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史的另一种诠释

对立的书法美学风格。但是在这些“非文人书法”的实践者和研究者当中，绝大部分都是大文人、大学者。阮元官至两江总督，又是古文字专家，包世臣是大官僚，金石学家，康有为是改革家和政治家，也是大学者，吴昌硕是篆刻家和画家，又是西泠印社的一代宗师，然而他们对于传统经典书风的批判和反思是深刻的，光照千古。所以我们只能说，他们的书法是由文人创作的具有非文人化倾向的书法文本。
再一个是关于“书法家”主体的概念判定。古往今来，关于书法家似乎仍然没有一个完整、统一和公认的定义。什么是书法家？书法家是不是只有文人才是书法家？非文人能不能进入书法家之列？民间书法工匠又是不是书法家？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涉及到一个关于中国书法本质探讨的问题：中国书法是否仅仅是文人书法？或者进一步说，非文人书法如民间书法、北碑书法又是否属于书法的范畴？这一问题在当今中国书法学术界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争议是必然也是必要的。争议的来源即是对中国书法本体认识的不足和中国书法本体发展自身的不完善，而争议的结果即是促使中国书法本体更加清晰和完善。我个人认为，中国书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文人书法，但又不仅仅属于文人书法。书法家也不仅仅局限于文人，非文人中也有书法家。千年书法史决不仅仅是一部文人书法史和经典书法史，而且还是一部民间书法史和流行书风史。文人与非文人并不能成为进行书法本体研究的唯一范畴。如果仅仅把中国书法史局限于文人书法史和经典书法史，那么中国书法的历史就将会大大缩短。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的经典书法史是从汉代以后才开始的，即书法“隶变”的开始。书法的“隶变”表征着书法完整艺术形态的形成，因为，倡导隶书的人已经不是一般的民间工匠了，而是上层的官僚文人。正是由于上层文人及官方的推动，才使得书法由篆而隶，逐渐变得简化和实用起来。而随着审美观念的发展，在追求书法笔画简化和实用的同时，也使得一些书家对审美意趣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这就是书法“艺术性”的开始。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汉隶中波蹀的出现便是汉代文人那种浪漫、潇洒的艺术审美精神的体现，这一审美精神直接影响了魏晋时代的书法审美观，也出现了所谓的“魏晋风度”。
我们知道，中国书法远远不止起于汉代。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显示，中国书法与文字的最初阶段可能要追溯到商周以前，国家斥巨资启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即是有关中国文字与书法、文化史的再研究，这一工程的成果将继续证明，关于中国书法的起源问题将大大向前推衍上千年。而在这之前的书法史及书法运动，我以为大都是以民间为主、官方为辅的文字——书法运动。考古资料显示，先秦时代的文字——书法运动大多是民间性的自发的运动，而少有官方的推动，而当民间的运动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官方为适应自身的统治和发展需要，才逐渐地使用行政手段进行文字统一。
我之所以用大量篇幅来综述经典书法与民间书法的史料，目的就在于能从史料学的角度来进行“书法家”本体意义的论证。我们知道，传统意义上的“书法家”范畴大都仅限于文人书家，这固然有一定道理。在传统的文化语境下，书法的确是一种局限于高等文化人所从事的高级文化活动和审美活动，传统意义上的书法家除了进行书法审美创造之外，同时也进行着其他方面的审美创作，承担着其他方面的文化使命，比如文学家、政治家、诗人和文化人的使命。而书法和文学、诗歌戏曲一样，只不过是进行文化建构的特殊艺术载体而已。所以，古代的书法家大多都是文学家、政治家和诗人，也即属于文人的范畴。但是这仅仅是文人书家的范畴。而在千年中国书法史上，尚有一大批未经整理和发现、然而又具有极高书法美学价值和美学元素的民间书法资源以及民间书家，而这些书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