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时期的刻画砖铭

汉代时期的刻画砖铭

    与多数为阳文的模印砖铭不同，汉代刻画砖铭全为阴刻，从另一个侧面表现了民间工匠的创造。由于这些作品直接刻画，所以其如同简犊书法那样情性直接流露，无拘无束，并透露出汉代民间使用新书体的消息。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    《洛阳刑徒墓葬砖铭》，东汉刑徒墓砖，清末时即有出土。清端方《陶斋藏砖》和罗振玉《恒农家墓遗文》都曾有过记载。1962年河南洛阳南郊发掘了522座刑徒墓，葬砖大量出土。从葬砖铭文得知，这些葬砖的铭刻时间在东汉和帝永元二年(90)至安帝延光四年(125)之间。刑徒墓砖为被处决的犯人的葬砖。志文记有“部属、无任或五任、狱所、刑名、姓名、死亡年月日’等以及“物故，死在此下”的结语。其中具有典型墓志特色的《朱敬墓志砖》铭日:“永元四年九月十四日，无任，陈留高安宪钳朱敬墓志。”可见刑徒葬砖具有早期墓志的性质。刑徒墓葬砖铭文以草率隶书刻成，有先朱书而后刻者，也有直接刻者。因砖质硬度的差异和刻者的不同，使刀痕笔画形成粗细、强弱、曲直的差异，从而形成各种不同的书风。但因对死去的刑徒不必庄重地对待，所以这些铭文十分草率，甚至以刀划改。虽然从书体上说是隶书，却多不作波挑，犀利的刻痕使人感受到奔放不羁、气势酣畅的真率之美。
    《延熹七年纪雨砖》[桓帝延熹七年(164)]原载《广仓砖录》，俗称《延熹土圭》。文日:“延熹七年五月九日己卯日人时雨.”在用笔上改波挑为顿笔急收，转角处用使转法，“九”字似一笔完成，“人”字捺脚亦使用使转法，收笔处与下字呼应，充分表现了行书用笔的特征，全篇气势流贯。足证东汉桓帝时行书已在民间流行。
    东汉《公羊传砖》，此砖原为于右任先生所藏.1941年刊于于右任在上海创办的《草书月刊》第一卷第一期封面.文字共5行54字，为《春秋公羊传》隐年的开头部分。《公羊传》砖铭当为不完全的章草体，故多数学者称其为草隶。《公羊传》在当时颇为流行，估计这篇砖铭乃是略通文墨的制砖工匠以流行的手写体刻成，从笔画丰润波碟分明及大量的圆转弧线来看，显然是先书丹而后刻成的。此铭书写中行款错落，舒展自如，显示了作者极为自由的心境。
    东汉《急就奇舰砖》，河南洛阳出土，曾刊于鲁迅先生所辑的《侯堂砖文杂集》，文字共3行25字.所刻为汉代流传普遍的《急就章》的开头部分。与《公羊传砖》虽同为草隶，但从率意尖利的刻画笔道看，似制砖工匠未经书丹便直接刻出，初三字较为平稳，随着速度的加快，连笔的意识逐渐强烈:如见其挥运之时。
    《安徽毫县曹氏墓字砖》，1973年一1977年，安徽毫县南郊先后发掘了五座墓葬，被确认为魏武帝曹操一族的墓，其中董园林一号墓有《延熹七年》(164)纪年砖，因知这些墓葬为东汉末年桓帝时代的墓葬。在几百块字砖中刻有大量的铭文，书体兼及隶书、章草、行书、今草乃至狂草，几乎可视为东汉末年民间并存各种书体的“活化石”。从砖面字痕上被挤压起的泥浆看，乃是制砖人在砖坯未干前，以细棒刻画而成。尽管非笔所书，笔画中仍然清晰可辨刻画中虚实、顿挫、快慢的动作。其中隶书铭文表现为瘦劲稳健，而草、行铭文则表现为飘逸奔放。其中最有价值的是今草“会稽曹君”字砖和堪称狂草的“为将奈何吾真愁”字砖。这些铭刻和其他章草砖铭(如《七月一日持书砖》一样，不仅草法准确，且书写自如，反映了驾驭新书体的娴熟技巧.由此可证东汉末年桓、灵时期，不仅文人中出现的草书热使得草书走向艺术的殿堂，而且那种约定俗成的草法已在民间普遍采用，墨迹资料中尚无实例的行书、今草和大草，或许能在这种出于实用的民间砖刻铭文中得到确证。
    上述《公羊传》砖、《急就奇机》砖和曹氏墓砖中典型的草书铭刻的作者，显然与一般的制砖工匠有别，应当是制砖业中具有一定文化水准的艺人、管事或下层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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