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网络   点击数:   文章作者:曹建

  巴蜀大地,自古人文会萃,文风炽热,其中心多偏于成都,重庆文化发展较成都稍逊色。然本世纪30年代重庆一跃而为国民政府陪都之后,局面有所改观。抗战期间,重庆曾一度成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大量文人墨客聚集山城,众多书家画家也纷纷抵渝,或潜心著述教学和艺术创作,或以毛笔作为对日斗争武器、赚钱支持抗战。从这一时期重庆书法状况看,足可见出中国20世纪书法发展历程:于右任所倡导的碑帖交融与沈尹默所代表的帖学并行不悖,学者书家为书家主流,对民国前期上溯至清朝末年碑学为主的反叛为其主要物征,本文称之为后碑学时期。80年代之后,重庆书法又以其扎实的教学、繁荣的创作迎来了第二个辉煌期,与全国书法大势相同,书家倾向职业化,对个体情感的重视与对局部的深入成为其主要特征;由于许伯建、徐无闻的倡导,帖学得到了空前的重视。世纪末的重庆书法以频繁的展览、参与人数的众多,昭示着重庆书法新世纪的辉煌。

  本文之概念,以现在的行政区划为准。

  一 后碑学时期:前半世纪重庆书法

  所谓后碑学时期,是针对碑学时期而言的,它的主要特点是:1、晚于碑学时期,主要指民国初年至抗战时期书法;2、风格上,受碑学影响与从帖学开辟道路双向并存;3、书学理论由扬碑抑帖向碑帖并重转化。这在客居重庆的沈尹默、于右任、沈子善等人的作品中足可体现。

  (一)陈独秀·沈尹默·帖学

  以沈尹默为代表的帖学是后碑学时期的一面旗帜。由于帖学用笔易单调柔弱,结体易走向馆阁风格,从而制约了其发展的势头。陈独秀1907年对沈尹默书法“俗在骨”的评价预示了沈尹默及其所倡导的走帖学之路从一开始就坎坷不平。在重庆时期,陈独秀在给台静农(台为沈的学生)的信中说:“尹默字素来工力甚深,非眼前朋友所可及,然而字外无字,视三十年前无大异也。存世二王字,献之数种近真,羲之字多为米南宫临本,神韵犹在欧褚所临兰亭之下,即刻意学之,字品终在唐贤以下也。尊见以为如何?”此时的陈独秀依然认为沈尹默书法品味不高。同时,他认为,沈执著二王尤其是后人为依托之王羲之,是品味不高的重要原因。前几年书法界掀起对沈尹默先生的再批评,无疑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陈独秀对沈氏的书法是点到了要害的。也许沈尹默就始终认为,陈独秀的批评与北碑风格与他心目的书法之最高境界有距离。所以,沈先生在听了陈独秀批评之后,虽然决心“痛改前非、重新学起”,但他自己却只把魏碑当作“彻底洗刷干净以前行草所沾染上的俗气”的手段,在“腕下有力”之后,“再开始学习行草”,致力二王。虽然沈尹默先生之初衷是想以碑之雄强救帖之软弱,但从他30年之后的行书里头,很难找到碑的影子。作为后碑学时期的代表,沈尹默受到了碑学影响,但最终完全脱离了碑学,成为帖学的旗帜。如果从碑帖结合角度看,沈尹默是失败的。与同时的于佑任、赵熙,稍晚的沙孟海等人截然不同。而换一个角度,我们可以发现,重庆时期及其以后的沈先生纯粹主义攻帖学,将精力用在王字上面,创作与理论并举,又是他由碑向帖转变的时期。1939年临写《兰亭》、1943所著《执笔五字法》均可说明。向帖学的逐渐深入,是以对碑学的逐渐淡出为代价的。本世纪著名的“兰亭论辩”中,当时名满天下的帖学大师沈尹默对碑帖的认识,也由早年的兼容态度变得偏激,还有“何来鼠子敢跳梁?兰亭依旧俗姓王”的诗句为证。

  即便如此,在抗战及其以后的沈先生周围,一直有相当一部分在现代书法界享有声誉的书家。著名者如台静农,为台湾当代著名学者、书法家,其书雅洁自然,书卷气浓厚;潘伯鹰(1899-1966),著名帖学家,其书飘逸灵秀,活脱大方;许伯建(1913—1977),重庆解放以来少有的几位代表性书家之一,与潘伯鹰在抗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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