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史的另一种诠释

运动的直接因素。书家的主体地位决定书法的审美品格的重新塑造。转型期的书法思潮体现出一种极为驳杂的态势，是典型的复杂文化语境的独特表现。文化语境的复杂性也使得书法文本语言及书法表现素材、表现形式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同时，也使得书家身份的职业化特征与专业化趋向越来越明显。现代书法家群体已经实现了从传统的文人——士人群体向现代职业书法家群体的过渡和转型。这个职业书法家群体是由具有多种职业身份与职业特征、多种文化身份与审美认知水平的社会群体组成。从某种程度上说，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在现代书法家群体中已经变得极为稀少甚至不复存在了，而专职的书法家则越来越多。书法家成了与经济利益与经济收入直接挂钩的群体，于是我们看到，书法家——非文人群体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我们知道，在古代，基本上没有专职的书法家和书法工作者，也缺少专职的书法活动、书法教学和书法研究机构，所谓的书法家称谓仅仅是文学家、政治家和诗人的附庸而已。而现代书法家则已从文学家、政治家和诗人群体中独立出来，这既是书家主体意识的觉醒，也是书家主体的世俗化与大众化。这种书家主体身份的变迁也说明了书家主体地位的下移和日益通俗化、社会化。书法审美主体由过去的高等文化人变为普通社会群体，这既是一种审美视野的下移，也是一种审美品格的通俗化和大众化。而当当代书法运动发展、演变为一种全民性的书法学习活动之后，书法则反而有可能失去其真正的审美价值与审美品格。这既是一种虚假地夸张，也是一种俗化。俗化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只可能实现形式和外在上的大众化、通俗化和社会化，而无法实现审美价值观的大众化。也就是说，要让社会大众从价值观上认识到书法文化价值观的重要意义，而不是去叫他们具体参与书法到书法活动中去。这或许也是当今书法展览的弊端所在。展览的最大弊端即在于它以一种表面的大众参与形式来不断制造着“书法舆论”，刺激着大众审美眼光，从而消弭了真正的书法文化内涵。进一步说，展览使得我们对书法的审美判断由过去的自主式的个人审美判断转向了现在的被动式的评委式判断，从而取消了对艺术进行自由的审美判断的环境和机制。或许，这并不是展览操作上的问题，而是展览机制本身所存在的问题。

2、当代书法思潮的文人化与非文人化倾向

当下书坛总体上呈现出这样一种奇怪的文化现象：当下书法的种种思潮与运动都体现出了书法创作的非文人化、非经典化倾向，而这一倾向恰恰是由文人发动的。刘正成、王镛、王澄、王南溟、陈振濂、邱振中、沃兴华、郭子绪、邵岩、古干、曾来德等都成了这一系列思潮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并与传统派形成了鼎立之势。可以这样说，现代文人意识中的非文人性探索构成了书法现代化的审美走向，现代书法中人文意识和文人意识的觉醒则是对传统书法文人性的解构与颠覆。
现代派对汉字的解构
以邱振中、邵岩、古干、王冬龄等为代表的现代派书家极力追求形式与构成上的因素，突出笔画与墨色的视觉表现力度。他们以日本现代派和墨象派书法为宗，进行书法的现代性探索。现代派书法是对传统书法的解构和颠覆，颠覆传统书法的中心性、主题性、文人性和人文性，如邱振中的《待考文字系列》是对文字的解构。在作品中，邱振中似乎“欺骗”了我们，他的作品里其实没有任何文字，而是属于抽象绘画，他用绵密的线条对整幅作品进行空间分割，看得出来，作者在进行创作时陷入了一种极为痛苦和矛盾的审美情绪之中。而邵岩的《桃花乱落红尘雨》轴（在第六届全国展中脱颖而出，荣获一等奖）之所以能获得评委的亲睐，是有其独特的魅力的。整幅作品意图用淋漓、恣肆的点画表现那种桃花飘零、落叶缤纷的意象，作品文本的载体是一种介于汉字与非汉字之间的连绵不断的线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