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构和他的复古书风

赵构和他的复古书风

         赵构((1107-1187)，字德基，宋徽宗赵估第九子，宋钦宗赵恒弟。大观元年五月二十日生于东京(开封)大内，生母皇后韦氏。八月，赐名，授定武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封蜀国公。宣和三年(1121)十二月进封康王。“靖康之变”中仓皇南走的赵构，于靖康二年(1127)五月一日被拥戴即帝位于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重建赵宋政权，改元建炎，史称南宋。赵构因此被朝野尊为“中兴之主”。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绍兴八年(1138)，下诏建都于临安府(杭州)，仍称行在所。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十日，内降御札禅让帝位于孝宗，自称太上皇帝，十一日退处德寿宫。淳熙十四年十月八日，卒于德寿宫。溢曰“圣神武文宪孝皇帝”，庙号l“高宗”。次年(1188) 三月，攒葬会稽(浙江绍兴)上皇山(宝山)之麓“永思陵”，故后人亦尊称其为“思陵”。
  
         高宗赵构身披“中兴”之使命，且在位时间长达三十六年，但因为重用秦桧，偏听奸佞，杀害岳飞，而于绍兴十一年(1141)十一月与侵国土、虏父兄的金国达成“绍兴和议”，向金称臣、割地、纳贡。因此，作为帝王的赵构，尽管在内政建设上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仍然无法逃脱后世史学家“恬堕猥懦，坐失事机··· ···偷安忍耻，匿怨忘亲”之讥评的基本命运。

        但是，赵构作为中国历史上书法造诣较高的几位帝王之一，在艺术上显示出了较高的才华。他不仅习书勤勉，所作丰硕，而且技法纯熟，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个人风貌。虽然就整个中国书法史而言，赵构还难称为一代大家，而在南宋时代的一百五十余年中，他还是堪称传统技法全面的实力派代表人物，并有着开启南宋书坛风气之功，在书法创作、理论两方面对南宋一代以及后世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宋高宗赵构，生活在封建文化和艺术达到高峰的两宋时代，能跻身于当时一流书法家行列，自然不全是因为他的帝王身份在起作用。然而，也正是帝王的特殊身份，为他的书法创作提供了一个特殊的活动舞台，并为他赢得了一个可供后世评鉴的参照体系。

        (一)垂意笔法，亲御翰墨———赵构书法的三个阶段
 
        作为帝王的赵构，在书法上竟然投人了大量的时间，这不能不令人惊异。在历代帝王中，就对书法创作的投入而言，赵构也许是“一人之下，百人之上”，而这“一人”恰恰是他的父亲———宋徽宗赵佶。即便是“飞龙之初”的建炎和绍兴初期，尚处羁旅之难中的赵构不仅曾多次书写《资治通鉴》、《史记》列传、《尚书》、(孝经》等长篇巨制宣示宰臣等人，而且多次书扇以赐近臣、宫人。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在他执政的岁月里，竞然可以置父兄尚陷异族、中原尚未收复等国仇家恨于不顾，而自得于“凡五十年间，非大利害相妨，未始一日舍笔墨”。显然，赵构对书法有着一种超乎常情的“偏爱”，书法已经成为赵构生活的重要组成内容。也正是书法给他带来了一种超乎寻常的自信力量，以至于每逢朝政大事，他几乎都要用书法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心情。比如，在绍兴前期韩世忠、岳飞抗金得胜时，他曾分别书写“忠勇”、“精忠”等字以示旌表；为鼓动士类，他多次将自己所临古法帖，所书诗文赐予宰执，还不免以此教导一番；太学建成，应臣下之请，将自己所书“六经”等数十万字刊石，并建阁储于其中；每逢大举，必亲洒宸翰赐新第进士。显然，赵构正是有意识地发挥了自己的书法特长，以推行“中兴”之初确定的“文物之治”这一赵宋政权的传统国策。这或许是中国历史上，将艺术手段运用到政权统治并得以“完美”结合的最佳范例了。在南宋人所编撰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皇朝中兴纪事本末》(《中兴小纪》)、《南宋馆阁录》、《南宋馆阁续录》、《四朝闻见录》、《玉海》和《景定建康志》、《咸淳临安志》等书中，相关记载随处可见。

