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俊杰：时代在呼唤—读张海《时代呼唤中国书法经典大家》一得

  时代在呼唤   —读张海《时代呼唤中国书法经典大家》一得   周俊杰   一       张海先生最近在《光明日报》所发《时代呼唤中国书法经典大家》(以下简称《呼唤))一文，以对时代和书法艺术的极大热情和激情，提出了当代书坛与经典和大家之间相关联的命题，并对之作了充分论证，读之令人振奋，且发人深思。《呼唤》道出了许多人曾感触过、思考过但未能予以深人探讨、系统研究的一个当代书坛至关重要的问题。
    全面、深刻地解读《呼唤》一文，还有待时日，这里仅就“时代”与经典及大家的关系问题谈一点个人的浅见。
    (呼唤》的第一个标题即为(新时代的课题》。由“时代”这一角度切人，乃这一命题的关键。研究时代，即主要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分析、论证。我在《书学要义》一书中曾写过这么一段话:
    当人们早已厌倦了从社会学和政治角度去评论艺术时，我们从20世纪下半叶中国书法的兴衰发展史中深深感到，如果避开了社会学的研究方式，脱离整个时代大背景，单纯地从书法本体上去作探讨，那么可以说几乎无法人手。艺术社会学是整个文艺理论中不可或缺的研究方法，艺术永远不可能脱离时代，无论其兴衰，除本体因素外，均是社会政治的、经济的、人文的等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
    什么样的时代才能提供产生书法(包括其他艺术)经典作品及书法大家的条件呢?这里不好给一个统一的、全面的定义和标准，因为艺术门类的不同，所需外部条件也不尽一致。如常说的“愤怒出诗人”，很多情况下，社会的动乱、战争、作者苦难的经历等倒往往成就伟大的作家，从而创作出划时代的经典之作。这在中外文学史上并不乏先例，且几乎成了一条定律。而书法、绘画等艺术门类颇有些“贵族气”，一个书法艺术的高峰时代，大抵处于盛世经济发达时期。但仅经济的腾飞还不足以使书法艺术出现高峰、产生经典作品和大家，更重要的条件是其时代民族精神的高扬，人文、人本精神在上层及民众中的渗透和共识，艺术观念的开放，艺术创作的自由氛围，上层人士对书法的重视，整个社会普遍对书法的浓厚兴趣并由此形成全民性的普及等等，这一切均是一个时代书法出现高峰、产生经典作品出现大家的必要条件。它们属于社会学的范畴。当然，除此之外书法本体的特征、发展规律、变革的条件及具体技艺上的种种因素也在起着重要作用，这些在《呼唤》一文中均有精深的论述。可以说，一门艺术的变革并出现高峰，是艺术本体借助于社会诸因素从而彰显自己的结果。     书法培训     周俊杰：时代在呼唤—读张海《时代呼唤中国书法经典大家》一得（二）       二       中外艺术史及中国书法史的进程和无数事例，从正反两面向我们展示了其时代社会因素对书法及其他艺术发展所给予的影响，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古希腊的雕塑，曾被马克思赞誉为人类儿童期所创造的高不可企及的艺术。为什么?因为“希腊人的思想经过长期的积累，它的创造力达到了惊人的高度”，其时代政治上的相对开明，使雅典获得自由和无所畏俱，“这种环境在任何年代都会使人们致力于创造优良、美丽的作品，因为他们是安全的，他们是自由的，他们有自豪感……”
    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雅典帕特农神庙及菲迪亚斯、米隆、玻力克特等人至今留存的雕塑，均是其时代社会政治力量、人们“自豪的”精神面貌和“自由的”心态等多种因素综合后所产生艺术创造力的见证。
    意大利公元I世纪昌盛的庞贝城中，那些表现运动员、青年男女结实、英俊、活泼的雕塑和绘画，在本质上是希腊的，其建筑、肖像和雕像达到了罗马帝国的顶峰。而公元1一6世纪，社会重视太监、僧侣，禁欲主义开始传布，“拜占庭帝国的无聊饶舌家，代替了英勇的希腊运动员和顽强的罗马战士……艺术不再有个人的思想，个人的情感，不过是一架印版式的机器。教士们自称绝不创新……”所以，“到五世纪末，艺术表现的人只有坐与立两种姿势……画上手脚僵硬，仿佛是断裂的;衣褶像木头的裂痕，人物像傀儡，一双眼睛占满整个的脸。艺术到了这个田地，真是病人膏育，行将就木了”。
