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守敬:“品高、学富”，“书卷之气自然溢于行间”

杨守敬:“品高、学富”，“书卷之气自然溢于行间”

    杨守敬(1839-1914)字惺吾，晚号邻苏老人，湖北省宜都县人。精于地理、目录版本、金石考证诸学，也是晚清的著名书家。书法方面的编著有:《日本访书录)、《留真谱)、《邻苏园集帖》、《楷法溯源》、《评碑记》、《评帖记》、《学书迩言》等。其书融会碑帖，自成一家，金石气很浓。他很讲究以学问修养人书，其《学书迩言》绪论中，有一段很能说明这种书学思想的话:

        梁山舟《答张艺堂书》，谓学书有三要:天分第一，多见次之，多写又次
    之。此定论也。尝见博通金石，终日临池，而笔迹钝稚，则天分限之也;又尝见
    下笔敏捷，而墨守一家，终少变化，则少见之蔽也;又尝见临摹古人，动合规
    矩，而不能自名一家，则学力之疏也。而余又增以二要:一要品高，品高则下笔
    妍稚，不落尘俗;二要学富，胸罗万有，书卷之气自然溢于行间。古之大家，莫
    不备此。断未有胸无点墨而能超软等伦者也。

    梁同书只讲到天赋和多看多写，这实际是历代学书的基本经验。但时代不同了，明清以来，书法尽管未脱离实用，然而事实上它的审美功能已使人有心将它发展为把玩于几案、陈设于厅室门庭的艺术形式，书法活动也早已成为文人骚客的雅好。书法不仅是时代人的精神对象化，而且是文人骚客生活意趣的对象化。自宋人提出“广以圣哲之学人书，书乃可贵”以来，明代书家日益注重学养，董其昌提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清人刘熙载提出“书以士气为上”，现在杨守敬也要求书家“品高，学富”，作书要“书卷之气”“溢于行间”。反映出明清以后，在讲求书法艺术性的同时，更强调书家的学问修养了。这也是一时代特点。
    他也是主张学碑者。但他并不反对兼习帖学。他说:

        集帖之与碑揭，合者两美，离之两伤。

    他并不像康有为那样偏激。这种观点，不仅表现了他全面学习传统的气度，而且还反映了他对碑帖在艺术上各有特点、在学习上可互相补充的认识。       “合”，即全面汲取，则可全面得到发扬，“离”，即偏学一种，无论学帖学碑，都要受到损害。这种观点，在当时具体有针对性，于后来者也在继承传统上有指导意义。
    在技法上，由于他尊重实践经验，又深究碑帖技法，而不迷信传统。所以他在前人的基础上，更亦大胆地破除“唯中锋”论。他分析说:

        大抵六朝书法，皆以侧锋取势。所谓藏锋者，并非锋在画中之谓，盖即如锥
    画沙、如印印泥、折权股、屋漏痕之谓。后人求藏锋之说而不得，便创中锋以当
    之。其说立之甚辫，而学其法者，书必不佳。且不论他人，试观二王，有一笔不
    侧锋乎?，堆侧锋而后有开阂、有阴阳、有向背、有转折、有轻重、有起收、有停
    顿。古人所贵能用笔者以此。若锋在画中，是信笔而为之，毫必无力。安能力透
    纸背?且亦安能有诸法之妙乎?

    周星莲以古人“不废偏锋”之说，破除明清以来的“唯中锋论”，言下之意，中锋仍是基本的用笔方法。而杨守敬则说“学其法者，书必不佳”。“二王有一笔不侧锋乎?”他并非反对“中锋”，而是反对对中锋的迷信。他是以辩证的、矛盾统一的思想提出运笔的原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