   将其生平行历和书风发展结合起来加以考察


     
         赵构的书法活动，将其生平行历和书风发展结合起来加以考察，大略可分为三个阶段。

        1.羁旅时期———绍兴七年(1137)以前，其书风表现为以取法北宋名家黄庭坚、米芾为主导，同时开始上涉晋唐法书。  
        
        赵构是在文化、艺术氛围浓厚的北宋大观、政和、宣和年间长大的。北宋帝王“一祖八宗，皆一喜翰墨”，其中艺术成就最高者恰恰是赵构的父亲徽宗赵佶。北宋中后期，更是人才济济，书法艺术空前繁荣，苏轼、黄庭坚(图1一1一1.2)、米芾(图1一1一1.3)、薛绍彭等，笔势澜翻，在书法领域各擅其能。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宣和内府藏有大量显赫的历代名贤法书墨迹，在《淳化阁帖》、《大观帖》等陆续刊成的基础上，宣和年间相继修成《宣和画谱》、《宣和书谱》等艺术大典。生活在这样一个书风尚新、书家辈出的时代，又成长在一个热衷艺术、书画氛围浓郁的帝王家族中，备受各位先代皇帝御书和禁中大量历代名贤法书墨迹的熏染，赵构从小就与书法结下不解之缘，其对书法艺术的热衷恐怕已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对政事国事的关心。

    
        关于赵构早期的书法活动，南宋人就有明确的记载。杨万里说：”我高宗初作黄字，天下翕然学黄；后作米字，天下翕然学米；最后作孙过庭字，故我孝宗与今上皆作孙字。“ 楼钥说：”高宗皇帝自履大位，时当艰难，无他嗜好，惟以翰墨自娱。始为黄庭坚书，改用米芾，动皆逼真。至绍兴初，专仿二王，不待心摹手追之勤，而得其笔意，楷法益妙。” 李心传也说：“思陵本学黄书，后以伪豫遣能黄书者为间，改从右军。而绍兴之初笔势已如此，乃与《戒石铭》字体顿异，殆天纵也。”南宋末年的王应麟综合了前辈的说法，提出：“高宗皇帝云章奎画，昭回于天。爱自飞龙之初，颇喜黄庭坚，后又采米芾；已而皆置不用，颛意羲、献父子，手追心摹，曾不数年，直与之齐驱并辔。” 在此基础上，元末明初陶宗仪的记载更为圆融：

         高宗讳构，徽宗第九子。善真、行、草书，天纵其能，无不造妙。尝言：“学书惟视笔法精神。朕得王献之《洛神赋》六行，置之几间，日阅数十过，觉于书有所得。”又言：“学书必以钟、王为法，然后出入变化。”李心传以谓：“思陵本学黄庭坚书，后以伪豫遣能庭坚书者为间，改从右军。”或云：“初学米芾，又辅以六朝风骨，自成一家。”

        其实，赵构应早在少年时代就开始学习书法了，而且最初是取学父皇赵佶的。赵构论书自跋曾云：“昔余学太上皇帝字，倏忽数岁。瞻望銮舆，尚留沙漠，泫然久之。赐宋唐卿。”这应当是赵构在徽宗拘于金五国城而尚未去世的绍兴五年(1135)四月以前(或绍兴七年正月讣报南至前)的话。受书人宋唐卿，后来在绍兴十年以内侍省副都知的身份出任了徽宗梓宫按行副使。宗室子弟早年遵从皇帝学习书法，恰恰是赵宋的一大传统。可惜，赵构早年取学徽宗字(瘦金体)一类的书迹至今尚未发现。

        大约在登基以后，赵构就转用黄庭坚字体作书了。这至少传达了两条信息，一是赵构有意识地回避了太上皇的影响，而不再用他的“瘦金体”发布御札，以免触动某些敏锐的神经；二是赵构至少在宣和年间就已经取学黄庭坚书法了，而且可能也是接受徽宗赵佶之庭训。赵构传世书迹中的早期作品也明显地流露出这一倾向。如，绍兴二年六月诏颁《黄山谷书太宗皇帝御制戒石铭》于各郡县时的手谕十二行，绍兴三年所书的《佛顶光明塔碑》和赐岳飞的《珍灭群寇敕》等，均是典型的黄书体势。又据熊克记，绍兴元年，赵构曾亲书扇赐讲读官王绹、胡直孺、胡交修等，“皆取杜甫诗······于绹则曰‘霖雨思贤佐，丹青忆老臣’，直孺则日‘文物多师古，朝廷半老儒’，交修则曰‘相门韦氏在，经术汉臣须’，盖上之光宠儒臣如此”。对此，陆游曾有跋记：“臣某少时与胡尚书之子杞，同学于云门山中，见高皇帝赐尚书御题扇曰：‘文物多师古，朝廷半老儒。’盖黄(庭坚)体也，与此手诏绝相类。