    14一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主要是复兴古希腊罗马的文化艺术，除生动的人物造型外，其实质是以“文艺复兴”为口号，以“人文主义”为旗帜，以文学艺术为先锋，冲击封建的中世纪堡垒，使历史的车轮从凝滞千余年的中世纪泥潭中拔出来，使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得到根本的改变。它是西方也是人类历史上一场伟大的政治、经济、文化运动，其结果导致了资本主义的繁荣、人文主义的胜利和中世纪宗教禁欲主义的衰落。这是一场有着重要意义的思想解放运动。当然，罗马教皇、美第奇家族借助艺术而巩固自己的地位、树立威望以及商人们在创造财富的同时尽量追求精神享受也是其文艺得以复兴的重要原因，他们以其权力、财富培养、支持艺术，从而在这一时期产生了世界美术史上的经典之作及彪炳千秋的艺术大师。
    中国古代文化系统确立于秦汉，成熟于隋唐，人们常用“汉唐气象”概括两个不同时代。他们的共同之处是“开阔的视野、昂扬的气势，鲜明的色彩、刚健的力度”，汉唐国力强盛，经济发达，人民充满自信，对外来文化采取“拿来主义”并融而化之。而统治者均重视书法，采取许多措施，推重名家，赏识经典，鼓励创新。“汉代作为中国文化的定型期，所形成的社会制度、文化艺术精神，奠定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一直影响并支配着中国前后两千多年文化的发展方向和格局”。汉代完成了“隶变”和篆、隶、楷、草、行五体书，创造出了数以百计的隶、楷、草为代表的经典作品，孕育出了许慎、蔡ig.、刘德升、张芝、钟慈等堪称大师的书坛重镇级人物，使汉成为中国书法史上一个高峰期。
    唐朝继汉后为中国历史上又一强大帝国，其国力之强盛，经济之发达，“在中国的封建时代是空前的，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仅有的。在这个基础上，承袭六朝并突破六朝的唐文化，博大清新、辉煌璀璨，蔚成中国封建文化的高峰，也是当时世界文化中的高峰。”李世民以其帝王之尊，大力倡导书法，并亲自撰文推崇王羲之，使其享有“书圣”地位，并由此开启了前后一千余年帖学孩一脉系。唐代在楷、行、草体上所达到的高度，使其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立法时代。整个唐代，向历史贡献出了无可计数的经典作品，推出了“唐初三杰”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及盛、中唐时期的张旭、颜真卿、柳公权、怀素、孙过庭等大师级书坛大家。
    介于汉唐之间的魏晋南北朝的四百年间，是一个战争频仍、天下大乱的时代，但此时不仅创作出震撼后世的诗赋，出现了划时代的文论、书论，且书法上出现了以王羲之为代表的优秀书家群体，这个群体，成为中国书法史上一个主流派并影响后世至今。乱世出大家，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但我们不要忘记，艺术出现高潮或者说高峰，经济是重要的，而人的精神更是关键因素。谈魏晋时期的书法，不能不谈魏晋玄学。作为这一时期的社会理性思潮，玄学是这个时代的灵魂，它具有思想解放的性质，它以理性思辨的姿态明确地导引了其时审美文化的历史转换。作为这一时期门阀士族主体的哲学，它对两汉独尊的官方文化有着强烈的反叛精神，这是一种人格本体论的美学，它在游戏化的情境中谈玄悟理，在自然无为淡然无欲的本体境界里，不与现实发生冲突，从而产生和谐、快乐的心境和营造出和谐无矛盾的环境。“旷达之士，目击衰乱，不甘隐避，则托为致逸”。“而何晏、王弼等，遂开清谈之风”。当时的文人士大夫，皆“在一种日常生存状态中达到自我‘超越’的人生境界”。而王羲之们的作品正是在这一大的环境中，在魏晋萧散、淡然的风度影响下，创造出了遒媚劲健、潇洒流畅的中国书法史上行草书的颠峰之作。李世民在《晋书·王羲之传》中赞道:“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隶，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
