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       来源于:中国书画网

袁哀谓“古风不可固守,新变不能离古”
    袁哀,字德平,生卒时间不详,大约生活在以法古为尚的元代初年,他也十分崇尚古风,所不同的是严肃的历史观照,使他认识到古风是洛守不住的,一代一代书风的自然形成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他不相信理学的说教,不相信笔法神授秘传之说,一代一代追溯到古人,他大胆提出“千百载之前”“复何所仿像为之”的质问:
        汉魏以降,书虽不同,大抵皆有分隶余风。故其体质高古。及至二王,始复
    大变。右军用笔内压而收敛,故森严而有法度;大令用笔外拓而开廓,故散朗而
    多姿。贞观以后,书法清婉,亦由接武六朝,余风未散。至开元以后,乃务重
    浊,李北海专事奇崛,徐会稽全师《楔序》,至颜太师一变为方整规矩,然平原
    《画赞》乃展逸少者耳。下及沈柳,各命新体,至杨、李而极。逮至王著,始追
    踪永师,远迹二王,故世所传《浮化阁》扰不失古人意度者,以出于著故也。
    庆历以来,谁君谋特守法度,眉山、豫章一扫故常,米、薛二蔡,大出新奇,虽
    皆有所祖袭,而古风荡然。南渡而后,思陵大萃众美,筋骨过婉,吴傅朋规,仿     孙过庭,姿媚伤妍。近世姜尧章,迥脱脂粉,一洗尘俗,有如山人隐者,难登廊
    庙。盖专工气韵,则有旁风急雨之失;太守绳墨,则贻叉手并脚之讥。大要探古
    人之玄微,极前代之工巧,乃为至妙。夫古人所以穷极绝巧者,以得真迹临幕
    也。今去古既远,重经丧乱,真迹愈少,阁帖数行,价逾金玉,穷乡学士,何由
    获窥?加以传幕之余,失真益甚,今世师阁本者多尚肥美,仿蜂刻者率务奇劲,
    苟记忆所遗,本态呈露,致使学者讹以传讹,谬以袭谬。
    他借书法发展的历史说明一个问题,学前人不是重复前人。虽不免受前人的影响,实也有自己书风的创造。古风是守不住的,而创造却也没有离开古人。   颜真卿虽变妍雅平和而为方整规矩,也仍可以窥见王羲之书风的发展。不学古人不行,累经丧乱,古迹越来越难得,连《阁帖》几行就价比金玉,穷苦士子,哪能轻易求得?而得到的人,习《阁帖》者多尚肥美,仿《绛帖》者常尚奇劲,讹以传讹,谬以传谬,无尽于书事。他反对这种盲目的教条主义地学习,大胆指出:
        殊不知前乎千百载之先,崔、蔡、张、钟之徒,复何所仿像而为之哉?
    这是只知临摹古者想都不敢想的问题:崔、蔡、张、钟等为何能在没有帖范的情况下创造了非凡的书艺?—这难道不是给只知一味摹拟古人者启发深思的提问?他自己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
        良以心融神会,意达巧臻,生变化于毫端,起形模于形外?
    关键还在于在实践中明悟书法之理,心融会之,神领悟之,有意兴的表达而后运用之机巧相应而生,毫端的变化产生,象外之形模出现。
        诸所具述,咸有其由,必如厄丁之目无全牛,由基之矢不虚发,斯为尽美。
    老子曰:“通乎一,万享毕”,此之谓也。
    有明确的目的要求,以精熟的技巧,作得心应手的挥写,就是最美的艺术。—这就是袁衷的书法创作观。
    袁衷还注意到,书法不是单纯的技艺,它具有复杂的内在机制,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它反映主体的文化素养。他引用黄庭坚的话说:
        黄太史有言,士大夫下笔,须使有数万卷书,气象始无俗态,不然一楷书吏
      耳。
    黄庭坚提出作书“须有道义,又广以圣哲之学”的思想,到黄哀,书法家和“楷书吏”有了更明确的界定。书家要讲学古人,有法度,有精深的技巧,但更知书法之为艺的所以然,有丰富的学养去用法抒意,毋拘于前人,敢于创造。而只知以前人为楷模,不知法之所由,只知死守前人法度,不敢以法“达意”,不过是“楷书吏”,这话不是无的放矢,而是有感于时弊的针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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