        楼钥又曾记述说:“高宗皇帝垂精翰墨，始为黄庭坚书，今《戒石铭》之类是也。伪齐尚存，故臣郑亿年辈密奏：‘(刘)豫方使人习庭坚体，恐缓急与御笔相乱。’遂改米芾字，皆夺其真。”而据岳珂所记：“中兴初，思陵以万几之暇垂意笔法，始好黄庭坚书，故《戒石之铭》以颁，而方国一札皆似之。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后复好公(米芾)书，以其子敷文阁直学士友仁侍清燕，而宸翰之体遂大变，追晋唐，前无合作。珂家所藏诏墨几百轴，以岁月考之，良是。故绍兴间，公书尽归九禁而世罕传。最后赤水得珠，颐神北内，躬御宝遗跗，制《翰笔志》，多纪公遗事，益知帝心简注，惟公是嗜。是帖多天上本，间有‘内府图书’及‘绍兴’宝玺在焉。可见，赵构大约在绍兴四、五年(1134-1135)间开始从使用黄庭坚字体转向使川米芾字体，外部政治环境上的原因就是出于防止北方的“齐帝”刘豫金国傀儡政权以黄庭坚字体相乱，而内部艺术环境上的原因是米芾书迹大量搜集于内府，且米芾之子米友仁侍清燕于宫中。比如，约书于绍兴四年前后的《书白居易七律自咏诗卷》和绍兴七年(1137)所书(赐岳飞手敕》等，均是典型的米法之作。

   以上作品多为赵构三十岁前后所书

         以上作品多为赵构三十岁前后所书，历代文献中一也未见赵构在建炎以后有刻意临写黄、米书帖的记载。由此可以推断，赵构对黄、米书法的潜心学习，应当开始于“靖康之变”发生前的青少年时代(大抵以宣和年间为主)，此一时期去黄、米二人谢世时间未远。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元祐党禁”在大观元年(1107)正月得以赦除，黄庭坚书已不在禁学范围米芾晚岁曾赴宫廷任书学博士，与宋徽宗关系密切，这样，身为徽宗之子的赵构虽未曾见到黄、米二人，但出于对当时盛享书名的黄太史、米南宫的仰慕之情而刻意学其字，当不是意外，况且他曾经有“恨不与黄太史、米南宫同时”的感慨。也正是青少年时期的这一番刻意学习，加之尚未能有机会对晋唐法帖进行深人临习，使得他早年的书法只能囿于所学的黄、米体势之下。这一阶段大约持续了十数年时间，对赵构后来形成自己的书法面貌定下了某种“基调”。
  
        必须认识到，个人书风的转型决非一夜之间就可完成，何况赵构是在绍兴初期繁乱的政局中用米芾书体来书写诏书的。所以，他决不可能是在“豫方使人习庭坚体，恐缓急与御笔相乱”情况下突然“改学”米芾之字的。尽管赵构的书法天份较高，但南宋人众口一词地称赞赵构在书法上有着“天纵”的资质，这多半是缘于他贵为“天子”的身份而已。所以赵构习米芾之体必在早前，此时的“改学”其实是“改用”。米友仁在赵构书风的转变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米友仁师法父亲而逼肖，得宋徽宗赏识，在宣和六年与杜从古、徐兢同管勾御前书画所。或许正是此时，青少年的赵构在禁中结识了米友仁等。虽然宋室南渡后，米友仁曾一度失官，但他很快就被赵构召至宫中以侍清燕，从事内府所藏书画的鉴定工作。根据相关文献记载，绍兴四年正月，米友仁“赴朝参，居临安”，其侍高宗清燕至迟在绍兴六年，而绍兴初期又正好是米芾书法大量集中内府的时间。，可见，岳珂在《宝真斋法书赞》中所记载的，赵构复好米芾书法，并以其子米友仁侍清燕“而宸翰之体大变”，确属可信。

         也正是在米友仁“侍清燕”的时候，赵构在取学米芾书法的同时，也开始大量临幕内府所藏米芾所临王羲之书札和《兰亭序》，并以此作为上追晋唐的桥梁。赵构“作米字”的时间似乎也不长。文献记载表明，赵构在绍兴四年临王羲之小楷《乐毅沦》赐韩世忠、七年临行书《兰亭序》赐刘光世，并在十年多次题赞王羲之书法等。传世书迹中绍兴三十一年所书《赐岳飞批卷》、十三年前后所书《御书石经》，就已经少有黄、米体势而多王羲之笔意。
    
         2. 复古殿时期——绍兴八年(1138)至绍兴三十二年(1162),其书风表现为对钟、王法书的潜心研习下的“二王”体系化，小楷始具个人风貌。

         从史书记载中可知，赵宋皇室沿袭唐风，对钟繇、王羲之法书有着偏爱的传统。这一家族式的传统对身为宗室子弟的赵构具有绝对的影响力，早年在汴京内府中曾见到的大星汉魏六朝法书名帖，也必定给曾经有着良好教育机会的赵构以深刻印象。虽然赵构开始学习钟、王法书的时间真正始于何年已经很难考定，但可以明确的是必定开始于青少年时代的学书伊始阶段。赵构真正有机会深人学习“二王”，则应该在绍兴八年定都临安以后。