    宋代在中国历史上不能算最强盛，甚至不少论著中用了“积贫积弱”来形容300年间的两宋状况。但这个时期书法仍然出现了以苏东坡、黄庭坚、米带为代表的“尚意”派诸大家，这是因为，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文人最惬意的时期。宋太祖赵匡撒说:“宰相须用读书人”，并立下誓言，不杀士大夫，不因言罪人，子孙有违此盟誓者，天必拯之。。这确实是中国数千年来其他任何朝代极为罕见的文化环境。加上皇帝对书法的爱好，以皇权之尊，大力推之，如宋太宗置御书院，广泛招募善书者，并命编刻影响后世至深的《淳化阁帖》;宋徽宗则以其瘦金体和草书的书法实践，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崇高地位，故宋代的书画，在世界美术史三大高峰期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国家的重视及宽松、自由的创作环境是宋代达到这一高度的根本原因。
    清代康、雍、乾可谓之盛世，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社会经济长足进展，但文化上的高压，文字狱的残酷，使文人士大夫的精神始终处于惶恐之中，人们只能在古典文化中寻求精神的家园。《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的完成是其时盛大文化事业的典型，但也是a除各种各样反封建异端、推行文化专制的重要手段。如四库馆臣宣称，《四库全书》的辑录要则是:“离经畔道，颠倒是非者，拾极必严;怀诈挟私，荧惑视听者，屏斥必力”。所有具有反叛精神的著作被扫荡一空，明末清初涌动的人文思潮也只能潜在地流动。人们精神的被钳制，表现在书法上，那种强
烈张扬个性、抒发性情的草书尤其是狂草在整个清代付之娜如。作为中国文化核心的书法，本体的巨大魅力及变革规律，将人们逼到山林、庙堂中，去寻找已被书史忽略的三代、两汉及南北朝的篆隶、魏碑诸体，借复兴古代碑刻中的形质及内在精神以填补惶恐的、几乎已枯竭的心灵。清代碑学复兴的成就是巨大的，它开启了一个新的碑学时代，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可谓之又一个高峰，但这是书法本体的胜利，并且，取得如此成就的代价也是巨大而沉重的。以牺牲人的独立自由精神而获得的成就，既应从积极的方面予以总结，也必须从中找出教训。那是一个对文人士大夫、对书法家以及对全体国民如梦魔般的时代，污浊血腥，风雨如晦，这样的时代不会长久，其消亡的命运是必然的。
    民国前一二十年并不平静，军阀混战，政权更迭，天下仍在大乱。但这是一个蜕变与新生的时代。人们在追求科学与民主，在推进新文化运动，“经过黑暗政治的煎熬，先进的中国人终于接触到问题的核心—文化的觉醒、思想的启蒙，这才是民族振兴的关键工程之所在’，。也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思想解放的时代。这一时期，不仅涌现出了至今我们仍无法超越的学者、作家、艺术家，表现在书法上，一些在清代出生者，均在这一阶段艺术上达其高峰，蒲华、吴昌硕、沈曾植、康有为、李瑞清、王世搅、于右任等为其代表。当然，兹后的民族战争、国内战争等因素，未能将这一发展势头继续下去，对于书法来说，终是时代的遗憾。     周俊杰：时代在呼唤—读张海《时代呼唤中国书法经典大家》一得（三）
三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80年的30余年间，中国经历了凯歌行进期、曲折发展的岁月期及大动乱、拨乱反正的几个时期。革命胜利后的喜悦，全国热火朝天的大建设没几年，便进人到不断的政治运动，“大跃进”及“文化大革命”等漫长的阶段。文艺上受苏俄“左”的思想的干扰，“为政治服务”口号的提出，使文艺创作成为其时政治的解说图，而书法在这漫长的时期几乎消失，这30年间，可谓之中国书法史上的低谷期。
