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日本的书法展览交流

与日本的书法展览交流  
    与古代中国书法提携日本书法的发展进程稍有不同，现代中日书法关系史表明:中国与日本书法家之间的相互促进应该更有利于中国书法的发展。一个简单的证据，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投降以来，日本书法一直以持续稳定的步伐健康发展。特别是由于西方文化的强行介人，使书法家们在强烈震荡之余对自身进行了痛切的反思，它导致日本书法走向多元发展的格局，又使书法观念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更新。而中国自建国以来的书法虽然起步时间并不太晚，但经过了一段时间(由于政治原因)的沉寂，直到1955年以后才开始走向苏醒。这样，在时间方面，中国书法的现代化步伐显见是落后了。
    因为是落后了，就有了个重新迎头赶上的心愿，于是就有了互相交流并取长补短的必要。尽管在早期，书法家们刚刚被组织起来，还未来得及以清醒的头脑去反省交流的意义，但这种势在必然却造成了一种和谐的交流气氛。
    带着中日战争引起的创伤和仍然十分浓郁的民族隔Ill，书法家们勇敢地迈出了文化交流的和平步伐。因为有了这种种积极的或消极的背景，最早时候的书法交流，负有明显的外交方面的使命—也即是说，书法是依附于中日两国和平目标的一个文化媒介，书法家自己的主体意识并不强。
    这并不是说日本书法家是被动的。事实上，侵华战争和战败国的立场，又是在战后完全依附于当时作为中国敌人的美国占领军，使中日两国之间不可能有正常的邦交.这意味着直接的外交渠道并不畅通，书法交流也只能通过民间渠道来进行。官方的不干预使书法家们对交流展览仍然可以拥有主动权，再加上中国政府的热情支持与鼓励，建国以后的中日书法交流展览几乎成为两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都十分重视的工作。
    1957年，中国书法展览首次在日本东京展出，揭开了20世纪中叶中日书法交流的帷幕。由日本书道文化联合会、每日新闻社、日本书道联盟、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四个团体主办的这次展览，显示出日本文化交流、新闻报刊与书法范围的最高级诚意。11月5日，展览在东京高岛屋开幕。共展出沈尹默、齐白石、董必武、张伯驹等人的书作共55件，日本著名书家丰道春海、中村春堂、金子鸥亭、香川峰云以及中岛健藏等人士出席了开幕式。
    作为回展，1958年2月28日，“日本书道展”在北京北海公园开幕，丰道春海、么津云仙、青山杉雨、松井如流等展出了作品共59件。展览由中国人民对夕咳好协会和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主办。研究社主席陈云浩主持了开幕式。“日本书道展”除在北京展览外，还曾到济南、苏州、上海等地巡回展览，表明第一次日本书法展在中国的影响是全国性的。
    以后的书法交流展几乎都采取这种一来一往的对等形式。在短短的九年间，对流的展览竟进行了四轮共八个展次的数量，我们分别列表如下:
 
1960  对外友协与中国书法研究社主办“日本书道展”，明2日在北京景山公
园开幕展出64件作品，后在上海、青岛、济南巡展。    
1960  日本书道文化联合会、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每日新闻社主办“现代中国
书法展览”，9月6日在东京日本桥白木屋画廊开幕，展出64件作品。    
1962  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和中国书法研究社主办“日本书道展”，5月2日
在北京北海公园开幕，作品65件。    
1962  “中国现代书法展览”在日本京都展览，作品共74件。    
1964  “丰道春海书道展”共80余件作品，明20在北京展览馆开幕，随后到
广州、上海巡展。    
1966  “中国现代书法展览”在日本东京开幕。书法作品100件篆刻26件。展
览还赴大阪、北九州巡展。  
    综观这八次展览，有几个明显的特征值得我们思考:首先，所有展览，中国与日本双方出面主持的都有所谓的泛文化交流团体。如中方的“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日方的“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这表明双方的书法展都包含着一种外交—至少是文化外交的立场，而不简单是纯书法艺术之间的切磋。站在书法立场上审视，则它又不奋说是书法受到外交(或准外交)需要的积极推动与扶植。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中国大陆书坛沉寂得令人生厌，因此这种借助干艺术外部的推动扶植就显得尤其可贵，它为书法家打开了‘一条通道—也许是靠书法家个人微薄之力很难打开的通道。     与日本的书法展览交流（2）  
