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大书家王羲之的生平和思想

西晋大书家王羲之的生平和思想

    王羲之(303-361)，生于西晋太安三年，卒于东晋升平五年(按:王羲之生卒年月有多说，另有307-365年说、321-379年说等，以为皆不可信，故从303-361年说)，享年59岁。字逸少，琅哪(今山东临沂)人，出生于王氏望族。父王旷，字世宏，西晋末年任丹阳太守，熟悉江南情况，永嘉之乱后，他是晋室南渡的首倡者。伯父王导(276-339)，字茂弘，与王敦同事晋元帝司马睿。王旷的南渡之议就是通过王导进谏司马睿而予以实施的。南渡后为相。东晋于建康(今南京)立国，兄弟二人都有大功。南渡后王旷出任扬州北境的淮南郡太守。309年，王旷援并州上党，兵败后下落不明，此时的王羲之尚在幼年。
    王羲之叔父王度(276-322)，字世将。为晋元帝之姨弟。元帝即位时，任以辅国将军加散骑常侍，继由征虏将军晋升为左卫将军。《晋书·王廙传》称其:“工书画，善音乐、射御、博弈、杂技。”多才多艺，文化修养很高。王旷失踪后，王羲之幼年至青年时代。实受王A熏染最深。作为皇亲国戚的王廙,在当时地位优越而特殊，在王羲之成长中他的帮助作用是显见的。
    东晋是一个南北士族结合的政权，君权较为屏弱。王氏家族不仅与司马睿有亲姻关系，也是支撑东晋政权的最重要的士族，所以东晋初期，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对于王氏家族的政治势力，君主最终采取了让步政策。王羲之生活于这样的士族家庭中，一生自然具有浓重的政治色彩。
    少年的王羲之呐于言，并米显露出过人之处。他开窍甚迟，13岁时拜渴名士周觊，“凯察而异之。时重牛心灸，坐客未吠，觊先割吠羲之，于是始知名。”青年时代他的性格成长为“辨赡，以骨鲤称”。尤以书法超群拔俗。时人好以书法品第人物高下，因而甚得在朝高位的从伯王敦、王导器重。
    王羲之于23岁时开始出仕.起家为秘书郎。在此之前，经历了王氏家族的重大变故。王敦因拥兵骄悠，晋元帝甚感威胁，很想革除王敦势力，王敦则以清君侧的借口，于322年，从武昌大兵逼京。此时王皮支持王敦，而王导因朝中有尽诛王氏之议.惶惶不可终日，每在诣台等待治罪。在这场政治势力的较量中，工澳于322年病逝，王敦干324年第二次举兵反晋时.中途愤惋而故，名士周觊为王敦所杀，王导则因晋元帝的让步，而免于厄运，虽仍位居宰辅，但“王与.马，共天下’的时代终成过去，琅哪王氏的势力大大削弱。
    王氏家门的政治变故与政治势力的衰退，对青年时代的王羲之影响甚深。此后，王羲之审时度势，始终不愿在王导手下任命，并欲避开京城建康。
    永昌元年(322)，太尉鄙鉴派人到王导家挑择女婿，希望通过联姻取得政治上的结盟。当时王羲之“东床坦腹食，独若不闻”。a家门生回察后，都鉴大喜，云:“正此佳婿耶!”遂将女都瘩许配与羲之。此则佳话，被看作东晋风流之典型，也可证王羲之为人旷达、不羁礼俗之品格。