         绍兴三年(1133)，高宗在驻跸地临安府(杭州)已有燕闲之所“复古殿”。迨至绍兴八年二月，下诏定都临安，并诏新安墨工戴彦衡在禁中作“复古殿墨”。可见，复古殿作为赵构在临安的燕闲之所，大量书法作品必出其地。定都临安以及“绍兴和议”的“成功”，着实让自即位以来始终处在不断“移跸“窘境中的赵构吃了一颗定心丸，内心原本就少’‘恢复之事”的高宗，此时已经认为是“无大利害相妨”了，于是就开始他内殿作书、日有程课的生活。同时，建都临安后的诏访天下遗书、“和议”成后的“榷场互市”等，都使得绍兴内府有了更多的晋唐真迹；而御府所藏《淳化阁帖》原刻拓本也应是赵构系统学习汉魏六朝法书的较佳取法范本。对此，绍兴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贵妃吴氏题御书时曾云：“机政之暇，择钟、王而下三十帖，亲御毫素并加临写。龙蟠凤翥，变态万象，希世之伟迹也。”虽然赵构书法并未达到吴贵妃所谓“希世之伟迹”的高度，但这条记述还是较为可靠地向后人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高宗赵构绍兴前期就对晋唐法帖进行了有选择、有目的、有计划的尽心临习，并达到了一定水准。赵构在退处德寿宫后，曾对自己的书法学习经历作过如下的自我总结：

        余自魏、晋以来至六朝笔法，无不临摹。或萧散，或枯瘦，或遒劲而不回，或秀异而特立，众体备于笔下，意简犹存于取舍。至若《禊帖》，则测之益深，拟之益严。姿态横生，莫造其原，详观点画，以至成诵，不少去怀也······

         余每得右军或数行、或数字，手之不置。初若食蜜，喉间少甘则已；末则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也，故尤不忘于心手。顷自束发，即喜揽笔作字，虽屡易典刑，而心所嗜者，固有在矣。凡五十年间，非大利害相妨，未始一日舍笔墨。

         赵构所说的“屡易典刑”，大概就是指青少年时代先后学黄、学米、学王等；"而心所嗜者，固有在矣”，则当指他自己对王羲之书法的心神向往而言。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从传世《翰墨志》一卷和宋人笔记、书学著作中，可以知道赵构对王羲之书法是最为推崇的，对《兰亭序》《禊帖》)更是推崇备至。赵构以得益于魏晋笔法而自足，言语间充溢着对王羲之的景仰与自己学有所成的自得之情。且不说黄、米的成功离不开对羲、献的取法追摹，即使赵构作品中被认为是用黄体或采米字者，亦未尝游离羲、献之精神面貌。可以这样说，赵构一生之作，以“二王”为根柢、为基调，其用黄、米者乃是两段前奏。而在绍兴中后期陆续有过的取法智永、虞世南、褚遂良、孙过庭、杨凝式等，也不过是他走向“出入二王”终极目标的一座“桥梁”。

   标志着赵构书法脱离米芾面目而转向“二王”的作品

         标志着赵构书法脱离米芾面目而转向“二王”的作品，历来公认是他书于绍兴十一年(1141)的(赐岳飞批劄卷》。如果说绍兴七年《赐岳飞手敕》还有着较为鲜明的米芾书风，那么《赐岳飞批笞卷》的流丽已经昭示着赵构个人书法风格初见端倪。

        南宋《御书石经》，又名《南宋太学石经》，无疑是赵构书法中最为人知的作品，也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书法工程。作为帝王，亲自书写数十万字的《石经》，这恐怕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文化现象。后代关于《御书石经)的论述，多本南宋人杂记。南宋人对《御书石经》刻成之本末的记载，当以曾宏父(字幼卿，号凤墅逸客)《石刻铺叙》卷上《绍兴御书石经》最为详尽：
            
             靖康丁未夏四月，皇宋中兴，高宗即大位，改元建炎。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至绍兴十三 年癸亥，通十九年。金国侵凌，干戈之日居多，乃能亲御翰墨，作小楷以书《周易》、《尚书)、《毛诗》、《春秋左传》全帙，又节《礼记》“中庸”、 “儒行”、“大学”、“经解”、“学记”五篇，章草《语》、《孟》，悉送成均。九月甲子，左仆射秦桧请镌石，以颁四方。卷末皆刻秦桧跋语。

        《御书石经》诸篇，多以温润圆和的小楷书成，笔意出人“二王”之间，但体势丰腴和畅，已是颇有所得；兼有章草之作，也能上溯汉魏之源。又，据清人朱彝尊《杭州府学宋石经跋》记载可知，《御书石经)诸石在元、明时代遭到部分毁坏：

