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体的完备——空间分割意识的纷繁

载体的完备——空间分割意识的纷繁       秦汉文字改制的初衷，当然不是艺术而是实用。这也是时代的需要，潮流所致。但文字改制，不能不波及书法。
    秦以大一统取代了群雄并存的分割局面，一切旧制，自然不适宜于一统政治的需要。“文字异形”使政令不能达于州郡。故“秦始皇帝初并天下，垂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省改大篆，而成“小篆”。但小篆“自秦至司马相如以前”，其数不过“三千三百字”气考之实际，当时与小篆并行者，有八体。
    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幕印，六曰署书，七曰丈书，八曰隶书。     隶书的产生，本是应实用、时务之需的，但同时也带来了一种新的美术价值。这在实用、艺术两方面，都有极大的意义。《说文·序》称:     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戍役，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
    所谓“古文由此绝矣”，意指隶书形制去大篆甚远，“谓隶体中无复古文之迹，非谓古文绝于秦也”。因秦季“八体”并行，“古文”即其一。文字的自然趋势是便于实用，秦的文字改制，只是顺应大势，而以人为的统一加速了这个过程。实则，秦始皇改革文字的更大功绩，是采用隶书。《汉书·艺文志》:
    是时始建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
    隶之异于篆，也是由实用—主要是快速、简省所带来的特点，如变圆为方，变弧线为直线。这都能利于实用，而这一改变，对于书法艺术而言，则又开了一个新天地。书法不仅仍可以用“古文”、小篆，且又多了一种新的造型形制。大凡具有装饰性的器物，需要美化，则往往诸体合用，如铭金刻石，仍为大、小篆及隶兼用，而玺印则只用小篆。至汉，碑额多为小篆，此足见，已废之体，虽不便于实用，而在审美意义上，却仍有价值。
    秦于文字改制，虽为开基肇业者，但因享柞太短，故隶至汉乃完善。汉初仍沿秦制，书有八体。八体虽并世，而最切于时用的，是隶书。汉完善隶，并使隶书巩固地发展，也是靠制度的推动，这个制度便是取士以书。而在灵帝时，有个插曲，灵帝诏工书鸟篆以课试学子，由是“鸿都文学，鸟篆盈简”。在实用领域去作这种盘曲如画的字，虽以帝王之力，也难久持。
    社会交流量的大增，要求效益甚切，这是推动书体演变的主要原因。隶在汉，分为二体:其一为草书，其一为八分书。草书也有一个成熟过程，当在秦汉之季，草书为赴急之用，它“解隶体之细微，散隶体之委曲”而粗书之。依翁方纲之说，“八”即“别”的意思，“言其字左右分别，若相背然”。它以波势为饰，也是应实用之需而变化出的。用草书以写章奏，故又称章草;用八分写篇章、法令，又称其为章程书。楷书的产生，与草书同时。惜书·卫恒淤谓:“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灵帝好书，时多能者，而师宜官为最，大则一字径丈，小则方寸千言，甚矜其能。”这里不说楷书是次仲所“造”，而说“始作”，可见他是这种变古形的书法中的一位名家。而灵帝时的师宜官，能以楷
矜世，可推想当时好书之甚。卫恒卒于晋惠帝元康元年(291年)，他叙述百年前的历史，是不会有大错误的。
    秦时的文字改制，是由官方以法令强为推行的。汉代并没有用秦始皇时“书同文”的政令去完成文字的改制，更多的情况是自然演变，在实用中，混杂使用，这本是文字大变化时代的正常现象。所以，马宗霍说:“要皆势所必至，积渐而成，固亦不必斤斤于作始之人与时矣。”待到某种形制较普遍流行后，便推出一个最善于写这类字的人，至于某种形制产生于某时某刻的说法，对于文字言，尤不确切。旧时代学者，或因未见到大量汉代简书，或因偏见，不以“俗书”为意，仅从碑版论汉代书法，以至误会不少。西汉初年的居延简书、银雀山简书，都是近汉代书法，以至误会不少。西汉初年的居延简书、银雀山简书，都是近半世纪来才出土的，从为数二万片的实物看，篆、隶、楷、行、草，何体不备?本来，实用就有缓急之分，“赴急”时则草，不赴急则楷，非必某体定产生于某时。实用现象的纷繁，相应产生了概念的混乱，什么是八分，什么是隶，说法极多，在东汉末至魏晋间已经纠缠不清了，至唐，更刻意求深，以自标一家言。汉初简犊的大量出土，使我们可以凭真迹以论事，澄清了若干疑惑。
    书体大备于汉，至此，中国书法的规模已具，后世书家便在这种种形制的舞台上，去创造无象不备的艺术了。
    始有文字，后有书法，实用观念在前，审美观念后起，这是一般性的规律。汉文字至汉而各体咸备，从实用说，必然在使用的过程中择简易而汰繁难，从多种并存趋于统一，使实用性的载体归于一致而使交流方便，但作为艺术载体，诸体并存，却更有利于创造丰富多彩的艺术。秦以政令统一文字，汉则任文字在实用中弃难从易。审美观念正孕育在实用追求之中，这是一个不言艺术而艺术恰得以辉煌发展的大时代。
    文字作为载体，是线条据以分裂空间的凭据。尽管这种分割，最初是从实用观念出发的，但经营空间的构思意识，却也在实用过程中被培植了起来。李斯的文字改制与汉代“八体”并存的局面，所触及的，首先是空间问题，而涉及线条的审美意识，可以说是汉末，尤其是晋以后才明确受到关注的，这便是大量书论不厌其烦地研究笔法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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