    中国文联几个协会早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的六七月份已成立，如作协、美协、剧协等，而书法家协会则在此后的1981年方迟迟成立。为什么?按照其时从苏联搬来的文艺理论，文学艺术要像镜子一样反映社会生活;应具阶级性、典型性，要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其形式、内容、主题、题材、思想、情节、结构等都应通过“现象”反映带有阶级性的生活“本质”，都应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不难从20世纪50到80年代所出版的《文学概论》、《艺术概论》、《文学理论学习参考资料》、经典论著的选本以及大量有关文艺的著作、论文中找到这些内容。文学、电影、戏剧甚至美术都能做到这一切，而中国最古老的传统艺术书法不具备以上功能，不能直接为政治、为阶级斗争服务。另外，50年代初全国已进行文字改革，目的是以拉丁拼音字母逐渐代替汉文字，加之毛笔已退出实用，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在其时蔓延，中国传统文化在教育中被边沿化，那么书法在数十年中不被重视从而走人低谷也就是必然的结果了。
    而其时代是否存在书法上具有才华的人物，答案是肯定的。是时代大的背景没有给他们提供脱颖而出的机遇。尽管社会上有着一些具有传统书法工力的老一代书家，有着不少对书法钟情的青少年作者，但时代缺乏书法大的氛围，他们只能作为潜人才而进行默默的练习。更为重要的是，其时代将书法与写字等同起来，没有从史学、美学及大文化的角度对这一深含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形式给予理论上的论证。当时所出的辞典上“书法”条的解释就是“用毛笔书写汉字”，在如此单薄的理论上是建不起书法大厦的。
    很让人感兴味的是，在那场“令人眼花缭乱，使人惊愕、优虑、振奋、恐惧、疯狂”的“革文化命”的动乱中，书法却悄悄地复苏、发展起来，这是中国书法史和文化史上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现象。其因有三:一、全民都拿起毛笔写大字报，以书法掌握世界的准艺术过程倾倒许多人;二、绝大多数人在疯狂的年代心灵是空虚的，一项最简单的艺术实践:一枝毛笔，一瓶墨汁，用不完的廉价纸张，悄悄地找来的一本字帖，可以安抚无所着落的灵魂;三、毛泽东自书诗词的书法作品铺天盖地的复制、印刷，给全民带来了一次高层次的书法大普及。在其时，整个中国人的书法欣赏水平突然间被提高了许多，也引导了更多人将业余爱好转向了书法。毛书，无疑在其时如荒摸般的文化沙滩上给人们精神上些许安慰，并且，毛泽东的书法实践及1965年关于“兰亭论辩”的批示，在兹后的年月中为书法的复兴起到了不可代替的作用。至20世纪70年代前中期，全国即有书法展览活动，那是书法爱好者们借助书写毛诗词而无人敢于反对的情况下而公开举办的。书法艺术与政治联姻，巧妙地借助其政治背景而开始复苏，这个口一打开，便以不可遏制之势在全国蔓延开来。1980年“全国第一届书法篆刻展览”的举办，将这一“势”推向高潮。而作品正如张海在文中所说，“此时书法刚进人复兴期，书法创作仍处于低谷，书法群体人数很少，但对推动书法艺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时书法整体水平当在民国时期之下，经典作品与书法大家的话题则无从谈起。   周俊杰：时代在呼唤—读张海《时代呼唤中国书法经典大家》一得（四）   四       1978年始，中国又进人了一个思想解放时期:人们开始对过去几十年尤其近十年出现的种种问题进行反思;行动上拨乱反正;文艺政策有了根本性的变化;直到近十几年，中国开始了一场伟大的民族复兴运动，国力急逮增强，文艺事业迅速发展，书法艺术在这一伟大时代中迎来了自己的春天。从30年前的躁动到热潮，之后的热潮到高潮，再到今天的成熟期，中国书法进行了一场超越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复兴运动，为进人一个新的高峰期打下了良好的坚实基础。
