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吉金砖瓦及碑刻书法艺术发展

汉代吉金砖瓦及碑刻书法艺术发展       在金石之上镂刻铭文到汉代更加风行，但西汉时期尚不流行碑刻，青铜器皿以及砖瓦、铜镜等器物则大都带有文字。汉代铜器铭文大多刻在器物的边缘，内容多记录物主所在、器物的出处、重f、容f、纪年和监治造作的工官名称等。铜镜铭文则主要是富贵吉祥、延年益寿一类的祝福语。
    汉代流行印章，所用材料有金、银、铜三大类。流传到后世的主要是铜印，_文字皆为篆书，有官印、私印和辟邪印等，而以私印为主。西汉时期的印章艺术是中国玺印艺术最辉煌的时期，无论是印文还是印钮的铸造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而其印文的艺术水平，更为明清以后的篆刻家们所取法。
    汉代的日用器物以陶瓦器的运用最为普遍，而文字瓦当则起源于西汉，也盛行于西汉。文字瓦当的出土地主要集中于都城长安(今陕西西安)附近。这些瓦当不仅制作精良，而且文字丰富，主要有宫殿、官署、祠墓、吉语和杂类五大类。宫殿类有“羽阳临渭”、“召陵宫当”等。官署类有“上林农宫”、“右空”等。祠庙类有“长陵东当”、“万岁家当”等。吉语类有“千秋万岁”、“延年”、“富贵宜昌”，“大吉日利”、“长乐未央，等。这些瓦当大都是皇家建筑所用，以后逐渐在诸侯王、大官僚、大地主等的建筑物上使用，书体有篆、隶、缪篆、鸟虫、芝英等，在文字的布局上处理巧妙，千姿百态，雄肆奔放，独具匠心。西汉中期还有一批带文字的模印方砖，文字内容有“海内皆臣岁登成孰道毋饥人”、“单于和亲千秋万岁安乐未央”、“长乐未央”等。东汉以后，这类模印方砖大且增加，而文字的书法价值却没有西汉时期高。
    汉代的铜器制造业十分发达。汉代诸侯王陵墓所出土的青铜器数量动辄上千件，且大都带有铭文。这些铜器铭文一般都镌刻在器物的口沿、颈部和盖缘。时代前后不同，书法风格也有较大的变化。西汉前期的铜器铭文多为比较草率的簇书，刻工随意而不工整。由于是镌刻，所以线条多平直方折，结构也尽可能简化。如1980年山东淄博发现的齐王刘襄墓铜器铭文和陕西三原征集的同属于西汉早期的《新丰宫鼎铭》文。西汉中期的铜器铭文逐渐规范，比较讲求形式和装饰之美。如1981年陕西茂陵出土的带“阳信家”字样的铜器，其中的《阳信家钮铭》十分规整，字体虽然属于小篆，但笔画凝重，结体扁方。《阳信家炉铭》则是隶书，挺秀潇洒，刻写随意。1961年西安三桥镇出土的昆阳乘舆鼎铭文为隶书，结体婉转自如，流丽生动，刀法和书法结合比较完美。宜帝、元帝和成帝时期，隶书已经完全成熟，但铜器铭文仍然保留了较多的篆书痕迹。王莽篡权之后，一切提倡复古，铜器铭文也率以篆书为主。著名的《新嘉量铭》垂脚舒长，笔画方折劲挺，字形修长，潇洒飘逸，极富装饰之美。《新铜衡杆铭》则结体横扁，用笔道劲婉丽，活拨自然。东汉时期的铜器铭文大多数为隶书，刻画精细，富于天趣。
    图案花纹和文字结合得比较完美的是汉代铜镜。汉代是中国铜镜铸造史上的鼎盛时期，在西汉初期，铜镜上就开始铸造铭文，但字数较少，以后逐渐延长，形式多样，有的在钮座外作四方形，有的在边缘内成一圈，有的甚至成两圈。根据镜面大小的不同，常常减字、减句。官方铸镜上常见的文字有“尚方作竟，富贵益昌”、“尚方作竟真大好，、“尚方作镜大毋伤”等。民间铸镜多带有铸造者的姓氏，如“许氏作竟自有纪”等。东汉时期的铜镜纪年、纪地、纪氏等内容都比较多，文字内容则多为长命富贵、家业繁昌等。其书体以篆书为主而间杂隶书，风格多样，富于装饰性。   王友谊书法作品精选    青年书法家作品   汉代吉金砖瓦及碑刻书法艺术发展（2）      