        宋高宗皇帝《御书石经》，绍兴十三年知临安府事张摹石；淳熙四年，诏知府赵磻老建阁于太学，题日“光尧石经之阁”置石其下······宋亡，学废为肃政廉访司治所，西僧杨琏真伽造白塔，于行宫故址取石垒塔，杭州路廉访经历申屠致远力持不可，然已损其什一······其后，明常熟吴纳、乾州宋廷佐先后巡按浙江，或覆之廊，或甃以瓴甋；崇祯末，廊圮，乃嵌诸壁中：左《易》二，《书》六，《诗》十有二，《礼记》向有《学记》、《经解》、《中庸》、《儒行》、《大学》五篇，今惟《中庸》片石存尔；其南，则理宗大书《御制序》四碑在焉；右则《春秋左氏传》四十八碑，阙其首卷。通计八十七碑，诸经虽非足本，然书法甚工，学古者所当藏弆。若夫秦桧一跋，已为讷椎碎，其词见于学士院《中兴纪事本末》，君子无取也。
       
          然而，后代关于《御书石经》的论述中，有三点还是为一般人所忽视：其一，它非赵构一时一地之作；其二，有很大一部分乃吴皇后代笔；其三，当年赵构所书刊石者决非仅为《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五经，还应该包括《论语》、《孟子》和《史记》列传等。综合宋人史学文献可知，绍兴一三年十一月被先后刊成立石于太学“首善阁”的《御书石经》，是赵构在绍兴五年至十三年期间先后陆续书写的，其中大部分是他在绍兴十年以后亲笔书成，而其中的另一部分则是由吴皇后代笔，只是到了绍兴十三年七月太学建成后被陆续“宣示”，诏许刊石在一起，但其中仍有一部分是在绍兴十四年至绍兴十六年刊立的。刊石之后，又陆续以墨本(拓木)赐国子监及诸州庠。通过对现今仍保存在杭州碑林(杭州孔庙，原杭州府学旧址)的八十五块《御书石经》南宋原石的考察，可以发现，各经碑石形制大小略有差异，更明显的是字体大小也有差别，大体前出者多为字径一厘米左右的小楷，后出者多为字径二厘米左右的小楷，其中字体大者又有间杂行书、章草笔意。至于哪一部分是吴皇后代笔，前人已说是“世莫辨之”，今天可能更难考索。大体可以认为，凡间杂行草笔意者，必出赵构亲笔。
 
   赵构绍兴年间的大量作品均为靠近魏晋气息的小楷

         赵构绍兴年间的大量作品均为靠近魏晋气息的小楷，其笔法精神受王羲之《乐毅论》、《黄庭经》、王献之《洛神赋十三行》和曾藏绍兴内府的晋人绢本墨迹《曹娥诔辞》等影响特别大。
       
         故宫博物院藏《晋唐小楷十一种》册本上海图书馆藏宋刻宋拓肥本绍兴十年十一月，赵构尝与秦桧论书曰：“学书必以钟、王为法。得钟、王笔法，然后出人变化，自成一家。”十三年九月，宰执奏江东提刑洪兴祖欲进石碑事，高宗曰：“学书惟视笔法精神。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朕得王献之《洛神赋》墨迹六行，置之几间，日阅十数过，觉于书有所得。近已写《尚书》终篇。学字若便写经，不惟字进，而经亦熟。”二十一年五月，御书《大学篇》赐新第进士，尔后与宰执论书日：“《黄庭经》、《乐毅论》墨本，皆有渊源。”可见，在位期间的赵构书法观明显地表露出与一般人所不同的价值取向，他注重书法的实用性，力求将写字与传经结合起来，以实现一种文化理想。正是出一r对楷书的重视和对钟、王小楷的倾心爱慕，通过大量地抄写了经史著作后，赵构终于在绍兴中后期形成了白己的小楷风貌。    此后，赵构虽然有较长的时间继续他的“写经”式创作和“书扇”式抒情，但是身为帝王的赵构终归还是需要勤政的。因此，这一阶段，赵构主要还是以诸种“书法”样式作为他“宣示”宰执、奖赐朝士等教化活动的载体。这样，无形中也使得他还没有更多的机会在行草书这一难度更高的创作上去完成“自成一家”的风貌，这一点从赵构书于绍兴二十四年(1154)的《徽宗文集序卷》就不难看出。
   
         绍兴二十八年(1158)八月，禁中“损斋”成，高宗于复占殿亲作《损斋记》，并亲书题榜“损斋”二大字。自是，高宗摒弃声色玩好，置经史古书于损斋，朝夕燕坐。在此展玩内府珍藏，屡次与群臣论书，创作书法作品。损斋成了他在位期间最后几年的翰墨场所。
  
         3.德寿宫时期——隆兴元年(1163)以后，其书风表现为行草书在二王体系下的个人化，大字、行草书始得自成一家。
       
         我们之所以将隆兴元年作为赵构书法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因为退处德寿宫后的赵构“北宫燕闲，以书法为事”，在创作内容、创作心境、创作风格等诸方面均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此时的南宋王朝是" 鼎盛”期，这使得本身己不再需要勤政的太上皇赵构更能安心地实施着他的“二王”梦。他已很少像在位期间那样去书写儒家经典来教化朝士。一来经过前一时期的大量通篇抄写，经典著作对他来说已是了然于心；二来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奖掖群臣、教化士类这些工作该由主政的孝宗来接替他做了。于是，他再一次，也是真正意义上地开始了对“二王”等的潜心研习，尤其是对王羲之书札、智永《真草千字文》、孙过庭《书谱》太清楼本、杨凝式《韭花帖》等晋、唐法帖最为用心。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或谓思陵笔法得自右军《玉润帖》，不无道理。正是通过这一系统、深入、有选择的临习，使得他晚年的行草书，表现为出人“二王”、所得颇深的个人面目，这大概就是他在《翰墨志》中有“晚年得趣，横斜平直，随意所适”颇为得意之言的原因。