    30年中有一些事情是需要回顾和评论的，因为这是时代风云中关乎书法命运的大事或大问题。
    1977年上海《书法》杂志创刊，如平地一声雷，震撼了全国书法界。聪明的、有眼光的上海人将全国书法界的心和目光凝聚到这份弥足珍贵的刊物上。使人感到，当时的上海以书法为突破口，在重振海派文化雄风。而实际上，从某种角度看，这份刊物已经是在引领着当时全国书法界的走向。中国书法复兴走到今天，她所起到的作用是无法估量的。
    1981年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在中国书法史上，除1943年当时的陪都重庆成立了全国性的书法学术组织“中国书学会”外(此组织仅存在两年，抗战胜利后即自动解散)，中国书协是第一个从组织、业务上统筹、联络全国书法界的权威性机构。她不仅使全国的书法家有了自己的家，更重要的是，她是以国家为后盾，给书法艺术的发展以强力的支持。而国家的重视正是任何时代任何艺术门类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动力。在成立大会上，周扬代表官方发表了祝词，提到书法是中国一门高级的传统艺术，这一论定，改变了30年来上层对书法的偏见，从而使之成为由国家所直接支持的艺术门类。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近30年来中国书法的发展表明，中外艺术史上，还没有哪个国家、哪个时代以全国性组织的名义，像当代中国书坛一样，能够调动起如此多的书家、学者、教育家、出版家、艺术活动家、收藏家、经纪人、各级领导以及广大的书法爱好者投人到书法事业所有的活动中来，且使参与的人们的情绪达到远比赵壹所描述汉代人习草书时更为高昂的境地。近30年以中国书协为主以及其他书法团体、专业报刊、艺术院校、出版单位等所主办的大量展览、学术等活动，将书法推向了艺术创造的新的高度，并将当代书坛的艺术思想引向了超越历史的更深的层次之中。
    30年来，中国书坛曾有过几次大的论战或者说论辩和讨论，而其中最重要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关于书法美学的论战。其内容主要涉及书法艺术的性质、审美的哲学理解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可能性走向;基本辩明了“人”与“心”、“唯心”与“唯物”在艺术上的辩证关系。论战的结果是，那些以源于苏俄、貌似“唯物”而实则远离中国传统艺术的教条理论在书坛再无立足之地，还原了作为中国文化核心的中国书法应有的面目和地位。作为理论先导，论辩为当代书法创作的正确走向提供了理论基础，并由此开辟了一条广阔的艺术道路。现在回头再反思那次论战，对当代书坛所产生的意义和重要性，无论怎样评价、给予多高的位置都不为过。
    1978年后，在思想战线上曾进行过几次反复的斗争。作为在社会的精神领域中生存的人，在政治层面、民族精神、社会面貌、自我生存等问题上都要求人的主体精神的觉醒，尤其文艺家更必须强调这一点。邓小平在全国第四届文代会上的《祝词》中向全社会承诺:“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并提到艺术家的创造，由艺术家自己决定，从而开辟了艺术家自由创作的极大空间。《祝词》提升了人的自我觉醒的境界，扩展了文艺创作的自由氛围。党的十七大上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它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气而‘。以人为本”的艺术则是自觉的艺术，要自觉地对历史、现在和未来负责。近30年的书法事业正是在这一大的背景中走过来的。可以说，当代中国书法界处于最为自由的氛围之中。书家写什么，怎么写，都由书家自己来决定，没有人划框框、定调子、扣帽子、打棍子，或限制些什么，有的只是处于学术层面的争鸣。