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的大众艺术模式

在自然的乡土风格中埋下了以后的媚俗的种子。朴实、喜庆、亲和、通俗的木刻作品造成了一种大众感染力。这种大众感染力是毛泽东宣传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1949年以后，它变得越来越突出，并且越来越矫饰。

　　从1949年建国到1966年文革开始，毛泽东大众艺术从低级、稚拙的阶段走向高级的初具学院化风格的阶段。对这一发展有直接作用的是中国艺术家对苏联艺术的学习。50年代前期中苏艺术家互访互展交流频繁。1953年至1956年共有24名中国重要的艺术家在列宾美术学院学习，1955年苏联画家马克西莫夫到北京中央美院办训练班，其学员均为此时期的艺术骨干。

　　但是，这种影响真正体现于创作实践则是在50年代末以后。50年代上半期的美术仍保持着延安时代的稚拙成分。大众文艺的方针随着历次政治运动的开展而被进一步强调。新年画得到大规模的鼓励和发展，以歌颂领袖、党和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生活。新年画不仅用乡村民间形式，也大量采用以往的市民商业艺术形式。30年代上海月份牌画家金梅生以同样风格画社会主义新生活，其样式对新年画影响颇大。可见甜美为商业文化与社会主义大众文化所共同需要。 

　　50年代初，如何表现新生活，如何将民族形式与西方写实主义进行融合的问题被提出，于是，江丰等人提出了改造国画，融入写生和素描技巧的主张。尽管它遭到一些坚持传统的艺术家反对，但国画家外出写生，绘画表现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业风景山水画成为时尚。李可染、傅抱石等为这一创新时代的影响深远的画家。一批革命的土油画也于这时期出现，其代表为董希文的开国大典和春到西藏，此外如罗工柳的地道战和莫朴的清算等。其中董希文的开国大典以共和国成立的重大时刻为题材，但是，此后它因高岗、饶漱石事件和文革中的领导层结构的变更而四次被修改⑤，遂使它成为一件具有圣像学意义的油画。
上述的50年代上半期的创作甚至包括学习苏联的现象，实际上都反映了很强的民族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倾向。这表现为在苏化的同时又坚持中国自身的特点与方向。其实，50年代对中国艺术家影响最大的并不是苏联当时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是19世纪的以列宾、苏里柯夫为代表的巡回画派。当然，中国艺术家是通过苏联的介绍而了解巡回画派的。从30年代初，苏联开始提倡和重视巡回画派。巡回画派之所以影响中国艺术家的原因在于：一、巡回画派画家大都出身低层阶级，故他们提出艺术应服从人民需要，并在感情上一致。这与毛的大众化一致。二、巡回画派注重民族传统。三、巡回画派本质上是个浪漫主义画派（长期以来，我们将巡回画派误解为批判现实主义），不似其上一代的批判现实主义画家专门暴露社会黑暗与不平等。他们却是通过带有感情的表现以肯定大众对未来生活的希望。四、他们的娴熟的学院派的技巧为中国艺术家所崇拜和需要⑥。尽管此前在中国已有徐悲鸿、吴作人等留法的欧洲古典学院派学人的存在，但这不及形势所需，而且也并没有对此时期的创作产生很大的作用。而艺术家无缘直观欧洲学院主义，却可从巡回画派看到欧洲学院主义的模样。这种学院主义的技巧的积淀为毛式大众艺术的高级化和精致化做了准备。

　　1958年，毛泽东在大跃进的时代提出了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口号⑦，以此取代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其意义有二：一、反映了毛的有意区别于苏联的民族主义意识。实际上，此前这种倾向已有所透露，如宣传部长陆定一在1956年曾强调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反对全盘西化，同时告诫艺术家不要生硬、教条地学习苏联经验。二、反映了毛的不同于任何其他国家意识形态艺术的更为浪漫和更为乌托邦式的艺术思想。在双革命的定语之下，毛泽东抽掉了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反映真实的现实的基础上表现社会主义精神的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