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20世纪书法述论

间订交，直到潘先生去世，书法受沈、潘二先生影响；徐无闻（1931—1993），60年代在上海得访谒沈先生，受其沾溉。沈对诸位先生的影响所及，直接可从当今上海、重庆、南京、台湾等地帖学的发展找到影子。可以这样说，沈先生作为本世纪帖学的代表人物，其贡献不仅泽及当时，且还惠及当今。正是因为有了重庆时期的沈尹默及其周围的朋友、学生们的努力，中国的帖学才会在碑学大盛之后有了一个复兴的局面。同时，我们还清楚地认识到，中国书法乃至任何艺术大师们的周围不仅有一些善学弟子，也有一些亦步亦趋徒学皮毛的“高足”。沈尹默所尽力发挥的中锋论，虽有偏颇，但足可成家。学习者如果全盘照搬其观点而不加思考吸收，则由于自身素质不及沈，完全有可能堕入庸俗化的泥潭，将陈独秀所批评的沈之俗气发挥到极至，最终丧失其艺术性。徐无闻先生晚年幅地充分认识到沈先生中锋论的局限性，所以曾反复讲王字侧锋问题。善学与否，是艺术能否得以发展之关键。赵之谦之后，康有为曾说：“今天下多言北碑，而尽为靡靡之音，则？叔之罪也。”把主要责任归因于赵，实际上应责问那些从形迹上追踪赵之谦的学习者，为何弃神取形？齐白石一生，篆刻喜学赵之谦，但何尝只取其形？齐白石单刀冲刻的大量运用，无疑是从赵之谦的“丁文蔚”印及仿凿印单刀法的“锡曾审定”等印中受到启发，其大疏大密的章法构成则来源于赵之谦白文印中的大胆留红，他的《牵牛不饮洗耳水》以画入印表现的则是赵之谦为亡妇造像的思路。但齐氏哪一方印又不是对这些规则的化用呢？如此种种，均显示出自称“三门家下走狗”的齐白石对于赵之谦等人的学习无不有自己的独创。由是，齐白石才显示出独一无二的大家风范。

　　历代出现的那些学欧（阳询）而平、学颜（真卿）而肥、学赵（孟頫）而媚、学碑而呆、学齐（白石）而野等现象也只能归咎于学习者的品味和眼光。由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只有那些从学习之初就有创造意识的人，才有可能最终获得成功。

　（二）于右任：抗战时期书法之代表

　　（1）碑学与帖学的并行：于右任·草书·毛泽东

　　与重庆时期的沈尹默不同的是，于右任一生对于碑帖兼修，在学习的范围上较广，在学习心态上较沈平静。抗战时期于右任作为国民党元老，其影响力与号召力是不同凡响。再加之此前对于魏碑的深入学习，对于草书规范化的倡导，于右任已经是很有代表性的政治家、书法家了。早年的于佑任号称“西北奇才”，书法学习以何绍基、魏碑为主。1923年所书《张清和墓志》，由章炳麟撰文、吴昌硕撰盖、于右任书写，时称“三绝”。1932年，于右任在上海组织成立旨在规范草书书体的“标准草书社”。此二者为于右任在抗战期间大量书写实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于碑学的潜心学习，既重视传世名碑的临写，如52岁时有诗记其事：“朝写石门铭，暮临二十品。辛苦集写，如52岁时有诗记其事：“朝写石门铭，墓临二十品。辛苦集为联，夜夜泪湿枕。”同时又潜心于散佚碑版的搜求，“洗涤摩崖上，徘徊造像间”。对于草书，他一生致力于“草书标准”之建立。抗战期间，分别于1938年由香港中华分局、1939年由中华书局、1940年由香港中华书局、1941年由上海中华书局、1943年由重庆说文社出版“标准草书”字帖。我们可以说，抗战时期的于右任在书法上的主张主要以“易读、易识、美丽、准确”为原则，以规范草书为己任，进行草书普及工作。他的这种工作影响到今天。如今在西安、北京、南京、台湾等地都有标准草书研究会，由于氏弟子或其他书法家、书法理论家参与，从事于体草书及其书法研究，以期继续弘扬书法艺术。1958年，毛泽东还临写于右任千字文，曾指示田家英：“请将已存各种草书字帖清出给我，包括若干拓本（王羲之等），于右任千字文及草诀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