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20世纪书法述论

实际上，毛泽东与于右任在重庆时期就已有交往了。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谈判，专程登门拜访于右任。只不过当时二人的会面，多基于政治原因。但我们几乎可以断定，二人也有关于书法尤其标准草书的话题。国共谈判选择了重庆，两党书法家也由毛、于二人在重庆的交往开始切磋书艺。书法艺术在这里开始有了超越政治的意味。

　　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书家，如周恩来、董必武、朱德、陈毅等人，均以行、草书擅长。周恩来在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行书：“为江南死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悲愤之情完全表露在点画之间，与唐代颜真卿《祭侄文稿》一样，足以成为书家情感抒发的代表作。毛泽东为柳亚子书《沁园春·雪》也充分展示了他的艺术才华和书艺水平。

　　（2）书法理论：于右任·《书学》·沈子善

　　抗战时期重庆书法理论以于右任标准草书论、沈子善主编《书学》杂志为最著，书学著作有沈尹默《执笔五字法》、祝嘉《书学史》、刘延涛《草书概论》等。

　　于右任不仅对书法普及、书法创作贡献颇大，以书学研究而论，也有着他人不可比拟的成绩。

　　1941年12月1日，由于右任创办刘延涛主编的《草书月刊》，是为“标准草书”的推行而由上海草书月刊杂志社出版的专业杂志。在重庆的于右任实际是对此刊物进行指导。至1948年共出6期，为标准草书的研究、推广起到了重要作用。该刊创刊号刊登于右任《标准草书序》是于右任重要的理论文章，全文阐述何以要建立有代表性的符号体系，变草书之难识难写为“易识、易写、准确、美丽”，令草书学习“由苦而乐”。在于右任眼里，标准草书之推广，不只有书体丰富层面意义；“其结构之巧拙，使用之难易，关系于国家民族之前途者至大。”时至今日，反观“标准草书”运动，其作用仍然十分明显：1、书法社会化的构想，无疑是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手段；2、将草书标准化作为事业，无疑是于右任的重要贡献。

　　在于右任影响下，刘延涛一生从事于标准草书运动，1944年8月由重庆说文社出版了刘延涛的《草书概论》。与此相类的著作还有：1941年上海教育书店出版《书学史》、重庆教育书店1944年12月出版祝嘉的《书学格言》，重庆中华书局1944年9月出版黄若舟的《行草通论》，重庆文风书局1944年10月出版马衡的《我教你写字》，重庆教育书店1945年8月出版陈康的《书学概论》等。其中，《书学史》完成于重庆壁山，由吕凤子题字、于右任作序。该书可谓书法史研究之重要成果，虽然我们常为其内容芜杂感到遗憾，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书学史》进行了大量有益的书法史料整理工作。到了1962年，为《艺舟双楫》、《广艺舟双楫》作疏证时，祝先生仍保留此种风格。他的《书学格言》曾先后发表于《书学》杂志。

　　《书学》杂志是1943年4月由于右任、陈立夫、沈尹默、沈子善等人发起成立的中国书学会的专业刊物，由沈子善任主编。第一期也发表于右任《标准草书范本千字文序》以及胡小石、张宗祥、商衍鎏、商承祚诸人的论文。商承祚为重庆大学中文系教授，讲授《说文》及古文字，至今重庆还有商先生的学生。解放后的商先生虽然没有一心致力于书法，但他在进行古文字、古器物研究之余，从没有间断过书写。其父商衍鎏为清末最后一个探花，1942年从德国回国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书法也有儒者之风。张宗祥后来是西泠印社社长，胡小石后来为南京大学教授、金陵书法四老之一，与当时参与书法活动不无关系。宗白华先生《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刊于《书学》1944年第3期，这篇文章堪称本世纪艺术美学的经典文章。与中国书学会诸书家的交往，以及后来对中国书法问题的思考，促成了宗先生《中国书法里的美学思想》一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