书法

西晋大书家王羲之的生平和思想（2）

    婚后不久，王羲之出任江州治下的临川太守。咸和九年(334)，征西将军庾亮驻镇武昌，领江州、像州、荆州刺史，王羲之应庚亮之召赴武昌，任参军.累迁长史。在武昌与同僚殷浩、孙绰过从甚密。殷浩为清谈名士，孙绰则为文学名士，他们时常吟咏雅集，庚亮亦时有参加。340年庚亮去世。卒前荐王羲之于朝廷，称:“羲之清贵有鉴裁。”可见庚亮之器重。此后王羲之晋升为江州刺史.军号宁远将军。但是他在江州仅任职一年多便谢职。因母丁忧他仍居江州，赋闲数年间，得以有机会深研书法，康帝建元年间(343-344)羲之书名大盛，朝野竞相效之。从资料分析，这时的王羲之经过一段集中时间的努力，已于行草形成自己的典型风格，而不仅仅醉心于章草旧体了。此时连书法世家庚氏弟子也竞相效仿他的新妍书风，遂有庚翼“贱家鸡而爱野鹜”之惊叹。
    在好友殷浩的邀请下，约在346年至350年，王羲之接受了在建康的护军将军之职。此时东晋王朝已是司马星为宰辅的时代，殷浩得重用，任扬州刺史，并参议朝政。时殷浩和桓温并重，而他们的势力抗衡，又是皇权得以稳定的重要支柱。原本就不愿人京做官的王羲之，似乎很不愿意因介入殷浩派系而介入政治斗争的漩涡，因而多次请求外任，但均未获准。直到永和七年(351)王羲之才得以实现离开政治中心建康之愿，出任仍属中央势力范围，并同为扬州治下的会稽内史，军位右军将军。由于这是他一生所任最后的官职，故后世称其为王右军、王会稽。会稽任上，王羲之引纳老友孙绰，又结交许多名士，如高僧支遁、道士许询等。永和九年三月三日修楔日，他“与同志宴集于会稽山阴之兰亭”。参加雅集的人，包括谢安、a昙、孙绰、孙统、李充(卫夫人之子)、许询、支遁、徐丰之等名士，以及他的儿子王凝之、徽之、献之等。流筋曲水，即兴赋诗，王羲之乘酒兴为雅集的诗作写下《兰亭集序》，成为千古绝唱的天下第一行书。
    在会稽任土，桓温与殷浩争夺北伐的领导权，以显示各自的实力。在北伐问题上，王羲之应是有“志图复兴”之心的，在过去庚亮兄弟筹措北伐时，他不仅表示支持，且上书进言认为“想克定有期也”。而此时的王羲之则多次写信给殷浩，劝其不要北伐，因他深知尚清谈的殷浩并不善治军，此时的东晋也无力北伐。但殷浩出于政治需要，在司马显的支持下，依然执意北进，终以失败告终，被废为庶民。在北伐的态度上足能说明庚亮对王羲之“清贵有鉴裁”的评价和其骨鲤的品质。他的务实作风还表现在其政绩中，如改革嘈运减轻会稽的地方负担，所谓“除其烦苛，省其赋役”，并在郡内颁令禁酒，节省米粮，使人民在苛政的情况下得以苏息。当时东土饥荒，他亦曾巡各地，开仓放粮。此外他还减轻劳役和刑名，以期达到“刑名虽轻，惩肃实重”的目的。他忧国爱民，务实理政，使会稽社会稳定，百姓安居乐业，称得上是清廉而为民爱戴的好官。
    会稽任上五年后，于永和十一年(355)，王羲之辞去职务，其中原因主要是这时王述出任扬州刺史，成为他的上级。王述“少有名誉，与羲之齐名，而羲之甚轻之，由是情好不协”。羲之因“耻为之下”，故称病辞职。当年三月王羲之择吉日在父母墓前设筵告誓先灵，表现出归隐的思想。其后他定居会稽山阴，以实现他“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的夙愿。升平五年(361),王羲之病故。卒后，朝廷赐金紫光禄大夫，加常侍。据隋大业七年(611)吴兴永欣寺尚皋和尚所作《瀑布山展墓记》曰:“尝闻先师智永和尚云:晋王右军乃吾七世祖也，宅在刻之金庭，而卒葬于其地……”.刻即浙江刻县，今谓嵊县。剡与会稽比邻，从现存的王羲之家谱及《嵘县志》载，王羲之去官后，终隐于金庭，亦葬干金庭。
    考察王羲之的思想，必不能离开其所处时代与其全部历史活动。他出身名门士族，但曾自言“吾素自无廊庙志”，似无意人仕。后来他做了官，被赞为“清贵有鉴裁”，但又处处避免卷人政治斗争的漩涡。虽务实有政绩，然终归隐山林。所以王羲之的思想中既有人世务实的儒家人生哲学，又有道家崇尚自然的出世人生哲学，看似矛盾，而正是东晋时代儒道融合思想在其人生选择上的表现。作为门阀士族的王氏与东晋王朝身系存亡，尽管东晋时代玄学盛行，但统治阶级总是离不开作为根本的儒家思想。王羲之出身于这样的士族.接受儒家思想亦是必然的，在他一生中不乏为国效力的思想，如说:“宣国家威德，固当不同于凡使。”。他还曾劝诫尚清谈的谢安说:“虚淡废务，浮文妨要，非当今所宜。”明确表白自己不主张以浮虚的清谈来治国的忧国之心，表现了积极出世的政治家的高远眼界。在北伐问题上，在会稽的革弊政策上，都反映了他洞达事理、胸怀大局的治国思想。

西晋大书家王羲之的生平和思想（3）

    王羲之一生所交名士多为当时尚清谈者，说他不染清谈玄学之风则是不可能的。东晋的士族原本就没有一个绝对正统的儒家信奉者，即连其从伯王导在朝也以清谈受人尊重。其书帖中就存有“助明清谈”“足下清谈，想必有理耳”等句。尤其是他本人也以擅长玄言和人物品藻名世，时称其“高爽有风气，不类常流”。王羲之本人为五斗米道教徒，《晋书·王羲之传》说:“王氏世事张氏五斗米道，凝之弥笃。”考王氏一门，羲之之前无信奉五斗米道之记录，而其后在南朝则世代相沿，因此王氏信奉道教正始于羲之。王羲之何时成为五斗米道教徒，不得而知，可以深考，但他自晚年写誓墓文，去官隐居，当是其一生思想的重大转折点。摆脱了仕途的纷扰，他开始完全面向大自然。“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日:我卒当以乐死。”。’可见他晚年的思想正是来源于道教所信奉的黄老之说，回避世事，超脱绝俗，修身养心，服石养身，颐养天年。重要的是在会稽任上与去官归隐这段时期，是王羲之书法创作的高峰期，这一时期的墨迹也多有道家色彩。如所书道家经典《黄庭经》，又有《道德经》与一道士换鹅的传说，传至今日的著名遗作《十七帖》中，有《服食帖》《药草帖》皆其晚年服石采药之写照。因此，虽然其一生的书法创作都与时代崇尚清谈玄学的审美意识相关，表现出风神潇散，不滞于物的风格特征，但其晚年之书作更受到了黄老思想之影响，更具飘逸优游、超脱宁静的道家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