    西汉时期，树碑之风尚不流行，传世只有少数石刻文字。其著名者有西汉楚王墓塞石题刻、龟山楚襄王刘注墓塞石题刻、梁孝王陵塞石题刻，《群臣上寿刻石》、《香北陛石题字》、《霍去病墓石题字》、《杨A买山地记》、《五凤二年刻石》、《居摄两坟坛刻石》和《莱子侯刻石》等。《群臣上寿刻石》刻于汉文帝后元六年(前158).清道光年间发现于河北永年，字体为篆书而杂有隶书笔法，古朴庄重。《鲁北陛石题字》刻于鲁六年.即汉景帝中元元年(前149)，书风与《群臣上寿刻石》相同。刘注墓塞石题刻和梁孝王陵塞石题刻的书法介于篆隶之间，系用钢凿.在石上直接凿成文字，点画古朴苍劲，个别题刻有《石门颂》的风格。《霍去病墓石题字》在陕西兴平汉武帝茂陵东侧的霍去病墓前，篆书，书法浑厚凝重，古朴大气，与霍去病墓前石雕风格一致。《杨量买山地记》刻于汉宣帝地节二年(前68)，原在重庆巴县。隶书，浑厚朴拙，是较为典型的民间刻石。《五凤二年刻石》刻于汉宣帝五凤二年(前56)，现藏山东曲阜孔庙，书法与同时期的西汉隶书风格一致，浑厚高古，别有趣味。《居摄两坟坛刻石》刻于王莽居摄二年(7)，现藏山东曲阜。篆书，笔法曲折婉转，有一定艺术价值。《莱子侯刻石》刻于新莽始建国天凤三年(16)，现藏山东邹县孟庙。隶书，结体横扁，点画飘逸生动。西汉时期的碑刻则有《麃孝禹碑》和《边建碑》。《边建碑》立于永光二年(前42)，已经是比较成熟的隶书。《麃孝禹碑》立于成帝河平三年(前26)，隶书而略带篆意。
    东汉时期，树碑之风日渐兴盛，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东汉时期儒学的繁荣和东汉中期以后世族豪门势力的兴起。汉光武帝刘秀在立国之初，就非常重视儒学，所以东汉时期儒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儒学经典世代传承，一些著名学者弟子众多，门生故吏，遍于天下，逐渐出现了以儒家经学代代相传的儒学世家。这些儒学世家在政治上逐渐取得较高的地位，并通过授徒而培养了大批学生。学生们依靠经书人仕，又进一步抬高了儒学世家的地位。东汉中期以后，以儒学传家并世代为官的士族逐步形成，立碑之风亦由之而兴。立碑的目的主要是歌功烦德，彰显荣耀。门生故吏为其故主伐石颂德，遍于郡邑，故当时文坛高手，无不为人撰写碑文，如著名学者蔡A,其传于后世的文集之中，碑铭之文占了一大半。
    从现存东汉碑刻的年代来看，东汉时期树碑之风的兴起在汉和帝以后。碑刻最为盛行的时期，是东汉政治最为黑暗的桓、灵时期，这种现象恰恰与东汉时期儒学发展的轨迹相符合。东汉中期以后，儒学世家逐渐在汉代政治舞台上显示出强大的实力，不仅在中央政府是如此，在地方郡县的势力更为强固。按照汉代的人才选拔制度，接受过严格儒学教育的士人远比一般人有更多的机会进人仕途，地方郡县的人仕之途因此而逐渐被地方世族豪门所把持。现存东汉时期的著名碑刻，其当年的刻立者大多为墓主人的门生故吏。如著名的《张迁碑》、《礼器碑》等，正文之后都胪列着参与其中的主要人物的名单。高大巍峨的石碑坏口歌功颂德的碑文，向世人昭示着亡者生前的地位和影响，门生故吏的积极参与，也向世人昭示着自己在这个小集团中的地位和影响。从《后汉书》和汉碑的文字内容来看，东汉时期的豪门世家，其故吏遍布各地，凡是其曾经为官的地方都有故吏存在，并一直延续着类似君臣的关系。故主去世，门生故吏都要千里赴吊，否则就会被人视为异类。
