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的古文科斗书法

春秋战国时期的古文科斗书法
    所谓“古文”是汉代人在发现孔子故宅壁中所藏的先秦典籍之后对先秦古抄本书籍所使用的书体的称呼。孔子故宅壁中古迹抄写于战国时期，因西汉中期以后早期隶书已经得到普遍使用，人们对这种运用于先秦时期的古体文字不熟悉，因此称之为“古文”.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及新莽居摄，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之部，自以为应制作，颇改定古文。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又因为其点画特征是头粗尾细，形状像峪蚌，所以又称为“科斗”文。但汉魏时期的人们对先秦古文书写的真实情况不甚了了，真正见过这些古代写本的人又很少，所以东汉末年的《熹平石经》和曹魏《三体石经》中所书写的古文与真正的先秦古文已经差别巨大。西晋著名书法家卫恒曾经见到过同样抄写于战国时期的汲家书，但他并不了解战国文字因国别和地域不同而在书写上存在的差别.
    考古发掘所见的春秋战国古文(或称科斗文)作品为我们提供了春秋战国时期手写体古文的标准范本。前文所列举的铸造于青铜器上的大篆文字服从于宗教或器形的需要，点画规范，富于装饰性，庄重而规整。手写体古文则书写简化，风格不一，其共同的特点是毛笔书写特点分明，点画流畅，笔画之间的相互联结关系交待清楚，快捷实用。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出于手写的古文为我们保存了书写者各白的真实面目和性格特点，它们或规范，或古拙，或流畅，或散漫，自然纯朴，没有经过任何装饰性修饰。它们属于大篆书写的草体，这种基于实用目的的草体书写极大地推动着汉字书写的演化，并最终重塑了汉字的书写形象。从篆书到隶书再到行书、楷书和草书的演变正是遵循这种汉字书写内在的发展逻辑。
    考古发掘所见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春秋战国古文遗迹有1965年底出土于山西侯马晋都新田遗址的晋国盟书(简称侯马盟书)。1980年发现于河南温县的温县盟书，20世纪30年代出土于湖南长沙子弹库的楚墓帛书，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竹简，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竹简，荆州包山楚墓竹简、郭店竹简、望山竹简以及近年发现的轰动一时的里耶竹简等。侯马盟书书写干春秋晚期，书者不一，风格差别较大，有的规范，有的粗率，有的爽劲，有的平稳，方纵不一，各尽其势，带给我们不同的美感。温县盟书创作于公元前6世纪初，属春秋中期稍晚，都书写于圭形石片之上，逸笔草草，十分潇洒。长沙子弹库楚帛书书画合一，内容古奥奇特.由于书写于丝帛之上，所以点画以圆势为主，绵软而横扁。信阳长台关楚简为战国遗物，用笔规范而有气势。包山楚简风格不一，不少作品“科斗”特征明显。包山楚简作者众多，风格多样，而以肥厚朴茂为主。郭店楚简为战国中晚期遗物，出自数人之手，而皆用笔熟练，点画飘逸，粗细对比鲜明，笔势跌宕，耐人寻味。曾侯乙墓竹简笔力雄健，行间茂密，具有相当高超的书写水平。
    与商代和西周时期的金文直接铸在青铜器器身上不同.春秋、战国时期的不少金文作品是镌刻在青铜器皿之上，所以显示出不同的艺术特征。以刀代笔使得这些刻款金文往往结体散漫潦草，点画粗细相对均匀。春秋战国时期的许多诸侯国都有镌刻金文传世，最早的是薛国青铜器。比较典型的是楚国的《鄂君启节》，制作于战国晚期的楚怀王时期，字体虽然比较规范，却带有明显的手写体特征。同时。刻石书法在战国时期也开始出现。除了著名的秦国刻石《石鼓文》之外，湖北随县曾侯乙墓、战国中山王陵和河南洛阳金村等地都出土了带文字的刻石作品，虽然书法水平不一，却开启了后世刻石书法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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