         在《宝真斋法书赞》卷二、卷三《历代帝王帖·高宗皇帝御书》所著录的二十四种赵构书迹资料中，有十一种是临习皇象、卫恒、王羲之以及其他汉魏六朝人古法帖的，而且均为行书或草书。岳珂记叙中的这些临作上多钤有“德寿”小玺，可见当多为赵构退居德寿宫以后所书。赵构传世书迹中的《洛神赋草书卷》和《杜甫即事诗行楷页》、《临虞世南真草千字文卷》等，以及文献记载中的《后赤壁赋》、《高唐赋》、(舞赋》、《文赋》、《琴赋》、《登楼赋》、《大巧若拙赋》等等，均在此期间创作完成。这一时期的赵构，在完成个人书法面貌的同时，并没有放弃他的“复古”基调。这无疑和他的书法观念密切相关。

   赵构个人书风的形成是楷书在先

          综上所论，赵构个人书风的形成是楷书在先，行草书在后，但两者均最终趋向“二王”一脉。这正是赵构昔日论书时所倡导的基本书法观念——注重正书与行草的学习“次叙”，崇尚“二工”笔法。赵构的一生，其书法实践与书法理论是相互印证、互为表里的。

         (二)志于道，游于艺——从赵构的创作看他的书学思想
         通过对历史文献进行梳理并结合赵构传世书迹进行考察，可以发现，赵构的书法创作在内容上具有很大的选择性，而这种选择性在“禅位”前后两个时段又具有显著的差异性。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在位期间的赵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政治环境下，通常以书法作为其实施“政令”、“军令”和文化政策的手段之一，实现其表彰优秀和教化臣民的目的和作用；而退处德寿宫以后的赵构，则多写《洛神赋》、《养生论》等，似乎总想表达他“悠然”、“养生”的趣向。“志于道，游于艺”这一儒家思想，在他的一生中竟会有如此的体现。

        在位长达三十六年，赵构确实如他自己所言“无大利害相妨，未始一日舍笔墨”。期间，赵构主要集中在临摹前人法书和书写经、传、史、诗著作两方面，此外便是以皇帝的身份题榜等。在位期间，赵构的书法创作活动主要是书写一些带有明显“表旌”和“教化”作用的内容。无论是书赐韩世忠、岳飞、吴价、张浚等武将，秦桧、吕颐浩、汤思退、陈康伯等宰执，还是廷试毕书赐新第进士，乃至秘书省诸官、太学诸生，或是后妃才人、宫人近侍，无不如此。还有就是出亲札或以御书墨本宣示、颁诏诸州郡县刊置。赵构经常书写的内容还有杜诗，而且通常是杜甫创作“安史之乱”中的那些诗句，显然他是想借助杜诗中独特的“忧患意识”和“温柔敦厚”之诗风来教化臣民。
      
         绍兴三十二年七月以后，赵构长年居住禁外的德寿宫，包括孝宗在内的人要想见他，都得到“北宫”——德寿宫去请示或入谢。此一阶段，他创作的作品，除前文已有提及者之外，还有《长笛赋》、《雪赋》《骢马行》等等，赋文、歌行、宋词等辞句铺张、文采华丽、音节错落的内容似乎更为赵构所青睐。于是，杜诗不再写，受欢迎的是苏轼词句“绿槐高柳咽新蝉”(《阮郎归》)之类。他用以赐宰执大臣虞允文、梁克家、周必大、史浩等人的“御墨”也多是这一类，或是自己的一些论书体会，明显地少了道、德、仁的教化，而多了“游戏翰墨之间”的成分，俨然是一派太平盛世的作风。堪称后期佳构的《七绝天山诗草书纨扇》，整体上就能给人以一种宋代宫廷艺术特有的气息，和谐、高贵，字虽不相连，而气势相贯，从笔画的粗细变化与字形的各种姿态中体现出一种古琴曲般的节奏、韵律；字用今草，注重法度，不尚狂怪。

