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哀谓“古风不可固守，新变不能离古”

袁哀谓“古风不可固守，新变不能离古”
    袁哀，字德平，生卒时间不详，大约生活在以法古为尚的元代初年，他也十分崇尚古风，所不同的是严肃的历史观照，使他认识到古风是洛守不住的，一代一代书风的自然形成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他不相信理学的说教，不相信笔法神授秘传之说，一代一代追溯到古人，他大胆提出“千百载之前”“复何所仿像为之”的质问:
        汉魏以降，书虽不同，大抵皆有分隶余风。故其体质高古。及至二王，始复
    大变。右军用笔内压而收敛，故森严而有法度;大令用笔外拓而开廓，故散朗而
    多姿。贞观以后，书法清婉，亦由接武六朝，余风未散。至开元以后，乃务重
    浊，李北海专事奇崛，徐会稽全师《楔序》，至颜太师一变为方整规矩，然平原
    《画赞》乃展逸少者耳。下及沈柳，各命新体，至杨、李而极。逮至王著，始追
    踪永师，远迹二王，故世所传《浮化阁》扰不失古人意度者，以出于著故也。
    庆历以来，谁君谋特守法度，眉山、豫章一扫故常，米、薛二蔡，大出新奇，虽
    皆有所祖袭，而古风荡然。南渡而后，思陵大萃众美，筋骨过婉，吴傅朋规，仿     孙过庭，姿媚伤妍。近世姜尧章，迥脱脂粉，一洗尘俗，有如山人隐者，难登廊
    庙。盖专工气韵，则有旁风急雨之失;太守绳墨，则贻叉手并脚之讥。大要探古
    人之玄微，极前代之工巧，乃为至妙。夫古人所以穷极绝巧者，以得真迹临幕
    也。今去古既远，重经丧乱，真迹愈少，阁帖数行，价逾金玉，穷乡学士，何由
    获窥?加以传幕之余，失真益甚，今世师阁本者多尚肥美，仿蜂刻者率务奇劲，
    苟记忆所遗，本态呈露，致使学者讹以传讹，谬以袭谬。
    他借书法发展的历史说明一个问题，学前人不是重复前人。虽不免受前人的影响，实也有自己书风的创造。古风是守不住的，而创造却也没有离开古人。   颜真卿虽变妍雅平和而为方整规矩，也仍可以窥见王羲之书风的发展。不学古人不行，累经丧乱，古迹越来越难得，连《阁帖》几行就价比金玉，穷苦士子，哪能轻易求得?而得到的人，习《阁帖》者多尚肥美，仿《绛帖》者常尚奇劲，讹以传讹，谬以传谬，无尽于书事。他反对这种盲目的教条主义地学习，大胆指出:
        殊不知前乎千百载之先，崔、蔡、张、钟之徒，复何所仿像而为之哉?
    这是只知临摹古者想都不敢想的问题:崔、蔡、张、钟等为何能在没有帖范的情况下创造了非凡的书艺?—这难道不是给只知一味摹拟古人者启发深思的提问?他自己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
        良以心融神会，意达巧臻，生变化于毫端，起形模于形外?
    关键还在于在实践中明悟书法之理，心融会之，神领悟之，有意兴的表达而后运用之机巧相应而生，毫端的变化产生，象外之形模出现。
        诸所具述，咸有其由，必如厄丁之目无全牛，由基之矢不虚发，斯为尽美。
    老子曰:“通乎一，万享毕”，此之谓也。
    有明确的目的要求，以精熟的技巧，作得心应手的挥写，就是最美的艺术。—这就是袁衷的书法创作观。
    袁衷还注意到，书法不是单纯的技艺，它具有复杂的内在机制，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它反映主体的文化素养。他引用黄庭坚的话说:
        黄太史有言，士大夫下笔，须使有数万卷书，气象始无俗态，不然一楷书吏
      耳。
    黄庭坚提出作书“须有道义，又广以圣哲之学”的思想，到黄哀，书法家和“楷书吏”有了更明确的界定。书家要讲学古人，有法度，有精深的技巧，但更知书法之为艺的所以然，有丰富的学养去用法抒意，毋拘于前人，敢于创造。而只知以前人为楷模，不知法之所由，只知死守前人法度，不敢以法“达意”，不过是“楷书吏”，这话不是无的放矢，而是有感于时弊的针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