    东汉树碑的兴盛，还和当时的厚葬之风有关。东汉著名学者王充在其名著《论衡》中曾专著《薄葬篇》以批评当时的厚葬之风，指出当时“世尚厚葬，有奢泰之失。”“竭财以事神，空家以送终。”“用索物表，民贫耗之至，危亡之道也。”另一位著名学者王符在《潜夫论》中也抨击当时“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刻金镂玉，稽梓根梢，良田造荃，黄壤改葬，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家，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崇修上Mo宠臣贵戚，州郡世家，每有丧葬，都官属兴，各遗吏资奉，车马帷帐，贷假待客之具，竟为华观。”树碑刻铭只是其中的主要内容之一。建安以后，雄踞北方的曹操提倡节俭，曾经专门针对这种风气而下令禁止立碑，树碑厚葬的风气才有所收敛。
    今日所传东汉碑刻，按其制作目的约可分为六类:一、颂个人功德。二、颂神冥灵验;三、述祖庙祭祀与修造。四、颂工程之竣工。五、画像题字、墓记。六、石经。功用不同，书者不同，字体风格亦各异而无一雷同者.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
    石门颂额题“故司隶校尉键(键)为杨君颂”。刻于陕西褒城石门，桓帝建和二年(148)汉中太守王升为键为杨涣孟文所立。《石门颂》是汉隶中的写意派，因刻于摩崖，不能字字细琢，而以率意出之，依字取势，不拘成法，宽博灵秀，雄浑奔放，自然真率，笔笔飞动，极受后人好评。清代学者方朔在《枕经堂金石书画题跋》中说:“字大如《孔庙》、《泰山》、《都尉》、《孔宙》碑铭，而纵横劲拔过之。”清代学者祖冀在《石门颂》拓本的跋文中认为三百年来学习汉碑者不知凡几，却很少有人学《石门颂》，“盖其雄厚奔放之气，胆怯者不敢学，力弱者不能学也。”杨守敬《平碑记》:“其行笔真如野鹤闲鸥，飘飘欲仙，六朝疏秀一派皆从此出。”又郦道元《水经注·污水》对此刻曾有记载:“褒水又东南历小石门，门穿山通道，六丈有余。刻石(即《石门颂》)言:汉明帝永平中，司隶校尉键为杨厥之所开，逮桓帝建和二年，汉中太守同郡王升嘉厥开凿之功，琢石颂德。”   汉代吉金砖瓦及碑刻书法艺术发展（3）
    乙瑛碑全称《汉鲁相乙瑛里百石卒史碑》。桓帝永兴元年(153)立，今在山东曲阜孔庙。《乙瑛碑》是汉隶成熟时期的代表作，结体谨严，骨肉匀适，波碟分明，端庄匀称。点画讲究法度，无一不严谨，笔法灵活，多以藏锋起笔，回锋收笔，姿态美妙，工整而秀劲，故历来颇得好评。清·孙承泽《庚子销夏记》:“文既尔雅简质，书复高古超逸，汉石中之最不易得者。.清·翁方纲《两汉金石记》:“骨肉匀适，情文流畅.诚非滋美。但其波碟已开唐人庸俗一路。”杨守敬《平碑记》:
  “是碑隶法实佳，翁草溪(即翁方纲)云:‘骨肉匀适，情文流畅’，诚非滋美。但其波碟已开唐人庸俗一路。史惟则、梁升卿诸人，未必不从此出。 或以比《礼器》，则过誉矣。”因其灵动变化距《礼器》远甚。清人多以为蔡琶所书，是误上加误。但此碑不失为初学隶书的较佳范本。
