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书法关于“启示”的启示

现代书法关于“启示”的启示       五种不同的启示模式已如上述。在叙述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研讨内容，它对干理解民国时期书法“创新”—个性化尝试有着直接的意义.
    首先，从齐白石的性格型到李叔同的哲学思考型再到徐生翁的心态型，我们看到了一个以客观逐渐对主观进行介入并作出异化反应的明确过程。客观的介入与异化越多，主观的反抗也就愈烈。这种主客观之间的碰撞，必然会在风格与形式上投射出阴影。大凡碰撞越激烈，则心中郁勃不平之气一旦突破与喷发，凝集成的形式则越具有怪诞的特征，它当然离传统的法则越远，作为个性化尝试的效果也最刺目。齐白石的性格型纯出主体，是儿童时代逐渐养成，并由于晚熟而显得尤为稳定，因此他的最高成就一一行草书，有生辣的一面，但自然流畅、旧泪而出，也最为书家们所接受。李叔同的哲理型开始不仅依靠单纯的性格主体，而且将主体思考投射于整个客观，投射于社会、人生、生活真谛与字宙意识，因此他的悟性越高，他的主体受压抑也就越强烈(这正是宗教的基本特点)。受压抑的主体与对客体人生旅程的思考搅在一起，互相碰击，主体也无法释放，客体也不能发挥充分的异化作用。因此，就聚成他的“怪胎”一一枯寂的书风，不要用笔不要一般技巧的宗教风。徐生翁的情况更甚于李叔同。他僻居乡里，空有凌云之志而不能施展，在艺术上有绝顶的悟性却找不到反馈交流以确认自身，闭塞的文化环境造就了他那崎形的心态，这种主体受制于客体的悲剧，使徐生翁的自我意识无法为普通人所接受.他自身虽不甘于为闭塞所异化，却又不得不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而难挽颓局。作为主体，他不但是个人之力因而是软弱的，而且自身也处在不断被异化、被消蚀斗志的可悲境地。他的主客体碰撞可以说是无比激烈，变生出的“孩儿体”书风则是这种碰撞的结果，是他的孤寂、闭塞主体的代言者。
    由是，我们可以将这三个类型作一表例:  

    从上述表例中看，似乎是李叔同型最得中庸之道，他的主客体交换亦得到某种平衡，似乎应该是比较圆满的。但我们也看到了另一种主客对比关系:不管是齐白石还是徐生翁，不管是主体与客体谁制约谁，但毕竟最后都是发自内心的抒泄与喷发。李叔同的玄思及他对书法的宗教领悟，却完全是以摒弃内心为代价，因此，又可以构成第二种表例:

主体至上的抒泄                                                                                            齐白石的性格型    
客体绝对制约主体，但又转换成异化的主体加以释放                                    徐生翁的心态型    
以压抑主体为代价，不重视觉形式而重抽象哲理思考的“无为而治”            李叔同的哲理型  

      三者相比，是李叔同最不重视K了、“情”的艺术涵义。因此，倘若对三者的既成风格再作‘下前景预测，则李叔同类型在风格上最少发展价值。他向人们提示出的，是一个“终点”而不是起点。这个所谓的不重视气汀、“情”，并不是说不反映他的气配、“情，，而是说，反映的是一种被他人为压抑掉的扭曲的5以、“情”，这种反映在艺术角度看是最可悲的。

现代书法关于“启示”的启示（2）

    其次，在钱瘦铁的日本式启示与高剑父的绘画式启示中，我们发现了书法艺术本体以外的参与作用。相对于中国传统书法观而言，它们都是异端。相对于沈尹默、于右任等人的书法观而言，它们更是异端。异端的标志就是它们的存在不见于古代。
     钱瘦铁的日本式启示是基干一种国别、文化模式、民族传统的差异。
    .高剑父的绘画式启示是基于一种艺术门类学和中西文化艺术观(当然也包括传统)、还有思维方法的差异。
    因此，这两种不同的启示本不处在同一个层面上，它们之间本来具有不可比性，只有在以书法本体、书法历史传统作为参照时，它们才获得了一种启示的价值，并被并列地置于一个层面上。我们在此中悟出了‘个真理:在民国中后期的书坛上，由于没有浓厚的积累，由于缺乏一定的历史眼光，对传统根本无法作高层次的阐释与剖析，因此来自异域(日本)和异类(绘画)的冲击，反倒有可能成为走向个性化目标的一个契机。
    历史的循环使许多不同的时代显示出惊人的相同性格。民国中后期的这种特征，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又被不断重复着。没有异域与异类的引入，今天的书法也还远不能具有相当的水平线。用今天身历其境的选择与变化去反省当年钱瘦铁和高剑父，我们或许更能体察他们的苦心，也更能发现他们的历史价值。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上述我们提出的五种启示模式，只是就个性化尝试内部的类型而言。但事实上，无论是齐白石、李叔同、徐生翁还是钱瘦铁、高剑父，他们都不是书坛上的主流人物。齐白石与高剑父为画名所掩。李叔同遁迹空门.徐生翁僻居山乡.钱瘦铁远漂异国。他们有各种理由不与当时的书坛发生来往，至少是与于右任、沈尹默有着客观上的隔膜。因此，他们绝不能作为书坛的代表—这意味着他们所标志着的个性化尝试在当时也不为人所认可，当然还意味着绝对无法构成一种集群或潮流。他们只是各自为战，寻找自我价值而已。我们在此处将五种启示提出来专章探讨也绝不是在有意拔高他们的作用，但这种种实践尝试肯定有价值(而且是历史价值)。对他们的讨论，对五种模式的分类整理，与其说是对其有限的现实效应而发，不如更确切地说，是针对它的潜在发展态势、针对它的理论与历史涵义而发。齐白石、李叔同、徐生翁、钱瘦铁、高剑父都不是领袖或大师，但他们却当之无愧地成为民国时期书坛上的“怪杰”。“怪杰”当然免不了要引起争议，但“怪杰”的价值正在于它不是平庸者，它能引起人们作有益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