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工对墓志书法的“二度创作”与金石气

刻工对墓志书法的“二度创作”与金石气

    正如开头部分所说，在庞杂的“碑学”系统中，墓志是其中一个相对完整的子系统。如果说北碑书法的审美特征突出地表现在“大气、厚重、朴拙”三个方面的话，墓志书法当然也同样表现着这三方面的审美特征。先说“大气”。一般来说，墓志字体较小，大致属“中楷”或“小楷”类，说其“大”是指其字态的“大”，是小中见大之“大”。墓志书法方截峻峭、棱角夸张及结体的坦荡自然，无不体现着一种磊落大气，一种俊迈豪气。说其“厚重”，则是指脱胎于篆分的圆浑线条所特有的凝重质感，这是立体的厚重之态，是一种体现了穿透力量的金属美感。说其“朴拙”，一是指其结体的自然生拙，二是指历史沧桑的剥蚀漫德所造成的浑茫朴拙。由此看来，墓志书法的这三方面审美特征都与刻工的“二度创作”及时间老人的风雨蚀化直接相关。
    据史料记载，历代刻制墓志造像碑铭的刻工也有技艺高低、精粗之分，历史上固然有文人雅士藐视工匠艺人的俗尚，但若把这些刻工一律说成是不能识文断字的山野村夫也未免偏颇。北魏元氏政权迁都洛阳之前，在代北平城(今大同)开凿云冈石窟的过程中培养塑造了一大批精于雕刻的刻工，或家族承传，或师徒相授，其中大部分已有专业化和艺人的成分。迁都洛阳时，数万刻工也随迁到洛阳，从事龙门石窟的开凿和墓志碑铭的刻制。而皇族权臣的墓志出自他们中的优等刻工之手理应是很必然的。因此，今天我们看到许多墓志中的精品，刻制非常精美，说毫发毕现并非过誉。但无论如何，刻刀所再现于石面的线条点画与书写者的笔触墨迹总是不可能完全重合的。而且，再优秀的刻手在刻制过程中也难免掺进己意。至于粗劣刻手对书写笔迹的随意改变甚至错刻漏刻现象更是难免。所以，我们见到的墓志书法已是经过刻工的二度创作之后的“另一种”书法作品了。经过这种“二度创作，之后，线条点画之笔锋墨意已经是被“刀锋”所掩盖、修饰乃至重造之后的另一种意趣了。这就是，“点”往往作三角状，捺脚尖锐张扬，转折四角棱棱，雄奇角出，所有线条点画皆括利斩截，结体生拙朴实，自然生动。启功先生说“透过刀锋看笔锋”，是告诫学书者要力求透过石面斑驳的刻痕努力想象出书写者的书迹原貌，不为刻工的“臆造”所迷惑。但事实上，我们面对石面斑驳的刻痕不仅难以回复到墨迹原貌，而往往又产生一重新的“误读”，即“双重误读”。邱振中先生说得很明白:“任何一件书法作品经过刻制，即使结构与点画形状不爽毫发，它也由此而成为另一种作品。墨迹边廓的精微变化，是绝不可能在石刻中重现的”，况且不爽毫发“只是一种假设，实际上刻制永远是刻工对作品程度不等的‘误读’，而后世学习石刻书法者，则对刻工‘误读’的结果再次进行‘误读’，双重的‘误读’—特别是第二种‘误读’中，人们可能加人自己的感觉与想象，从而以前人的作品—有时并非杰作—为支点而创造出具有自己独特个性的作品”(荣宝斋《墓志书法精选》第四册)。
    在这种“双重误读”中，人们“读”出的最多、最突出的感觉便是“金石气”。远古的钟鼎彝器秦砖汉瓦以及残碑断褐摩崖墓志等，其书法文字或铸或刻，皆凝重古朴，浑厚峻迈，加之沧桑变幻，风雨剥蚀，这些金石文字又朦胧浑穆，扑朔迷离。由此而令观者充满无穷的遐想，幽远而神秘。这显然是由于书法文字物质载体的特殊性能所导致的人们对其美感意韵的审美追加，也就是人们透过历史时空以及风雨漫漶而“读”出来的审美感觉。正如帖派书家将被其奉为圭泉的二王书札中流溢的平淡儒雅、超逸俊爽、神采飞扬视为最高的理想模式，即“书卷气”之审美境界一样，这种碑铭文字所独具的“金石气”，亦可称为碑派书家所迷恋追求和向往的理想审美境界.
    概括地说，“金石气”的审美内涵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雄浑，二是古拙，三是虚穆。如果说，帖学的“书卷气”体现了一种技法高超娴熟、人工修饰的儒家美学风范;
那么碑学的“金石气”，则体现为一种天工造化、返璞归真、自然浑穆的老庄美学态度。或者换一个角度，前者是优雅、飘逸、秀润的阴柔之美，而后者则是返虚人浑、积健为雄的阳刚之美。应该说，两者都是优秀的传统文化与东方哲学精义的艺术体现，两者交相辉映，融合擅递，共同构筑起中国书法艺术审美的理想境界。然而，在碑学崛起之前，长期重帖轻碑导致重视帖学的‘.书卷气”，甚至唯“书卷气”的帖学一派独尊。这之中深层的原因就是具有“书卷气”的帖派书法所推奉的阴柔之美比之“金石气”所体现的阳刚之美更符合封建的道德伦理规范和审美价值判断。
    我们今天面对风格繁多且数以万计的墓志书法，从中感受和品读流溢其间的金石气韵，为之激动，为之倾倒的时候，是否感到了这种审美追求恰恰体现了与时代的进步、民族的复兴步调相一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