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浩大 气势恢宏—《熹平石经》与《正始石经》

规模浩大 气势恢宏—《熹平石经》与《正始石经》

    【东汉】《熹平石经·尚书》残石拓本
    此为武进人陶湘临拓本，虽不是原石，但纸墨极精。故此也很有收藏价值。

    中国学术史有着数千年的历史，其中经学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经书中含有丰富的人文科学资料，是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文化、经济所必不可少的资料。中国历代王朝都十分重视对经书版本文字的整理工作。在木版印刷术发明之前，经书经历了一个靠碑版石刻流传的时期。这种石刻的版本，称为《石经》。现在我们知道最早的《石经》，是东汉末年(175一183年)用隶书字体刻制的《熹平石经》。
    《熹平石经》始刻于东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年)，完成于光和六年(183年)，故称《熹平石经》或《汉石经》。其石经文字的书写是当时著名书法家蔡a等人奉救而作，是用标准的八分字体写成的，故又称“一体石经”。《熹平石经》共刻有《尚书》、《周易》、《春秋》、《公羊传》、《仪礼》、《论语》等六种经典文献，共使用了46块碑石，计200910字。据说这64块石经，碑石均为长方形，约高1丈、宽4尺。碑顶以瓦出檐覆盖，碑下有碑座。每碑双面都刻有文字，经文按自上而下、自右向左即竖写右行式书刻。46块石碑分别放置在太学门外的西侧、东侧和往南的通道上。西侧共有28块石碑，刻有《尚书》、《周易》和《公羊传》。东侧共有石碑3块，刻有((论语》。往南有石碑15块，刻有《礼记》。把这46块石碑连接起来，其总长度达两华里。这项由最高统治者钦定、规模空前的文化工程，在当时引起了极其强烈的轰动效应。天下学者闻讯蜂拥踏至，场面十分壮观。
    对《熹平石经》的刻写过程和当时的情景，正史《后汉书·蔡琶传》中这样写道:ua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熹平四年，乃与五官中郎将堂溪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碑，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扬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琶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读此段文字，其盛况如在目前。
    《熹平石经》创造了中国之最:规模浩大、气势宏伟的《熹平石经》，它是中国最早的官定石刻经本，是东汉时期尊崇儒学、古文经学发达、碑刻盛行等历史因素的结晶，它作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儒家经典石刻本，对校对版本、规范文字，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其开创之功还在于，它拉开了历史上以多部经典文献为内容的大规模刻石的序幕。自此以后，陆续出现了《三体石经》、《唐开成石经》、《蜀石经》等。不仅如此，它精美的字体、严谨的结构，也是研究汉代书法史的重要资料。
    但令人痛惜的是，《熹平石经》刻成不久即遭到大规模的破坏。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董卓烧毁洛阳宫庙，石经惨遭焚烧;后来几经战火，几乎荡然无存。到唐贞观年间，魏征去拯救这些文化瑰宝时，已是十不存一。此后就仅剩些零星出土的碎石残片了。目前出土的《熹平石经》残石，大约有八千余字。现在我们只能在博物馆里看到这些为数不多的珍贵残石了。
    《熹平石经》是汉隶成熟时期方正平整、规范严谨一路的典型，在书法风格上，有精严端庄的庙堂气象;书丹者又是蔡邕等一流的国手，故在历史上影响很大，且意义深远。《熹平石经》的结体匀称，一丝不苟。点画布局，对称工稳，无懈可击;用笔方圆兼备，刚柔相济，雍容典雅。梁武帝在他的《书评》中云:“蔡邕书，骨气洞达，爽爽如有神力。”《熹平石经》集汉隶之大成，不但在当时被奉为书法的典范，而且流风所及，极深至远;但受限于校正经文和规范文字的实用目的，未能在艺术性上作更多的追求。
    今天看来，中国书法作为一门艺术，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但是书法从什么时间开始才变成了一门艺术?其形成的时间问题倒成了学术界颇有争议的一大课题。有人认为“汉字之始，就是中国书法艺术之始”;也有人认为“从东汉末年蔡邕书学理论的成熟为标志”;更有人认为书法之所以变成了艺术，是它彻底地摆脱了实用之后的今天才变成了艺术。其实，这些学术方面的争论，在于各自研究问题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不同而已。但是无论怎么界定书法的艺术性问题，蔡邕(133一192年)在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是不容置疑的。
    在书学史上，蔡邕堪称第一位真正的书法理论家。他的书学理论涉及艺术本原、艺术与自然、创作心理、汉字美的创造技巧诸多方面。蔡邕给我们留下的书论文字虽然很少，但涉及面广，思想深刻，故被后人视为中国书学理论的开山之祖。
    《熹平石经》惨遭军阀严重破坏不久，到三国曹魏的正始年间，朝廷仿效《熹平石经》的制作方法，又刻了古文石经，立于洛阳太学门外。因经文以古文(六国)文字为主，附列小篆和汉隶，是用三种字体书写的，故《正始石经》又称作《三体石经》。《正始石经》所刻的文字内容是《尚书》、《春秋经》和《左氏传》等，从内容和数量上看比《熹平石经》要少。其规模也小，刻石才28块。但《正始石经》以古文、篆、隶三种字体逐字对照排列，形成了三体并存的格式，其意义并不仅仅是重复了《熹平石经》的刻经过程，而是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了发生学的意义。
    《正始石经》到北魏时期，还依然保存在洛阳城内。但北魏孝文帝时期的冯熙、常伯夫等人，在他们先后担任洛州(今洛阳)刺史时，竟然取《正始石经》的石板作建材以建寺庙，《正始石经》才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此事参见《魏书·崔光传》和《魏书·冯熙传)))。从此，《正始石经》便逐步在地面上消失。从清代光绪年间起，《正始石经》碑版的残石数次出土于洛阳地区，这在当时的学术界是件大事，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民国十一年(1922年)出土的一块残石，正面为《尚书·无逸》、《君爽》，共34行;背面为《春秋》，共32行。.这块残碑下部略有缺损，但所存文字完好，是迄今出土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一块。这件残石也表明《正始石经》石板的正反两面都刻有文字。截至目前，出土的《正始石经》残石大约有二千五百余字。
    《正始石经》中古文一体，据载是汉代流传的先秦古文字，不过因辗转摹写书刻，字形已经失真。尽管如此，这部《正始石经》无论对研究经学还是战国古文字，都具有重要价值。尤其自晚清至近代以来，海内外学者考证这部石经以及研究它的内容和文字的著作很多，使其成为又一新的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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