        与创作内容密切相关的是赵构的书法创作形式。根据文献记载作初步统计，赵构书作的创作形式(临作不计)有手札、卷子、书轴、题扇、题榜、题跋、册子等。与创作内容相对应：“手札”多为除目、批札、敕书、手谕，都是在位期间所书；“卷子”多为经、传、史、赋、记、序等长篇，前期以儒家经典著作“六经”为主，后期则以历代赋章为主，偶尔也有大字诗篇；“书轴”通常是文字较短的前人诗句、节文等；“题扇”则通常是诗句、词句，形式多为团扇，或书赐近臣、宫人，或题内府所藏画扇对页；“题榜”，包括殿名、阁名、庙名、斋名等；“题跋”则包括题鉴、题画、题书，或题法书名画之首，或跋法书名画之后，或法书名画本幅之上；“册子”有前人诗册、“太后玉册”等。凡此种种，既反映了赵构针对书写内容强调对形式的选择，也可说明他对书法创作的用功之勤。 
        
         值得注意的事件有两项：其一，自绍兴五年(1125)汪应辰榜开始，每逢廷试毕，高宗赵构总会以御书石刻拓本或亲书翰墨赐新第进士。这虽然是起自言官之请，依北宋太宗雍熙朝故事而行之举，但赵构却把这种“以励士检”的行为，与他的书法创作长期地联系起来了，成为他当政时期的一种惯例，并且在孝宗朝以下继续沿用。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其二，自绍兴初期开始，赵构就不断有题画的行为。约绍兴四年(1134)前后，高宗正书节录《左传》相关章节题李唐(1049-1130)画《晋文公复国图卷》，正书题传为李唐画《胡茄十八拍册》，表现了当时尚思“复国”的决心，以及表彰民族节义思想，志在鼓励士类。活跃于高宗、孝宗两朝的画院画家马和之(生卒年不详)取材于《毛诗》、《孝经》题材的传世画作上，也多有传为高宗亲笔或吴皇后代笔的题书。据记载，高宗、孝宗两朝尝御书（或后妃代笔）《毛诗》三百篇，命马和之每篇画一图上进，汇成巨帙。这批画作后来散落民间，明代时杭州尚有人收存其散佚者，清康熙、乾隆年间内府零落收得全图的十分之三。传世者仍有《鹿鸣之什图》、《节南山之什图》、《豳风图》、《店风图》、《鲁颂三篇图》、《周颂清庙之什图》等卷，现分藏于故宫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等地。当然，传世目为马和之的此类画卷及题写，包括现藏海外者，可能有一部分并非南宋时期的真迹。

   虽然赵构的生活有“在位”与“退处”两个阶段之别

         虽然赵构的生活有“在位”与“退处”两个阶段之别，但其书学思想与基本观念总体上仍然具有相对的一致性，即思想上以儒家道统为指归，艺术上以上追晋唐为基调，笔法上以钟、王为法尚。在位时期的赵构书论，散见于宋人史书、文集、笔记、类书等，以熊克《中兴小纪》、桑世昌《兰亭考》、王应麟《玉海》等书所记最为丰富，基本上是赵构本人在建炎、绍兴年间与群臣相论时事时涉及书法的言论和对前代法书所作的题跋文字。根据笔者的初步钩稽，未见传本《翰墨志》著录的赵构早期论书语录已有二十六条，总字数接近传本《翰墨志》的一半，并与《翰墨志》的书学观有密切关联。禅位以后的赵构书学思想主要以《翰墨志》为代表，而传本《翰墨志》一卷凡二十四则，决非一时一地之作，应该是辑集赵构退居德寿宫以后论书语录而成。只是由于“在位”与“退处”的前后身份已经有别，《翰墨志》对书法本身的艺术特质与艺术评价等问题的关注与阐述相对多了一些。
        
         (三)鼓动士类，以书名世——赵构书法的当时作用与后世影响

         综合对书法艺术的倡导作用、自身的艺术创作水平和传世书作对后世的影响等三大因素来看，在历代帝王中真正够得上“书法家”资格的，恐怕惟有唐太宗李世民、宋徽宗赵佶和宋高宗赵构等三五人而已。唐太宗以帝王之力搜罗晋人法帖，并极力推崇右军书风，不仅对唐代书法的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甚至为唐以后的整部中国书法史奠定了一个基调——以王羲之为中心！他自己的书艺水平也在纯正可观的“右军”一脉。宋徽宗在大观、政和、宣和年间对历代法帖的搜罗与传刻，虽是沿袭淳化年间的祖先作派，但他以亲躬之力使书画艺术在北宋末期掀起一个高潮，加之他自创一格的“瘦金体”，可见其艺术素养之高，在历代帝王中罕有相匹者。高宗赵构在艺术天资上秉承了其父，书法工夫堪称上流，从其传世书迹可见一斑。
   