    礼器碑全称《汉香相韩救造孔庙礼器碑》.植帝永寿二年(156)立。碑在今山东曲阜孔庙。自宋代以来，此碑便多见著录。结体谨严，笔法规范，平正之中寓奇掘，谨严之中离洒脱，规范之中离变化。点画筋力内涵，细而不弱，如铁画银钩，波碟分明，劲健有力，风流落藉，令人心目为之旷怡。故清代以来，备受赞誉。清·王谢《虚舟题跋》:.隶法以汉为极，每碑备出一奇，莫有同者。而此碑最为奇绝。瘦劲如铁，变化若龙，一字一奇，不可端倪。’“书有五节，题凡八变。碑文矜练，以全力赴之，故力出字外.无美不备。铭文则矜意稍解，清超绝尘，几欲笔不着纸.文后九人，韩救大书姓字，文如蓬叶:独为矜重.后八人比于铭文，无复矜意，而清圆超妙，动乎自然。碑阴与文后八人.风韵略似，而天机浮动，一正一偏，往往于无意之中，触处生妙，至两侧而笔益纵绝矣。左侧逾时复作，别开一境，笔虽极劲而清圆超妙，复纵不逾矩.右侧则兴已重蝎，但存一段清气于空明有无之间，虽不作意而功益奇。“清·方朔《枕经堂金石书画题跋》:“此碑之妙不在整齐，而在变化。不在气势充足，而在笔力健举。汉碑佳者虽多，由此入手，流丽者可幕，方正者亦可幕，高古者可攀，纵横跌宕者亦无不可幕也。”清·郭宗昌《金石史》:“其字画之好，非笔非手，古雅无前，若得神助，弗由人造，所谓‘星流电转，纤逾植发’，尚未足形容也。汉诸碑结体命意皆可仿佛，独此碑如河汉，可望不可接也。”清·郭尚先《芳坚馆题跋》:“汉人书以《韩救造礼器碑》为第一，超迈雍雅，若卿云在空，万象仰暇，意境当在《史晨》、《乙瑛》、《孔宙》、《曹全》诸石之上，无论他石也。”
    封龙山颂也称《封龙山碑》。桓帝延熹七年(164)刻石。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十一月，元氏知县、著名学者刘宝楠发现于河北元氏。虽为碑石，而其刻字却类干摩崖，经千年凤雨剥蚀，字体较大，径二寸有余，方正古健，气象宏大，笔势雄强，体势开张。笔兼隶箱，点画遒劲，法度森严，不拘成式，豪放不羁，为汉代碑石中所仅见。所以杨守敬在((平碑记》中说“汉隶气魄之大，无逾此者，，是学习汉隶的极佳范本。
    孔宙碑额题“有汉泰山都尉孔君之碑”，篆书。桓帝延熹七年(164)七月立，碑在山东曲阜孔庙。孔宙为孔子十九世孙，汉末著名文人孔融的父亲。由碑阴所列人名可见其门生故吏之多。此碑宋代学者赵明诚在《金石录》卷十五中已经加以记述，碑上有许多唐宋人留题。书风谨严，笔笔中规，乎正而舒展，波碟强烈，笔势飞动，具有一种流丽潇洒之美。碑文与碑阴出于二人之手，风格稍有不同。碑文纵逸跌宕而碑阴比较呆板。清代学者翁方纲在《两汉金石记》中说:“碑与碑阴出二手者，独是碑耳。然皆汉隶之最醉美者。”杨守敬《平碑记》评价此碑“波撇并出，八分正宗，无一字不飞动，仍无一字不规矩。视《杨孟文石门颂》之开阖动宕，不拘于格者，又不同矣。然皆各极其妙，未易轩轾也。碑阴亦淳厚。”
    华山碑额题“西岳华山庙碑”。原碑在陕西华阴县西岳庙中，明嘉靖三十四年(1556)关中大地震时碑石断毁，又人为破坏，碑遂不存。
     《华山碑》书法用笔或藏或露，丰映厚实，结体平正端庄，疏密得当，形式感强，具有一种中和流动之美。其结体虽中于规矩，却稍显呆板;点画虽然波碟分明，擒纵有致，流美和雅，却谨守成法，缺少变化，流美有成为矫饰的倾向，和雅也变得比较柔弱。但此碑在清代受到很高的推崇，著名学者朱彝尊甚至推为汉碑第一，谓“汉隶凡三种，一种方整，一种流丽，一种奇古。推延熹《华岳碑》正变乖合，靡所不有，兼三者之长，当为汉隶第一品。”(朱彝薄《金石文字跋尾》)一经名人品题，《华山碑》遂声价百倍。清·方朔《枕经堂金石书画题跋》跋双钩一长垣本《华山碑》:“字字起棱，笔笔如铸，意色千古，势压三蜂，竹iie老人(朱彝尊)谓为汉隶第一，不自禁其惊心动魄也，良无欺哉。”康有为论书法，多向壁虚造，论《华山庙碑》却较平实。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揖》中说：             《华山碑》后世以季海〔徐浩)之故，信为中郎
