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文、石文的美感意识

金文、石文的美感意识
    西汉以前，将文字刻铸于甲骨金石，即近于今人写个报告、写个公文，因为那时，人们未必有所谓“艺术创造”的动机。这里有几个问题是值得思考的。其一，“殷周的铜器文字那么多，为什么刻石文字却少?是还埋藏在地下没有出现吗?但总得有个比例，铜器文字都是从地下出土的，已经多得惊人，而刻石文字却寥如晨星”。尤其在西周昭王以后，金文进人成熟时期，不仅量多，而且质精。对这种金多石少的现象，郭沫若先生认为是因工具不同所致。他说:“殷周使用铜刀乃至石刀，刻石不易。春秋时已开始用铁，故刻石文字便随之增益了。秦汉以后，石刻碑揭便逐步形成了压倒的优势，看来这是铁器时代的一个必然结果。”第二，问题与上面所说的现象相近。西汉时期的简牍，在近几十年间，大量出土。仅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黑城附近，即获汉武帝至汉光武帝时期的简犊约万枚。1972年在山东临沂获汉文、景至武帝初期抄写的简犊七千五百枚左右。而由此上推，在汉以前，出土的简牍反而很少。从载籍看，周代以简牍为书写工具，已为习常。周代书籍，统称方、策。《中庸》:“文、武卿之政，布在方策。”策用竹，又称毕，《尔雅·释器》:“简谓之毕。”郭注:“今简札也。”方为木，又称犊，金愕《周代书册制度考》:“方一曰牍。《说文》云:‘牍，书版也。’《论衡·量知篇》云:‘截竹为简，以为牍,加笔墨之述，乃成文字。断木为堑，折之为版，力加刮削，乃成奏牍。’此简策用竹，方版用木之证也。”这些，都足以证明，周代已以简犊为书了。竹木为书，较之刻石镂金，自是方便。且当时毛笔、墨之类也已付诸实用，既然如此，为什么出土故物，简木少而金石多?原因之一，恐系竹木质易朽，久埋地下，已复腐坏，而由此又再推之，既然竹木书写方便，何以周人仍大量铭金为文?那么，镂金的意图可以推知了，便是欲久存以为纪念，以示郑重。而铸刻于金属器物上的文字，其求美观也是必定的，这不同于以竹木写字，纯为实用。比较一下汉初简书与周之铭文，简书自由，随意而成，都无定体，而铭文则凝重、内敛，装饰性颇强。从书法意义上说，凡刻、铸于器物上的文字，一定要有助于美观，这便是最早的书法审美观念的萌发。金、石文字的书法意义即在此，在其前的甲骨及其后大量出现的汉简，因非器物，书写者主观求美的意识，必定不如镂金刻石者明确。金文之富于装饰美，看看《毛公鼎》《墙盘》《夫毁》《散氏盘》《大孟盘》即知;石文之美，看看CC}鼓劝即知。这些金、石文字，书写者是小心翼翼为之的，字距行距已非甲骨的错落纷布，亦有别于汉简的自如，.而是力求严整，端肃，这种不敢苟为的主观意识，是十分明白地表现了出来的。这对研究书法思想很有价值，用今人的话说，便是书法意识的萌生。字距行距的处理，是所谓大章法，大章法是求整体效果的美，而结体及笔法则是追求细部的美。以耗公黝为例，其结体以端稳为基本格调，但借助于笔画平正中带倾斜的方法，又在端正中含有流动感，如“中”共六见。凡雷同的字，最为难写，字字一样，则无变化，而求变化，就是书法意识的表现，此处六个“中”，或于其中加一点或二点，成，竖画或垂直而出，或右折而出，或左曲而出，作，如此等等。一看便知，书写者是有明确的求变意识。至于笔法，有回锋而起作圆势者，有切锋而人作方势者，有轻人露锋者;其收束，有顺势出锋者，有回笔藏锋者。而行笔间，提按分明可见。后世笔法之种种，在此中已大体备矣。     关连： 书法 书法讲座 书法作品     金文、石文的美感意识（2）  
    金文如此，再看石文的代表作《石鼓文》       《石鼓文》的争议是它的年代，而对于书法的精美，则古今无异辞。
    韦应物诗谓拓鼓为为周宣王时代之物。近代学者的看法渐趋一致，认为是东周的作品。郭沫若先生断为东周初年，是“秦襄公送周平王东迁后的纪功石刻”。唐兰先生断为战国中叶。
    石鼓不是器物，大别于鼎、彝之类。它是十个馒头型石，每石上刻四言诗一首。
    刻石的兴起对于中国书法有巨大的意义。石鼓为纪功刻石，且为秦文化，所以，可视为秦刻石之祖。自始皇六巡刻石纪功之后，汉承其风，刻石之风大盛于汉季，论其肇始者，当推《石鼓文》。
    《石鼓文》字径逾寸，用笔圆劲;结体稍方而朗秀;字距行距开阔均衡。其气象朴茂、天然。
    《石鼓文》标志着书法已发展到了成熟阶段，从既成现象上看，可谓为秦前书法的一个高度和转折点。我们虽无从知道书写、镌刻者的书法观念，但从成象看，已为精心创造无疑。没有较明确的书法意识，是难以达到这样炉火纯青的程度的。凡用笔、结体、章法，怎样才美，从成象上看，书刻者的观念是既统一而又严峻的，其一笔不苟的精神，昭然可见。
    史称李斯为“小篆之祖”，张怀灌谓石鼓为小篆之祖，近人唐兰亦宗是说，谓为“篆书之祖”，此足见其在书史上的划时代意义。从书法上看，赵宦光谈得最为确切。他说《石鼓》文“信体结构，自成篇章;
小大正欹，不律而合。至若钩引纷披，作云舒卷;依倚磊落，如危崖乍阙。施用无定方，立旁有成法，圆不致规，方不致渠。......遂为书家指归”。
    西周虽无书论，然从金、石中，已可窥悉书法意识了，此可谓存而未论。耗公鼎》《石鼓劝等等所昭示的风范，为后人视为楷则，这不仅是形式上的模拟，也是观念上的承袭。李斯为秦相，承石鼓作风当属自然，斯作小篆，由是又开一代风气，而究其渊源，则为周季之秦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