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史的另一种诠释

一次使得传统文字符号具有了文人化的艺术特征，它那飞动的线条和波蹀已经使文字脱离了原始的简单和质朴，而开始具有雅化的艺术特征。这种雅化极为具有表现性的艺术特征。如果说金文、甲骨文和秦篆的书写大都局限于民间书法工匠的话，那么汉隶的推动者和书写者则大多移至了上层文人。也就是说，从金文到汉隶的发展历程，可以证明书法的书写者和实践者的地位是一步步地由民间向官方、由非文人向文人过渡和上升的。
与此同时，汉魏时代也出现了大量的汉简、碑刻和墓志铭，我们姑且将其统称为碑刻，这些碑刻大多经历了两类人之手：一是官方文人，一是民间书家。所以，北碑的出现是由宫廷文人和民间工匠共同打造的，不光是具有非文人性，还应该具有文人性。于是，我们从《张迁碑》、《华山碑》、《乙瑛碑》、《曹全碑》、《张猛龙碑》、《张黑女墓志》等北碑书法中，看到了不同风格、不同结体和不同审美取向的书法文本，而这些书法文本不论出自何人之手，不论属于何种审美品格，基本上都兼具文人性与非文人性、经典性与民间性、艺术性与实用性等审美特征。一方面，它们已经具备了“正统书法”的审美特征，另一方面，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还属于“民间书法”。而这些“民间书法”直接影响到了唐代的楷书运动和整个有清一代甚至是近现代的碑学运动。以颜、柳、欧、楮等为代表的唐楷气象代表了我国楷书的最高成就，但是，唐楷的形成并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是汉魏碑刻和民间书法。欧阳询的《九成宫》中楷书笔法是唐楷的最初阶段，但是欧楷的点画结体基本上是源自于汉隶和魏碑，我们从欧阳询楷书的点画中明显能看出其还保留有汉隶的波蹀；颜真卿楷书是唐代楷书乃至书史上楷书的最高成就，而颜真卿楷书的来源也是北魏碑刻和晋人笔意，尤其是《颜家庙碑》，其本身就是民间书法的化身。因此我们说，唐代楷书之所以能取得辉煌的成就，其最根本之原因乃在于对汉魏民间书法的吸取和改造。唐楷的形成过程表征着中国书法由非文人化向文人化、由民间向经典过渡的审美倾向。
自唐至宋明，中国书法才基本上实现了由碑向帖的全面过渡，形成了由帖学主宰的经典书风时代，而民间书法和北碑被压制。宋明时代也是中国封建统治高度文人化的时代，这一时期，以苏、黄、米、蔡和董其昌、徐渭、文征明、张瑞图等人为代表的正统文人主宰着中国书法的历史，帖学大盛。然而艺术的发展往往充满着历史和逻辑的悖论，明末清初，激烈的民族矛盾和紧张的政治气氛导致了宋明理学的式微，汉代朴学大盛，汉代朴学的复兴促进了考据学、金石碑版学和训诂学、古文字学的兴盛，文人学者迫于紧张的政治空气，不得不抛弃了朱熹、王阳明等宋明以来的理学和心学，转而向朴学和实证性的研究转移，而且这一时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享有盛名的乾嘉学派和考据学大师。考据学、金石学的兴起则直接导致了碑学的大盛。于是，北碑和民间书法重又被提上了日程。阮元、包世臣、康有为等成为了倡导者和理论者，赵之谦、伊秉绶、吴昌硕等则成了实践者和推动者。碑学的复兴实际上是对传统经典文人书法的又一次清理和改造，它是由文人发起的非文人化民间化书法运动。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奇怪的艺术现象：书法的文人性由文人打破，书法的非文人性由文人提倡。这是中国书法艺术本体所体现出来的独特的逻辑悖论和艺术史特征。

                             当代书法思潮的文人化与非文人化倾向

1、当代书家身份认同

进行当代书法思潮的研究必须对当下书家的身份认同进行研究。书家身份的转移和变迁是导致书法思潮和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