    之笔，推为绝作.实则汉分佳者绝多，若《华山碑》
    实为下乘，浮古之气已减，姿致之妙无多……不审其
    何以获名前代也。     汉代吉金砖瓦及碑刻书法艺术发展（4）       鲜于瑛碑额题“汉故雁门太守鲜干君碑”。立于桓帝延熹八年(165)。1973年5月出土干天津市武清县高村公社。现藏天津历史博物馆.
      《鲜于瑛碑》是解放以后所发现的保存最完好，存字最多的汉碑，全文共827字，内容记录鲜于磺一生行迹，有些内容可以补充史料的缺失。其书法更值得注意。因出土较晚，保存完好，故点画清晰。传世汉碑中书法风格与之相近的只有《张迁碑》。而《鲜于磺碑》几乎纯用方笔，折锋而人，丰茂挺劲，斩截爽利，结体茂密，点画硬朗，古朴方劲，粗犷而雄放。虽有界格，而其点画布局往往不拘约束，率真自然，在汉碑中可谓风格独特，不落案臼。
    衡方碑额题“汉故卫尉卿衡府君之碑”。灵帝建宁元年(168)立。碑原在山东议上县，今在泰安岱庙。书碑者为衡方的门生平原郡乐陵人朱登，字仲希。
      《衡方碑》的书法非常独特，虽然是隶书，却撇开了一般汉隶左右横宽的结构特点，字作正方，点画尽量将正方形的空间撑满，并不惜改变一般隶书点画的书写形状，变圆为方，变短为长，或变长为短，使碑中字个个敦厚凝重，丰腴饱满。汉碑中类似的字作正方者还有《夏承碑》、《郁阁颂》等，但皆远不及《衡方碑》之方正朴茂。碑主既名“衡方”，碑文也称颂其“法言稽古，道而后行。”“(蹈)规屐榘(矩)，金玉(其)相”。所以，当朱登书丹之时，未必不由“衡”“方”之意着笔，而使其文实并符，相互辉映。清·翁方纲《两汉金石记》:
      是碑书体宽绰而阔，密处不甚留隙地，似开后
来颜会公正书之渐矣。然予尝以每行分剪，微空一线
之陈装之，则每字相接，并不嫌于紧密.盖其书势在
  《景君》、《郑固》二碑间也。
    杨守敬《平碑记》:         此碑古健丰饮，北齐人书(按应指《水牛山文殊
般若经》、《唐色写经碑》及《秦山经石峪金刚经》
  一类)多从此出，当不在《华山碑》之下。       史展碑无额。欧阳修《集古录》作《鲁相晨孔子庙碑》，洪适《隶释》作《鲁相史晨祠孔子奏铭》，翁方纲《两汉金石记》又作《鲁相史晨奏祀孔子庙碑》，今省称《史晨碑》.灵帝建宁二年(169)三月立，今在山东曲阜孔庙。
    《史晨碑》的书法艺术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结体整伤而严密，方正平稳.点画波碟分明，多用圆笔中锋，轻重有节，提按分明，秀美而道劲。全篇布局也井然有序，统一和谐，具有一种虚和中正之美，典雅而工整，是汉隶成熟时期的典型作品。其不足之处，在于缺少变化，过分地讲求法度和规矩，也过分地圆熟，反而失去了一些生气和活力。尽管如此，《史晨碑》仍是学习汉隶的上佳范本。清·万经《分隶偶存》认为其艺术特点是“修伤紧密，矩度森然，如程不识之师，步伍整齐，凛不可犯。”清·方朔《枕经堂金石书画题跋》说:“书法则肃括宏浑，沉古道厚，结构与意度皆备，询为庙堂之品，八分正宗也。”何绍基跋此碑说:“东京碑书，碑尚不管，凡遇一碑刻，则意度各别，可想古人变化之妙。要知东京各碑结构，方整中藏，变化无穷，魏、吴各刻便形板滞矣。”杨守敬《平碑记》:“昔人谓汉隶不皆佳，而一种古厚之气自不可及，此种是也。”
