隶变与隶书正体化

隶变与隶书正体化
    隶变是秦系古字形体变革的开端，以其与汉代隶书有清楚的先后发展关系，故名。按照旧有观点，汉隶又名“八分”，其前未成熟的早期隶书名为“古隶”。但古隶之名使用太滥，似已无所不包，于此特将其限定为能够代表隶变进程的秦汉简犊帛书墨迹中的相关部分。
1、隶变
    秦国初为周人子附庸，秦襄公送平王东迁有功，始受封立直到战国秦孝公用商鞅变法以前，“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丸狄遇之”，“诸侯卑秦，丑莫大焉”。也正是在这种近于封闭的状态中，秦人形成颇具个性的文化特色，其文字与书法也在沿用《史籀篇》的过程中，走出一条与东南各国颇不相同的道路，隶变尤其典型。    我们从公认的秦简古隶总结出来的隶变早期特征是：改变笔画方向、笔顺、笔画连结方式；部分字形或局部、偏旁发生省并的简化现象;最基本的动因，来自书写性简化。以此上溯至战国秦孝公时期的《商鞅錞》，尝试以笔墨复原其书写状态，则大体可以确认，至迟在战国中晚期之际，秦系文字的日常手写体即已发生隶变。稍后有秦武王二年的《青川木牍》古隶，也能提供佐证。    隶变之初，对字形结构冲击不大，但以书写性简化分解仿形线条，重新组织构形，使之体貌产生变化。这些现象，普遍地存在于战国晚期的《天水放马滩秦简》和《云梦睡虎地秦简》、木犊当中，其字工整易识，篆法亦尚未去尽，此外，《天水放马滩秦简》中有三晋古文笔法的古隶，《云梦睡虎地秦简》中阑入一些楚文字字形。这表明，随着秦人的军事拓疆活动，古隶也逐渐向外扩散；六国遗民的加入，也会把旧有书写习惯带入隶变当中。也就是说、秦人统一文字的工作，早在战国晚期剪灭六国的过程中即己开始，六国文字的反馈则促使秦始皇改定小篆，重新确认规范标准。但是，六国人书写的撩草习惯却很难改变，它成为其后隶变的潦草化并衍生隶、草二体分途发展的催化剂。    汉承秦制，隶变继续发展，我们可以从秦汉之际或略晚的简牍帛书作品中，看到秦人、楚遗民笔下的古隶，以及初与隶书分途的原始草书，等等。比较有学术价值的是书于文帝时期的阜阳汉简《仓颉篇》，作为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生前诵习的字书，其古隶已具有相对规范的风格式样，代表了上层社会对变化中的古隶的取舍。来源书法 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    对隶变来说，汉武帝朝是一个关键性的发展时期。由于汉武帝建立起严格的文字考试和监察制度，并鼓励、选拔善书者进人各级政府任文职吏员，遂造成“同趋学史书”“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宦”的社会风气。史书，指当时律令规定的政府文职吏员必须掌握的篆隶等古今各种书体，史籍述其能者每每以“善史书”“能史书”称之。其本意在于正体正字，以确保阅读经书和国家政令的准确传达，其始重在学术，后来却成为帝王、后妃、童稚都积极参与的社会化的书写活动，为激发“翰墨之道”的早日到来，打下坚实的基础。
2、隶书正体化
    所谓隶书正体化，指隶变结束以后，隶书形成正体的过程与途径。隶变完成，应有如下标志：一是彻底消除篆形，用抽象的点画符号重新组织字形；二是确立全新的笔顺、笔势、笔画连结方式，使之更适合右手书写的生理习惯；三是全新的体态，已经和它脱胎的母体有了本质的区别；四是字形结构形成新的规范标准，取得全社会的认可与通行。    隶书正体化，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去尽篆体痕迹，消除草书造成的各种不稳定因素。实现隶书扁平端正的体式，以河北定县八角廊汉墓出土的昭宣之际的简策隶书为标志，是在“善史书”风气的推动下完成的。隶书取撤捺挑法与长横波势的选择过程是：楚文字行笔的下滑摆动的书写习惯，被楚遗民带到隶变当中，使朴直的秦隶斜画，变成弧曲拖曳的形式，并渐成左右呼应之势;隶书要实现正体，字形必须平正，进而迫使左右长出的拖曳转为横势挑出，造成隶书扁平的体态，其长横波势则是与撇捺协调所致。    第二阶段，东汉章帝时王次仲饰隶为八分，实现分书的艺术化提升。从八角廊汉简，到武威汉墓出土的《仪礼》九篇，隶书体势均以极扁的式样横贯简的宽度。这些作品书字工美，代表了西汉中晚期规范的隶书式样。应该说，这是与小篆体势相反的一种极端，其遗风直至汉末仍不时可见。    东汉书风大盛，名家辈出，创立楷模。卫恒《四体书势》云:“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楷法兼有楷式、法度之意。又《书断》引王愔云:“次仲始以古书方广，少波势，建初中，以隶草作楷法，字方八分，言有楷模”。字方八分，旧说以为尺寸大小，实则方应训为“始”，犹言字始成八分之状。饰，义为修饰、整治、美化，意谓王次仲美化加工隶书而为八分，重新为隶书确立体势、撇捺挑法的变化和式样、长横的一波三折和蚕头雁尾等，使之备具典范美的楷模意义。或者说，王次仲是东汉第一个隶书名家，以其风格与后来的铭石八分的典型式样近同，故尔附会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