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书法：一代才华化电花

郑振铎书法：一代才华化电花
作者 管继平
   除了文学家、知名编辑和文史学者外，郑振铎先生更为出名的是藏书家和文物收藏家。他青年时就喜欢四处访书淘书，所以藏书非常宏富，且不乏宋元佳椞和珍本秘籍。他笔名西谛，有一本《西谛书话》在读书界是相当的有名，几乎成了藏书读书人的架上必备之物。或许可以这样说，在近一世纪里，要论起藏书家，郑振铎先生是无法忽视的一位大家；而若要屈指排列文人书家的话，恐怕一时还很难数到他了。

    在文学艺术领域，郑振铎先生著作等身，涉猎甚广。除诗歌、小说、散文外，他于翻译、戏曲、文史研究、木刻版画研究、文物考古等都有很高的成就。他十九岁时，负笈北京，考入了北京铁路管理学院。两年后恰逢举世震惊的“五四”运动，他成为该校学生代表和福建学生联合会的代表，积极投入了这场伟大的新文化运动。随后，他和瞿秋白、耿济之、许地山等青年学生一起，写文章、编刊物、译新诗、创社团，成了新文化运动中的活跃人物。后铁路学院毕业，被分配到上海南火车站任见习站长。这在当时也算是抱了一个“铁饭碗”了，但干了不到两个月他就辞职了，转而到商务印书馆干他更喜欢的编辑工作。时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高梦旦先生是一位改变郑振铎命运的长者，他对郑振铎非常赏识，既满足了郑振铎一改铁路管理而从事文化工作的夙愿，并对郑提出的每月六十元的高薪要求，颔首应允。甚至两年后，还将女儿高君箴许配了郑，一摇身由原先的“单位领导”变成了“岳父泰山”。    说起文人书法，郑振铎先生的字我曾见过几幅，写的是一手颜体书法，虽有《麻姑仙台记》的印记，但楷中带行，落笔轻松率意。如图的这幅楷书作品，是郑振铎写于1941年末，日军侵占上海疯狂逮捕抗日步文化人士之时，郑振铎以鲍照的诗句寄托自己的悲愤心情，书赠一位邮局工作的青年朋友端毅。也许是一页乾隆时的高丽古笺因素吧，这幅书法写得格外的认真。而他有时一些不甚讲究的手札笔记，则更可见其粗犷豪放的性格。郑振铎早年家贫，读书时常于同学处借到好书，便连夜摘抄，于是文不加点、粗头乱服也成他写字的常态。我想起上世纪四十年代，徐调孚先生有一篇《闲话作家书法》（原载《万象》1944年1月第七期）的文章，对当时一些知名作家的字分别给予点评。因为徐调孚是开明书店的一位编辑，每天经手这些作家们的大量手稿，如鲁迅、周作人、茅盾、老舍、俞平伯、叶圣陶等人的字，他都非常熟悉，一一说来，也十分有趣。提到郑振铎，他说：    郑振铎的笔子极粗，字形极大，无论你格子怎样大，他的字老是藏不进格子里，有一半要铺出在格子外。再加以添注涂改得极厉害，“满纸涂鸦”，正好作他的稿子的考语。我们读他的文章，可真费力，不要说排字人见了头痛，就是我们校对人见了何尝不头痛啊！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    虽然徐先生对郑振铎的手稿感到“头痛”，但谈起郑的毛笔字，他笔锋一转，又大加赞赏了一番：    “可是话得说回来，郑振铎的钢笔字原稿，固然乌里乌糟，人家见了喊头痛，但他的毛笔字，说句上海话，写得真崭呢！不由得不叫人见了暗地里喝一声彩。他的字，颜鲁公体是底子，再加上写经体，铁画银钩，左细右粗，虽不及疑古玄同的精美，但功力也不小。你如果在三马路一带旧书铺子里买一本《西谛所藏善本戏曲目录》，就可看到他的笔迹了，听说这本书从头到底是他自己亲笔缮写了付木刻的。再有世界书局出版的一本《小说戏曲新考》（赵景深著），里面也是他题的字，并且还署一个名字，你看了就可证明我的话决不假。”    很遗憾，郑振铎先生的一册《西谛所藏善本戏曲目录》我没有，所以一时也很难欣赏到他那“功力不小”的“写经体”。不过，五四时期的那一批文人中，我以为写“写经体”的，还应该推刘半农为第一，钱玄同次之。这点，在徐先生的文章中，也不难看出有相近的观点。    然而有趣的是，尽管我们在此分析讨论郑振铎先生的书法，但郑振铎自己，却是一个坚决否认书法是“艺术”的学者。据说建国之初，文艺界曾就书法是否“艺术”的话题而争论不休，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先生认为：书法非艺术。根据是外国的艺术分类中没有书法一门，所以他反对成立书法家协会，并认为如书法成为专业了，则对书法是个大破坏。章士钊、陈叔通与之辩论，结果辩至毛泽东处，毛泽东风趣地说：“我们多一门艺术，又有什么不好呢？”辩论于是暂告段落。我想，这也许是时代变迁和发展的产物，书法由实用工具走向专业艺术，那是书法没落的一种表现。因此从某种角度看，郑振铎是真正懂得中国文化的人。    郑振铎是新中国的首任文物局局长，他在古籍版本目录、古陶书画等文物鉴赏上都有相当高的识见，且著述丰富。据说老舍也喜收藏，曾喜滋滋的请郑振铎到家中鉴赏，但郑一一看过之后只留下三字评语：“都得扔！”气得老舍只得说“我不搞研究，自己看了舒服就行。”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    在国家文物局长的任上，郑振铎曾主持过多项国宝级文物的秘密收购工作，如组织专家到香港购回“二希帖”、宝礼堂宋元版善本以及派人说服张大千所藏的《韩熙载夜宴图》回归祖国等，均可称得上是功德无量之“大手笔”。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之余，他依然做研究和撰述不辍，整理并著录了大量的古籍版本以及文物考证的文章。还计划修订《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和《中国俗文学史》。然而1958年10月，他在一次率团出访阿富汗等国的途中，却意外因飞机失事而遇难殉职了。郭沫若闻讯后忍着悲痛作悼诗一首：万里乘风八月槎，惊传瞬息坠天涯，周行英杰成雄鬼，一代才华化电花。……    颇有辛讽意味的是，当时的政治氛围已经开始变味，就在郑振铎出国的前几天，《文汇报》、《光明日报》已经将郑先生作为“厚古薄今”的典型，刊出点名的批判文章了，文化部也举行了他的学术思想批判会，毫无疑问，待他回国后，这批判的力度还将继续升温和升级。不料他的意外殉难却使他的政治和学术生命得以保全，《光明日报》在原先准备刊登批判他文章的版面，临时作了调整，刊出了一组“哭振铎”的悼念文章了。    喜耶？悲耶？公已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