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意型与随愈型

着意型与随愈型
    无论是在书体演变期或个性风格翻新期，书法风格的表现形态都具有着意而为或随意而作的两大类型。这也是一对大的风格范畴，它是各种风格的概括和归属。一件书法作品，是着意型的还是随意型的，这是由书家在作书时所具有的两种精神状态和观念形态所决定的。
    在书体演变期，着意型的风格往往是在其实用的社会功用目的所造成的某种格式的制约下产生的，即庄重的场合、庄重的用途对书家提出了庄重恭谨的作书要求。而这一要求又促使了日益追求端庄工整的书法审美观念的形成。大量的刻铸铭文所表现出的日趋工整的风格，就是在这样的用途要求之下形成的，如西周金文，从早期的仿效手写体形态逐步脱出，中期出现线条匀称、结体和章法端整的作品，而至春秋战国时的《石鼓文》，再至秦小篆刻石，形成工整端严的极端风格，即为一典型例子。此外，在刻铸铭文系统中，也有少数草率急就的随意之作，如《秦诏版》等，就属于随意型的风格。
    在手写体墨迹遗存中，因日常一般的应用目的而产生的书迹则占大多数。这一类书迹草率急就，不计工拙，从其实用意义上来说，只求能识能懂，起到记录语言、传达信息的作用即可，但在无意间却造成了有意追求而不可得的天趣妙境。我们今天从艺术欣赏的角度去看，它有着独特的、重大的艺术审美价值。如春秋末期的《侯马盟书》、汉代大量的边唾战事中的急就文书和账簿，还有医药简等等，均为此类。在手写体墨迹中，也有为庄重用途而作的书迹，如西汉《定县竹简》所书的《论语》等八种古文献，还有东吴时的
  《太上玄元道德经》、两晋至南北朝的大量的佛经抄本，即所谓“写经体”，一般均表现为庄重端严的风格(东晋南北朝虽已进入士大夫文人个性书风翻新期，但此时的大量写经均出于经生、僧侣和佛教信徒之手，并无追求艺术表现的明确意识)。
    在书体演变期中，着意型与随意型的风格表现，一般由实用的社会功用的观念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作者主动积极的审美追求必须服从于这一实用目的和由这一社会功用目的所生成的社会流行的某种审美理想。而在随意型的大量书迹中，我们才充分感受到先人们的艺术天性灵感的自由喷发，因为这是一大片自由天地，不受任何特定用途的特定审美观念的制约。
    在士大夫文人个性书风翻新期，书法风格的变化以士大夫文人书家的自觉追求为主旋律。各种书体体式定型、法度完备，在各书体的基本形式法则的制约下，书家们竞相发挥各自的艺术天才和丰富的艺术想象力，通过钻研前人书法，锤炼功底，融会贯通，发之以性情，力求创新风。所谓“画乃吾自画，书乃吾自书”(东晋王庆语，见《历代名画记》)，“适我无非新”(王羲之《兰亭诗》句)，“非恨臣无二王法，亦恨二王无臣法”(张融语，见《南史》卷三十二《张融传》)等，其崇扬个性、求新尚变的主体意识十分强烈。  故在这一时期，无论是在刻铸铭文的书迹中，还是在手写体墨迹中，无论是为特定用途恭谨而书的作品中，还是在随意所为、任情Is性的书迹中，我们都能在一定程度上感受到书家的个性审美意识的作用，这一点在唐以后的书法创作中更是日益鲜明而强烈地彰显出来。
    我认为着意型与随意型的书法风格均存在两种情况。如着意型的风格有:①天才书家的严谨之作，法度无懈可击;②艺术灵性不足者的刻意求工之作，有勉强生硬之感。随意型的风格则有:①功力深厚书家的随意真率之作，随心所欲而不逾矩，是必然与天然的妙合;②功力不足者的随意之作，虽有奇趣、天趣，但往往在表现技法上存在明显缺陷，以至影响到其书美价值。         着意型与随愈型（2）    
    颜真卿的真书与行书作品，可谓功力深厚书家的着意型书法与随意型书法的典型。其真书碑铭中，我以为以《颜勤礼碑》为法度最严谨规范且又表现出强烈个性风格的着意型代表作，而其《祭侄文稿》、《争座位帖》则是无创作意念的作用而不失法度、真意天然的随意型代表作。而着意型风格的第二种情况，如蔡襄所书《昼锦堂记》.史有“百钠碑”之称，随意型风格的第二种情况，在北朝名迹中有较多的表现，唐朝李白的《上阳台帖》也有这种现象。
    着意型的书法创作，其风格意趣是表现性的。这一类型不独体现在庄重用途的碑铭和文书中，即在纯赏玩性的书法艺术形式中，作者如以着意求佳、求法的创作心态进行创作，即使作行、草书，所得也往往是法度严谨而情趣不足，最典型的如赵孟颊，一味幕拟晋唐大家法式，尤其是王羲之模式，即陷人这样的困境。所以，着意型的书法创作往往理性意味浓，具有安排摆布之迹。其佳者虽可达到在法度上无懈可击的高度，但终未能归于自然，缺乏艺术天性流露的妙趣。
    随意型的书法创作，其风格意趣是显露性的。由于作者不持有着意求佳的作书心态，故其书天机流露、真情洋溢、妙趣横生，笔墨发挥亦痛快爽畅，一无拘碍。这在平日的尺犊、诗文草稿中表现得最为真切。这是由于这些用途的书写，其心意集中于文字内容所表达的事物及其情状等，于书法并不经心。而在有意表现书法艺术趣味的创作活动中，古代有些书家为使自己的创作兴致从着意求佳的心理状态中摆脱出来，而造成无意于佳的创作心态，以使天性真情的潜在意识与精神发挥于笔墨之中，他们有的借酒发兴，如张旭、怀素;也有的陶醉于山川妙境之中，得某种灵感激发作书意兴，如黄庭坚。他们以高度自觉的艺术创作和情境追求意识，去谋求达到高度不自觉的任性挥洒、兴尽而止，创作出在清醒的精神状态下欲求而不能得的奇妙艺术真趣，这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认为，真实意义上的着意型书法风格意趣和真实意义上的随意型书法风格意趣并不难得，难就难在以强烈的艺术表现欲去创作出看似无意求佳却又不失法度，发自意中而得自意外，本经理性揣度却洋溢着天性真趣的作品。这是天才的书法艺术大师有别于一般书家的关键所在。达到这样的高度，既需要坚实、深厚、广博的书法功底和学识修养，更不可缺乏超群的天性与才情，所以我认为这样的书家是最富有艺术灵性的，是具有最佳的艺术素质的。
    纵观中国书法风格史，前述金石气与书卷气、着意型与随意型的风格变化和书美意趣，在每个时代的刻铸铭文和手书墨迹中都有所表现，而士大夫文人书家的自觉追求，因各自审美观念的不同、个性气质的不同而崇尚不同的书美意趣和风格类型，或金石气，或书卷气，或二气交融。或属着意型，或属随意型，或二者兼善等等。无论哪位书家的作品都可归人这两对范畴、四个类型之中，可见它们是涵盖所有个体风格的大的风格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