    惠安西表旧称《汉武都太守汉阳阿阳李蠢西狭颂》，又称《李翕碑》。摩崖书，灵帝建宁四年(171)六月刻，在今甘肃成县。最前刻篆书“惠安西表”四字，后刻“垂右扶风陈仓吕国字文宝”等题名。颂前刻有黄龙、白鹿、嘉禾、木连理、甘露降、承露人等五瑞图画像，并附刻“君昔在泥池”等德政致瑞文字数十字。内文称颂武都太守李翁以郡之西狭阁道通于梁州、益州，缘壁立之山，临不测之溪，危难阻峻，数有颠覆陨坠之害，乃开凿西狭，既成，人得夷途，可以夜涉。乃相与作颂，刻石纪功。李翁又见于《后汉书，皇甫规传》，称属国都尉李病多杀降羌，倚恃权贵，不遵法度。皇甫规到官，条奏其罪，则李翕之为人可以想见，《惠安西表》之文实多溢美之辞。
      《惠安西表》是传世汉代碑石摩崖中的上乘之作。宋代学者曾巩、欧阳修、赵明诚、洪适等都曾经讨论过它。其书法风格雄迈，结体平正而壮阔，气格开张，点画道劲，浑穆苍劲，冠绝一时.故徐树钧
  《宝鸭斋题跋》说它“疏散俊逸，如风吹仙袂.飘飘云中，非复可以寻常蹊径探者，在汉隶中别饶意趣。，梁启超《碑帖跋》认为其书法“雄迈而静穆，汉隶正则也。”
    曹全碑全称《汉邻阳令曹全碑》。灵帝中平二年
  (185)十月立.明万历初出土于陕西都阳，后移存部阳县孔庙。清康熙十一年(1672)后碑有断裂。1956年移入陕西省博物馆碑林。   汉代吉金砖瓦及碑刻书法艺术发展（5）
      《曹全碑》因出土较晚，摹拓及时，所以保存了较多的
汉代碑刻原貌，尤其是其字迹未经风化，笔墨之意俱在。用笔圆劲似篆书，如以锥画石，笔笔中锋，虽波碟也都以中锋出之，转折提按非常明显，且富于变化，或选而下行，或略作提断续下行，皆视结字及空间大小而定。结体扁宽平正，点画圆润而秀丽，姿态绰约，柔中有刚。因刻工极佳，石头也比较细硬，所以当年书丹时笔墨的极纤细之处也表现无遗，出土之后便极受人们重视。清代著名学者、收藏家孙承泽《庚子销夏记》说《曹全碑》“字法道秀，逸致翩翩，与《礼器碑》前后辉映，汉石中之至宝也。.清·方朔《枕经堂金石书画题跋》认为《曹全碑》“波碟不异《乙瑛》，而沉酣跌宕直合《韩款》。正文与阴侧为一手，上接《石鼓》，旁通章草，下开魏、齐、周、隋及欧、褚诸家楷法，实为千古书家一大关键。不解篆箱者，不能学此书。不善真草者，亦不能学此书也。”杨守敬在《平碑记》中更引用他人的话，认为“分书之有《曹全》，犹真行之有赵(孟頫)、董(其昌)”。
    张迁碑额题“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篆书。灵帝中平三年(187)二月立。碑原在山东东平，出土于明代，立干州学明伦堂前。后移至山东泰安岱庙。
      《张迁碑》是汉碑中书风最为奇特的碑石之一。以方笔为主，石匠在刻字时，只照顾了刻石的需要，而丝毫不顾其笔墨趣味，反而使《张迁碑》的点画迥异于当时流行的汉隶，点画皆显得粗壮雄厚，其硬如铁，坚实朴茂，粗犷倔强。这种逆反的新鲜感，正是人们高度赞扬它的原因所在。而这种匠人自主的刻石之风，为魏晋以后所继承，而衍生出雄强开张的北碑书风，实非始作俑者所料及.所以古人对此毁誉不一。明代学者王世贞跋云:“其书不能工，而典雅饶古趣，终非永嘉以后可及也。”清代学者万经则认为其字颇佳，惜幕手不工，全无笔法，碑阴尤不堪。杨守敬《平碑记》说此碑“篆书体多长，而此额独扁，亦一格也。碑阴尤明晰，而其用笔已开魏、晋风气。此源始于《西狭颂》，流为黄初三碑之折刀头，再变为北魏真书之《始平公》等碑.”
