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度谨严、平正端庄的碑刻的东汉中后期的隶书碑铭

法度谨严、平正端庄的碑刻的东汉中后期的隶书碑铭

    法度谨严、平正端庄的碑刻
    《子游残碑》，安帝元初二年(115)刻石。清嘉庆三年(1798)在安阳西门豹祠内发现碑之下段(现藏河南安阳市文化馆)。1913年，于安阳又出土《子游残碑》上段，一名《汉贤良方正残石))(现藏天津市艺术博物馆)。《子游残碑》结体方整，风格淳朴。碑字大小不一，用笔迟重中见灵动，写的意味很浓，可窥刻工较为忠实于书手笔意。清郭尚先云:“此《子游碑》，结体在《韩救》《郑固》之间，东京初年书类如是，观其古淡，足正魏、晋以后矫强之失。”。《子游残碑》刻干东汉中期，在东汉成熟分书的碑刻中属较早开风气的作品，它的淳朴书风与东汉末年的装饰之风，有着明显的区别。
    《乙瑛碑》，一名《百石卒史》,桓帝永兴元年(153)立石，现藏山东曲阜碑林。《乙瑛碑》结体方整，骨肉匀适，波碟分明，笔法十分规范而富变化，为汉隶成熟期的典型作品。有庙堂肃穆气象。何绍基曾评日:“横翔捷出.开后来隽利一门，然肃穆之气自在。”.《尚府君残碑》(无年月)，方峻中见舒展，与其书风相似。
    《张景碑》，桓帝延熹二年(159)立石。1958年出土于河南南阳，现存南阳西南卧龙岗碑亭。《张景碑》晚出，字口清晰，用笔隽永、挺秀、圆润。结体宽扁、疏朗，亦为汉隶成熟期典型的分书作品。
    《西岳华山庙碑》(图48),桓帝延熹八年(165)立石。碑高254厘米，宽119厘米，原在陕西华阴西岳庙中。石毁于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地震中，现仅存拓本。清朱彝尊评此碑云:“汉隶凡三种，一种方整……一种流丽……一种奇古……惟《延熹华岳碑》正变乖合，靡所不有，兼三者之长，当为汉隶第一品。”.推崇备至。刘熙载也曾在《书概》中评日:“磅礴郁积，浏漓顿挫，意味尤不可穷。”。这些都说明《华山碑》用笔富于变化而姿态活脱。然作横向比较，其流丽不及《礼器》《曹全》，厚重不如《乙瑛》，个性不够显著。此外波挑用笔与《史晨》同调，已具程式化。此乃东汉后期汉碑的普遍倾向。
    《史晨碑》，灵帝建宁二年(169)立石。碑藏山东曲阜孔庙。此碑两面刻铭，前碑刻《鲁相史晨祀孔子奏铭》，后碑刻《鲁相史晨餐孔子庙碑》，又称《史晨前碑》《史晨后碑》。清方朔以为《史晨碑》:“书法则肃括宏深，沈古遒厚，结构与意度皆备，询为庙堂之品，八分正宗也。”。万经《分隶偶存》评曰:“修伤紧密，矩度森然。”.均指出此碑十分规范。然因此则伤于拘谨、整伤，而少个性，为典型的东汉庙堂碑刻。这种正襟危坐的书风一直影响到魏晋时的碑刻。
    《韩仁铭》，灵帝熹平四年(175)立石。碑原在河南荣阳。为东汉后期程式化的标准分书，笔画规矩，法度严谨，然结字疏松平均而少变化，已有美术字的倾向。清杨守敬评曰:“清俊秀逸，无一笔尘俗气.品格当在《百石卒史》(即《乙瑛碑》)之上。”。似言过其实了。
    《熹平石经》，石刻于灵帝熹平四年(175)至光和六年(183)之间。熹平年间由蔡邕等人主持订正经籍文字，经灵帝许可，刊刻于石。历时八年，为文化史上的浩大工程。据后人考证，《熹平石经》的内容包括《兽诗》《尚书》《周易》《仪礼》《春秋》《公羊传》和《论语》七种经文，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官定儒家经本。光和六年立于洛阳故城南郊太学讲堂东侧。七年后，《熹平石经》毁于战火，现仅存残石于世。相传蔡邕参与了部分文字的书写。《熹平石经》作为官定文字的标本，其书写显然出自正统儒家的中庸审美准则，故其笔法点画之规范，结字方整之严肃，视为隶书之馆阁体，当不为过。《熹平石经》出于多人之手，如近人马衡所云:“余观所出七经字体，虽面貌相似，而工拙彼分。或人书一经，或一经又分数人，皆未可定.”。其中虽有雍容端庄、沉厚宽博之作，但多数则因其充斥着人为的装饰作风，刻板造作，较之《礼器》《石门》则少艺术情趣和个性。如同秦纪功刻石的小篆一样，《熹平石经》上整伤而规范的隶书，同样表现了一种字体规范至顶峰的特征。《熹平石经》之后，至献帝时代，汉碑分书的发展从高峰上迅速跌落下来，从此一服不振。
    《王舍人碑》，灵帝光和六年(183)立石，1982年12月出土于山东省平度县侯家村西之汉墓区。上段断缺，碑身下方已漫德，清晰可辨者尚存180徐字。《王舍人碑》严整精妙，瘦劲峭拔，于静穆安详中寓以灵动。波挑捺脚多作圆转顿笔，于端庄中略见情怀。其书写年代正值东汉隶书之极盛阶段，而品位却高于那些因整伤而乏味的作品，诚是难得。
    法度严谨、平正端庄的东汉碑刻，除上述外，尚有许多。如与《史晨碑》相仿的《赵蓟碑》(年月不详)、《朝侯小子残石》(年月不详)。意在《礼器》《史展》之间的《郑固碑》(158)。与《乙瑛碑》笔法相近的《三老赵宽碑》(180)和《袁博碑》(148)。此外与此类作品同调，但结字较长，中心偏高的《鲁峻碑》(173)与《白石神君碑》(183)。用笔肥厚、然气度沉雄的《校官碑》(181)与《刘熊碑》(年代不详)等。此脉碑刻主要体现了正统儒家的审美趣味，充满了理性的色彩。从早期的《子游残碑》到《熹平石经》，可看到由淳朴渐趋华丽，再由华美转向造作，终于走向僵化板滞的发展线索。前已述及的《白石神君碑》和《池阳令张君残碑》均与《熹平石经》中的板滞一路相仿，是汉碑分书走向极端理性化的产物。至魏晋时代，碑刻隶书多受汉末板滞一路的影响，无复雄强、宽博的气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