当代中国书坛已形成了一个开放的、和谐的、竞争的社会环境，人们在自由竞争中可充分展示自己的才华，充分地表现着自己的个性、情趣和审美追求。当代书坛，大约有以下几种艺术倾向:沉于纯传统，追求新古典，在西方的艺术观念中改造传统书法，这些均属于正常艺术理念。而这一切，在30年前是不可想像的。从20世纪50到70年代，为了一个观点，一种倾向，甚至一句话，艺术家可能在瞬间被置为另类。走过来的人都看到过或经历过，所以人们倍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如此自由的创作环境。而某种艺术要达到历史上的高峰，创作出堪与古人经典相媲美的作品，并由此逐渐产生为社会所认可的大家，充分高扬主体精神，以人为本，和谐而自由的创作环境是最为重要的社会条件。
    近十多年，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国力强盛，国际地位提高，一个新的民族复兴的伟大时代已经到来。这时期人民的心情豪迈，心扉敞开，一如盛世汉唐。在对待传统文化上，“五四”以来那种全面否定传统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潮被全面地继承中华优秀文化的盛举所取代;面对西方和世界文化，人们再也不视若洪水猛兽，而是以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对外来文化以批判的态度进行研究，取精用宏，然后融而化之，最后变成我们自己的民族的语言。这是一个充满自信力的大国所应具有的心态和所必须采取的措施。我们当代的书法界也具有这种放眼四海、容纳中外的恢宏心胸和气度。
    我们这个时代的书法家也是幸运的，首先，人们从先人那里所能看到的书法传统比历代书家看到的都要多，所能继承的优秀遗产包括作品和艺术思想也最为丰富。研究传统、继承传统是书法艺术的起点和最重要的基础，我们这个时代的书法家将会、也应当具有超越先贤的书法底蕴和传统文化厚度。另外，我们对世界艺术及大文化的了解也远比前人优越，面对五光十色的西方文化，我们可从容地从中汲取为我们所用的东西。我们站得高，起点也高，我们的书家没有理由面对中西先贤和传统而菲薄自己。改革开放的中国，使中国的书法家以充满自豪感的心态面对中外大文化，这是时代的赐予，更是民族兴旺发达的象征。
    这是一个在创造力和思维能力上至为卓越的时代，是一个千载难遇的书法又一次复兴的时代。时代赋予了我们如此好的机遇，其关键，就在于书家个人如何去积累知识、广泛融会、提高眼界、增强创造力。“新时代的书坛呼唤经典和大家，努力以经典和大家推动中国当代书法艺术大发展大繁荣，这是我们整个书法工作者的神圣职责。
    时代在呼唤。我们不应当与如此良好机遇、如此辉煌的时代失之交臂!
作者简介：       周俊杰，笔名鲁岩，斋号挥云斋。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河南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河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河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等。曾多次担任全国届展、中青展评委，历届全国书学讨论会评委和书法“兰亭奖”(理论)评委会副主任、“兰亭奖”(艺术创作)评委。
    书法作品自70年代以来人选多种国内外重要书展，为故宫、中国美术馆等中外多家博物馆、美术馆收藏。发表书法论文、文艺评论400余篇。出版《书法美探奥》、《书学要义》、《马来西亚书法行》、《书法复兴的寻绎》等著作和作品集近20种。曾获首届“中原书法大赛”一等奖、河南省人民政府颁发的首届“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首届及第五届“中国文艺评论奖”。曾应邀出访新加坡、日本、加拿大、法国、德国、瑞士、俄罗斯等20多个国家展览、讲学，进行一系列文化交流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