆,他的一生可谓为忠烈。唐后,鲁公被推崇至极,实在因为他就是一个理想的书家楷范。宋因内外之扰,对颜真卿极为推祟,陆放翁说“学书当学颜”,也就包含了许多艺术外的意义。
    中国艺术的批评思想,素以人品为第一早在汉代.扬雄就说“书,心画也;心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宋、明以来,这种观念极盛行,无论书法、绘画,都不能舍人品以论优劣。乃至明末的项穆说:“柳公权日:‘心正则笔正’。余今曰,人正则书正。”又说:“欲正其书,先正其笔,欲正其笔,先正其心……正心之外,岂更有说哉?”"'At宋郭若虚在谈到绘画时,早于项氏就说过这类话,他说:“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矣,生动不得不至。”
    从创作论而言,强调人格修养是有道理的,艺术毕竟是心态的外达形式,内在精神境界的高低,于创作是大有关系的。但从批评论而言,视二者为一事,未必尽合于历史,艺术还有其独立的标准,否则,我们将无法解释人格卑劣而作品美妙的现象,如宋朝的秦桧、蔡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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