    其次，在双方的交流展览中，中方的主办团体都少不了北京的“中国书法研究社”。我们在此中看到了首都作为文化中心的意义。相对而言，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的工作广度与宣传书法的普遍程度要远逊于上海的“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而北京的负责人陈云浩只是一个老进士，在文化声望上远逊于沈尹默。但占地利之便，北京的“中国书法研究社”就有可能作为整个中国书法界的代表，出面主持中日书法交流展览的重要工作，并与政府机构“中国人民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并列领衔。而同属大都市的上海书法界就缺少这种优势。这使我们对北京这个书法社团必须施以特殊的关注—它不只代表北京这个地域，它在某种意义上说已经成为中国书法的象征。
    再次，由于北京的首都位置，中国书法研究社以一地的社团身份，就有可能向全国各地书家征集法书展品。上海、浙江、江苏以及其他省市的书法社团或文物博物单位都曾为上述展览组织过展品—而且送京的展品还要再经过遴选，遴选者当然又是非“中国书法研究社”的书家们莫属。于是，他们在当时几乎代行了现时“中国书法家协会”的职能。连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江苏“书法印章研究会”以及浙江、广东等地的书法社团选送的书法作品，怕也还得经过陈云浩、郑诵先的再审视。当然，便利方面也有不y0如当时一些著名文人书家郭沫若、何香凝、齐燕铭、陈叔通、溥雪斋、惠孝同、丰子恺、沈尹默、王个a、张宗祥、马一浮、潘天寿、沙孟海、容庚、启功、陈云浩、赵朴初等，当然还有些名流如梅兰芳、老舍，济济一堂，可谓大观。可以想象，如果是一个地方性的书法社团，是集不到如此庞大的书法展品的。
    与日本的书法交流，已成为建国以后书法界的一大成绩。事实上，除了这往来的八次展览之外，中国书法界并没有举办过什么全国性的书法作品展览。各省的书法研究会和文博单位，大都是以一地为范围来开展书法活动的(这样当然有不少便利)。因此，借助于对日交流的四次中国现代书法篆刻展览，实际上也兼有全国书展的功能。在展览中陈列的作品应该可以代表中国书法的最高水准，而这几十位作者，当然也就是中国书坛的名家。有趣的是，从第一次即1957年对日展览的55件作品，到第四次展览的书法100件作品篆刻26件作品，证明九年之间，通过这种对外交流展览的方式，中国书法界的作者队伍扩大了近一倍。故尔，我们理所当然认为，中日书法交流展览的定期举行，对中国书坛的聚集名家、培养新人、扩大队伍、促进提高有着直接的重要作用，它基本上代表了当时书坛最高层次的活动水平。
    1963年，中国向日本派出了第一个中国书法家代表团。陶白任团长，潘天寿、王个箱任副团长，成员中有顾廷龙等著名人士。全体团员在北京集中，取道广州、香港抵达东京，在东京受到邀请主人日本书道文化联合会、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日本书道联盟诸团体与书法家的热情欢迎。11月27日在东京与日本书道界权威丰道春海、西川宁、手岛右卿、青山杉雨、赤羽云庭、饭岛春敬、香川峰云、金子鸥亭、殿村兰田、松丸东鱼、山本正一等相聚。代表团还拜访了丰道春海、西川宁的府邸，参观藏品、交流书艺。适值吴昌硕诞辰纪念日.由日本书法家松丸东鱼提议，在大寺庙中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仪式，王个9以吴昌硕弟子的身份作了即席发言，寂得了日本书法家的热烈欢迎。以后代表团又访问大阪，并与日本女书法家进行了交谈，潘夭寿等也作了发言。
    代表团在日本一阅月，直到12月24日才返国。在日本期间，巡回访问了东京、大阪、奈良、京都、名古屋、镰仓等地，还与日本知名人士中岛健藏、宫川寅雄等有过交谈，对日本书法的分布、实力以及大致发展倾向有了较感性的了解。应该说，这样的了解对于中国书法界而言既是生疏的，又是弥足珍贵的。走向世界、了解中国以外各种书法创作模式的情况，本是中国书法家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很可惜，随后的动乱把这种可能性彻底摧毁了。建国二十余年，正规的中国书法家代表团访日仅此一次，因此它的历史意义不可低估。
    书法社团在各大城市的成立，书法教育在浙江美术学院的崛起，对日书法交流展览的以北京为基点;还有中国书法代表团的首次出访，再加上前曾列举的沈尹默在《光明日报》等各大报连续发表书法方面的文章与大声呼吁;北京与上海等处雨后春笋般的书法学习班、还有周恩来与陈毅等政府首脑的支持，所有这一切交织在一起，织成建国以后书法发展繁华兴盛的主旋律。虽然，许多书家在政治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并对书家的创作心态投下了可怕的阴影(典型的如邓散木与白蕉)，但仍然没有能抵消本期书法所取得的辉煌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