         但是，赵构并不像苏轼、黄庭坚乃至其父赵佶那样具有较强的艺术求新意识，试图通过字形及线质的独特塑造来尽量抒发个人的意趣。他的“学书”过程似乎比较漫长，对基木功的训练也比较专一，所谓“五十年间，非大利害相妨，未始一日舍笔墨”，除了想通过所书写的内容来奖谕、教化臣民外，主要的意图恐怕还是通过孜孜不倦地临习古人法帖，留意于前代大家的精湛笔法，来对“古雅之作”心摹手追。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至于赵构书法注重技巧，而少有自家新意的另一个原因亦不难理解：与苏、黄、米甚至是太上皇徽宗相比较，由于他在二十岁前后接受知识训练最关键的时候，恰逢家国之变，因此总体的艺术素养显然逊色。当然，个性的有别，经历的不同，才情的差距等等，都是造成赵构并未成为书法史上一代大家的原因。

        赵构能以书法名世，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以在政治上牺牲民族、闰家、宗室利益为代价的。虽然这种前提并不十分直接，也就是说，尽管没有直接的文献资料可以说明赵构是为了书法而放弃收复中原的机会，或者说赵构若不沉溺于书法就一定可以收复中原，因为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条件几乎决定了南北平衡对峙情况的出现；但从另一角度说，如果赵构能放弃书法爱好，对富国强兵多一点心思，于民族、于民众何尝不是更大的福音。
       
         赵构以书法名世还在于他特殊的帝王身份。历代帝王中，纯粹因书法而得后世认可的恐怕也只有赵构一人。不论其余，只就唐太宗、宋徽宗二人而言，前者在“贞观盛世”所取得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业绩显然更让人景仰，后者在北宋院画上所起的作用丝毫不逊于在他书法上的成就；只有宋高宗赵构，在政治上的狠懦似乎倒让他在书法上显出一点“有能”来了，这就使他在历代帝王书法的坐标中占据了一个显眼的位置，并藉此赢得身前身后之名。
    其实，赵构在书法上能获得显名，既与他特殊的地位与条件相关，也与他“凡五十年，非大利害相妨，未始一日舍笔墨”的勤奋有关，更与南宋时代书法艺术上式微的文化背景息息相关。在宋室南渡、外侮欺凌的特殊时代环境下，赵构也深知书法至此已呈颓势。但他却把这一现象归结为“本朝”(指整个赵宋王朝)士人与“有唐”一代相比在群体上的衰败。这也许是他尊崇晋唐之心声，也许更在为自己建都临安、不思恢复的行为作辩护。与此相呼应的是，他一再把“宋室南渡”与“晋室东渡”两者相比，声称：

      ······余四十年间，每作字，因欲鼓动士类，为一代操觚之盛。以六    朝居江左皆南中士大夫，而书名显著非一。岂谓今非昔比，视书漠然，    略不为意！果时移事异，习尚亦与之汗隆，不可力回也。
     
      ······ 因念东晋渡江后，犹有王、谢而下，朝士无不能书，以擅一时之誉，彬彬盛哉！至若绍兴以来，杂书、游丝书惟钱塘吴说，篆法惟信州徐兢，亦皆碌碌，可叹其弊也。

   南宋士人几乎一致地加以肯定
         对于赵构书法，南宋士人几乎一致地加以肯定，并在各自的论述中作出了明确的评价。不能简单地认为他们是在盲从和奉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或是自己曾蒙高宗御书之赐，或是祖先曾蒙高宗翰墨之赐，或是亲眼得见高宗御书，他们是真心佩服高宗皇帝的书艺才能和勤勉之功。

         赵构作为一位帝王书家，其地位足以影响时风。其论书力主“以钟、王为法”、推许米芾、注重楷书与行草书的相互关联等书学观念，对时人和后人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纵观绍兴年间至元代初期的中国书法史，赵构书法风貌及其书法观念影响所及者，不在少数。从传世《翰墨志》一卷和宋人笔记、书学著作中，可以知道赵构对工羲之书法尤其是对(兰亭序》推崇备至，不光自己常常临写，以临作赐近臣，而且要求自己的接班人(孝宗)也学习之，如陆游就记载了这样一则轶事：“史丞相言高庙尝临《兰亭》，赐寿皇于建邸。后批字云：‘可依此临五百本来看。’盖两宫之笃学如此。世传智永写《千文)八百本，于此可信矣。”因此，高宗的这一习尚不仅深刻影响了孝宗以后的南宋诸帝、皇后贵妃乃至部分亲近的宗室子弟，而且也影响了朝士和后人。   

         可以这样说，赵构以帝王身份“中兴”南宋一代的同时，也开创了南宋时代的书法风气。赵构书法创作所经历的心仪黄山谷、推许米南宫、尊尚“钟、王”的三种典型，都曾深刻地影响了南宋一代的书风。或许正在赵构“四十年间，每作字，因欲鼓动士类，为一代操觚之盛”的言行感召之下，南宋士人虽没有能够将书法一艺恢复到东晋时代“朝士无不能书，以擅一时之誉，彬彬盛哉”的高度，但也所幸尚得米友仁、吴说、陆游、范成大、张孝祥、朱熹、吴琚、张即之等辈的努力，还并非一无可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