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判决郭庆祥向范曾书面道歉并赔偿7万元

　　六、原审判决自相矛盾。

　　《文汇报》刊登了系争文章，如果系争文章中有侮辱内容，而且《文汇报》有过错的，《文汇报》必然构成侵权。原审判决认定文章有侮辱内容、《文汇报》有过错，却称“其行为尚不足以构成对范曾的名誉侵权”。上诉人百思不得其解，既然《文汇报》刊登系争文章的行为不足以构成对范曾的名誉侵权，何以上诉人撰写文章的行为竟然会构成对范曾的名誉侵权呢？

　　从上表中看到，上诉人侵权要件1~3和文汇报侵权要件1~3几乎完全一样。原审认定《文汇报》要件4成立，又认定《文汇报》不侵权，那么就证明文汇报要件中1~3当中至少有一个不成立。同理，郭庆祥要件1~3当中至少也有一个不成立。由此可知郭庆祥不构成侵权。

　　七、不存在被上诉人社会评价的降低及精神痛苦的事实。

　　在原审中，上诉人已指出，被上诉人根本不存在社会评价降低的事实。正常的艺术批评和艺术争论并不会降低艺术家的社会评价。艺术作品的艺术价值、艺术家的创作风格等，本身就应当允许批评家和普通民众进行评价。更何况在涉案文章中，上诉人未对被上诉人指名道姓，要不是被上诉人自行对号入座，提起诉讼的话，一般社会公众根本不可能从涉案文章中直接联想到被上诉人。

　　而且事实证明，涉案文章刊登后，被上诉人的社会评价不但并未降低，反而获得了更高的关注和评价。在学术领域，去年12月被上诉人受聘为北京大学中国画法研究院院长；在艺术市场，去年11月被上诉人作品在2010嘉德秋季拍卖会上连创佳绩，其中一幅《竹林七贤图》更以超出评估价1000万元的价格拍出，其余画作也无一流拍、皆以高价成交。可见，所谓社会评价降低的事实并不存在。

　　至于精神痛苦，我们姑且不论被上诉人作为公众人物理应承受的容忍义务，只要看看被上诉人自己的言行，就不难发现涉案文章根本不可能给被上诉人造成所谓的“痛苦”。

　　90年代初，美术界最热闹的话题是中国画笔墨价值之争。吴冠中的惊人之语“笔墨等于零”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在画坛引起强烈反响。其后，范曾先生在《黄宾虹论》中说：“有以为中国画笔墨等于零者，其用笔之浮而躁，如春蚓之行于草，秋蛇之绾于树。鄙陋浅薄，厚诬国画，无视权威，诅咒徐齐，实可鸣鼓而攻。”

　　而在范曾先生另一篇脍炙人口的大作《蝜蝂外传——为黄永玉画像》一文中，则称黄永玉先生为“猥琐”、“趋附门庭”、“阴诈”、“寡情薄义”、“欲壑难填”、并描述称有一次“忽有一矮矮动物撞我，定睛一看，乃叼着烟斗的黄永玉”，从十五个角度向黄永玉先生发起进攻，贬斥其人品、艺术。

　　纵观上述二文，范曾先生用词辛辣，堪称“匕首与投枪”。《论语》有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此反推，可见范曾先生对于负面评价当有相当承受能力。更何况，与上述二文相较，涉案文章真可称的上是和风细雨，被上诉人范曾先生的精神痛苦又从何而来？

　　批评不仅是文化建设的动力，而且批评本身就是创造性文化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唯有观点鲜明、是非明确的批评，唯有“逆耳忠言”，才能使人警醒，才能助推文艺创作向前发展。真正有艺术信仰、不负丹青的画家，面对批评当虚己以听、反躬自省，这不只是个人胸襟、气量、境界的事儿，也关系到营造一个开展正常文艺批评的良好环境的问题。

　　人格不受侮辱与诽谤，但应当接受批评与监督。人，特别是名人，不但要受得褒扬，也要经得贬损。法律要维护正义，而非护短。

　　没有批评就没有进步，被上诉人赢了本案并不值得高兴，若二审不能改判，将是被上诉人之不幸，我国文艺批评之不幸，我国文艺界之不幸。

　　为了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保护舆论监督、鼓励文艺批评，也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我们希望二审法院能够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原审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