    熹平石经残字  灵帝熹平四年(175)刻.《后汉书·蔡昌传》载熹平四年，蔡邕奏求校定儒家六经文字，汉灵帝同意。蔡琶自己书丹于碑，使刻工镌刻，立于洛阳太学门外。当时极为轰动，每天去观看及攀写的人“车乘千余两，填塞街陌。”《熹平石经》的书写者有堂溪典、马日禅等。《论语》残碑末记有左立、孙表等人参预校勘。其他书手不详。
      《熹平石经》共有《尚书》、《诗经》、《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等48块石刻.后来几经兵火，荡佚无存。《熹平石经》的实际完成时间在灵帝光和六年(183)。光和七年之后，董卓强迫汉献帝迁都长安，尽焚洛阳城，太学也被焚殆尽。曹魏政权虽然定都于洛阳，史书只记载其为古篆隶三体石经。曹魏以后，连同三体石经也一并荒芜。北魏时期，著名学者郑道昭、崔光等曾上书要求保护，但没有结果。以后迭经战乱，损残殆尽，唐代初年已经十不存一。至宋代，始偶有残石出土。1922年以后，又陆续发现百余块，分存各地。
      《熹平石经》运用官府的力量，正定儒家六经之异同，其文字的书写也带有明显的规范意义。《熹平石经》残字的书法点画道劲，结体规整平正，虽无界格，却法度森严。各个字从结体到点画基本上都已经程式化，同样的点画，字虽不同，写出来却几乎一模一样，没什么变化，隶书变成了地地道道的书写工具，是纯粹意义上的文字符号。汉代隶书艺术到《熹平石经》，已基本走到尽头。
    除了以上所列举的水乎较高，或较为著名的碑石摩崖之外，还有不少东汉时期的碑石摩崖和石刻砖刻文字，也值得我们学习研究。如《祀三公山碑》介于篆隶之间，方正古拙，气势夺人。《北海相景君碑》方正古雅，其曳脚多用篆书笔法，顺延出锋而起笔方折，已开后世孙吴时期《天发神谶碑》风气之先。《张景碑》体势横扁，点画飘逸似《曹全碑》而坚劲过之。《建宁残碑》清劲雄放，点画工整严谨。《夏承碑》杂揉篆隶，点画奇特而骨气洞达，方圆兼具。《孔彪碑》笔画精劲，结构谨严。《扬淮表记》类于《石门颂》而更加雄浑坚劲。《鲁峻碑》丰腆雄伟，方整厚重，点画规范飘逸，开唐代李隆基、徐浩一路隶书风气之先。《娄寿碑》方正严谨。《耿勋表》不仅所刻地点与《惠安西表》十分接近，书法风格也非常相似。《韩仁铭》方整秀逸，与《礼器碑》书风相似。《王舍人碑》点画俊逸，方正严谨，浑厚朴拙。《樊敏碑》平正雍容，古拙肃穆。《袁博碑》清逸秀美，极似《乙瑛碑》。
    这些碑铭在当年刚刚刻成的时候肯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但漫长时间的风雨剥蚀给他们增添了别样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