婉转流利 锦上添花—汉碑篆额的艺术夸张

婉转流利 锦上添花—汉碑篆额的艺术夸张

    汉碑及其以后的碑刻之上方，大都刻写有碑文的标题。在汉碑中，这个标题绝大多数是用篆书写成的，极个别是用隶书写的。此标题称碑头或碑额。因为碑额上所题写的字多用篆书书写，所以就习惯性的称为“篆额”。用隶书写的碑额称为“题额”。《碑版广例》有云:“碑首或刻螃、虎、龙、鹤以为饰，就剖其中为圭首。或无它饰，直为圭首。方锐圆椭，不一其制。圭首有字称为额，额书篆字称为篆额，书隶字称为题额。”汉碑如《张迁碑》、《鲜于磺碑》、《韩仁铭碑》以及摩崖刻石《惠安西表》等篆额，字体结构多变，书风奇肆跌宕，在篆书的基础上，对字形进行了艺术的夸张，具有独特和鲜明的艺术个性。
    在众多的碑额中，汉代篆额的艺术性尤为突出，是我们研究篆书在两汉时期发展状况的重要资料。汉代篆额在造型处理上，大量地运用了夸张、变形的艺术手法，用线松动，因势利导，生动活泼。有时用隶书的笔法写篆书，赋予了篆书的时代特色，为篆书注人了新的活力。

    自汉代以后，人们已经注意到篆额在创作中的重要性。明人徐宣《古今印史》中有云:“吴文定公云:或以碑额为无用，多不拓。或碑弯，工人艰于拓而置之。不知碑无额，如物无首，可为完物乎?”由此可以看出，最初人们是不太重视篆额的，只重视碑文文本自身，拓碑时多不拓篆额。有时因为碑石太高，拓工在实际操作中因怕费事，也就放弃对篆额的摹拓了。殊不知碑无额如物无首，拓碑中缺篆额其实不是完碑。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
    若把汉碑篆额文字与汉代印文作对比，我们不难发现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是十分密切的。汉代官方文字是小篆，而当时社会上广泛应用和流行的则是隶书，但篆书的庄重性并没有因为适用性的丧失而丧失其庄重的地位。由于篆、隶书的相互影响，碑额文字的篆书就有了平直方正的相对于小篆的变形的形体特征。如《鲜于磺碑》、《华山庙碑》、《韩仁铭碑》、《张迁碑》等碑额篆书，小篆的变形特征就十分明显。汉代的印章所使用的篆字已不是秦代的缪篆字体，秦所谓的“八体”中的缪篆在汉代印章的使用上也“与时俱进”了，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汉印中用的篆书与篆额字形大体相仿。大约从唐代以后，墓碑的篆额和墓志志盖写的篆书，才又恢复到秦小篆的样子。因此，后来的篆刻家们看重汉代碑额文字的艺术特性，进行汉代碑额书法艺术的研究，并通过这种研究来指导篆刻艺术的发展，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在这方面，邓石如、赵之谦、吴让之、吴昌硕等皆是典范。在这里特别引起我们注意的是邓石如，他兼善各种字体，其作篆书专用汉碑额法，并以汉碑额人印，风格俏丽，刀法爽朗，迥别前人，别开蹊径，成为皖派的创始人。继之者则有吴让之、赵之谦、吴昌硕辈，书法篆刻皆取法篆额、碑额。从此，学习碑额书风遂成时尚。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
    启功先生在他的《古代字体论稿》中，对碑额篆书的特点有如下解释:它们常表现为手写体的特色，像汉《尹宙碑额》的笔画，头尾尖、胸肚肥，最为明显;其它汉碑额，也常见灵活顿挫的姿态，与秦刻石那种整齐匀圆的样子，往往不甚相同。这种书写风格，一直影响到南北朝时期。例如北魏《篙高灵庙碑额》，笔锋起处，处处都极明显。东魏《高盛碑额》字虽力求肥重圆浑，但笔画起止的地方，仍然有意识的要表现出一些尖锋。其他碑额、墓志盖也常有这种现象。汉代篆额书法体态多变，、个性显明，即每一块汉碑额都有自己的艺术风格。《张迁碑》篆额奇肆开张，非篆非隶，字间穿插，自由避让，线条洒脱而又流畅，极具汉代印章的艺术特色。《韩仁铭碑》篆额在书写上极具装饰风味，自由飘逸，形态生动。《白石神君》篆额的深沉浑厚所透露出的凝重感，令人赞叹不已。《鲜于瑛碑》篆额，以隶书笔法进行创作所表现出的挺拔俊美等，都具有很高的艺术性。作为汉隶代表作之一的《石门颂》摩崖碑额上刻有“故司隶校尉健为杨君颂”十个大字，用笔细长舒展，结体质朴稚拙，表现了一种随意而不拘形迹的山林逸趣。从这些篆额中我们可以看出，汉代碑额篆书风格是多种多样的，在汉代篆书中标新立异而独树一帜，许多作品具有很强的表现力和现代意识。
    总之，汉代碑额上的篆书，极为丰富多采。有的结构方整奇肆，有的婀娜多姿;用笔或圆转巧丽，或方折挺拔，或茂密，或疏朗，自由夸张，异彩纷呈。作为汉代篆书的主要表现形式，汉代碑额为书界所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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