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20世纪书法述论

　　巴蜀大地，自古人文会萃，文风炽热，其中心多偏于成都，重庆文化发展较成都稍逊色。然本世纪30年代重庆一跃而为国民政府陪都之后，局面有所改观。抗战期间，重庆曾一度成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大量文人墨客聚集山城，众多书家画家也纷纷抵渝，或潜心著述教学和艺术创作，或以毛笔作为对日斗争武器、赚钱支持抗战。从这一时期重庆书法状况看，足可见出中国20世纪书法发展历程：于右任所倡导的碑帖交融与沈尹默所代表的帖学并行不悖，学者书家为书家主流，对民国前期上溯至清朝末年碑学为主的反叛为其主要物征，本文称之为后碑学时期。80年代之后，重庆书法又以其扎实的教学、繁荣的创作迎来了第二个辉煌期，与全国书法大势相同，书家倾向职业化，对个体情感的重视与对局部的深入成为其主要特征；由于许伯建、徐无闻的倡导，帖学得到了空前的重视。世纪末的重庆书法以频繁的展览、参与人数的众多，昭示着重庆书法新世纪的辉煌。

　　本文之概念，以现在的行政区划为准。

　　一　后碑学时期：前半世纪重庆书法

　　所谓后碑学时期，是针对碑学时期而言的，它的主要特点是：1、晚于碑学时期，主要指民国初年至抗战时期书法；2、风格上，受碑学影响与从帖学开辟道路双向并存；3、书学理论由扬碑抑帖向碑帖并重转化。这在客居重庆的沈尹默、于右任、沈子善等人的作品中足可体现。

　　（一）陈独秀·沈尹默·帖学

　　以沈尹默为代表的帖学是后碑学时期的一面旗帜。由于帖学用笔易单调柔弱，结体易走向馆阁风格，从而制约了其发展的势头。陈独秀1907年对沈尹默书法“俗在骨”的评价预示了沈尹默及其所倡导的走帖学之路从一开始就坎坷不平。在重庆时期，陈独秀在给台静农（台为沈的学生）的信中说：“尹默字素来工力甚深，非眼前朋友所可及，然而字外无字，视三十年前无大异也。存世二王字，献之数种近真，羲之字多为米南宫临本，神韵犹在欧褚所临兰亭之下，即刻意学之，字品终在唐贤以下也。尊见以为如何？”此时的陈独秀依然认为沈尹默书法品味不高。同时，他认为，沈执著二王尤其是后人为依托之王羲之，是品味不高的重要原因。前几年书法界掀起对沈尹默先生的再批评，无疑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陈独秀对沈氏的书法是点到了要害的。也许沈尹默就始终认为，陈独秀的批评与北碑风格与他心目的书法之最高境界有距离。所以，沈先生在听了陈独秀批评之后，虽然决心“痛改前非、重新学起”，但他自己却只把魏碑当作“彻底洗刷干净以前行草所沾染上的俗气”的手段，在“腕下有力”之后，“再开始学习行草”，致力二王。虽然沈尹默先生之初衷是想以碑之雄强救帖之软弱，但从他30年之后的行书里头，很难找到碑的影子。作为后碑学时期的代表，沈尹默受到了碑学影响，但最终完全脱离了碑学，成为帖学的旗帜。如果从碑帖结合角度看，沈尹默是失败的。与同时的于佑任、赵熙，稍晚的沙孟海等人截然不同。而换一个角度，我们可以发现，重庆时期及其以后的沈先生纯粹主义攻帖学，将精力用在王字上面，创作与理论并举，又是他由碑向帖转变的时期。1939年临写《兰亭》、1943所著《执笔五字法》均可说明。向帖学的逐渐深入，是以对碑学的逐渐淡出为代价的。本世纪著名的“兰亭论辩”中，当时名满天下的帖学大师沈尹默对碑帖的认识，也由早年的兼容态度变得偏激，还有“何来鼠子敢跳梁？兰亭依旧俗姓王”的诗句为证。

　　即便如此，在抗战及其以后的沈先生周围，一直有相当一部分在现代书法界享有声誉的书家。著名者如台静农，为台湾当代著名学者、书法家，其书雅洁自然，书卷气浓厚；潘伯鹰(1899-1966)，著名帖学家，其书飘逸灵秀，活脱大方；许伯建(1913—1977)，重庆解放以来少有的几位代表性书家之一，与潘伯鹰在抗战期间订交，直到潘先生去世，书法受沈、潘二先生影响；徐无闻（1931—1993），60年代在上海得访谒沈先生，受其沾溉。沈对诸位先生的影响所及，直接可从当今上海、重庆、南京、台湾等地帖学的发展找到影子。可以这样说，沈先生作为本世纪帖学的代表人物，其贡献不仅泽及当时，且还惠及当今。正是因为有了重庆时期的沈尹默及其周围的朋友、学生们的努力，中国的帖学才会在碑学大盛之后有了一个复兴的局面。同时，我们还清楚地认识到，中国书法乃至任何艺术大师们的周围不仅有一些善学弟子，也有一些亦步亦趋徒学皮毛的“高足”。沈尹默所尽力发挥的中锋论，虽有偏颇，但足可成家。学习者如果全盘照搬其观点而不加思考吸收，则由于自身素质不及沈，完全有可能堕入庸俗化的泥潭，将陈独秀所批评的沈之俗气发挥到极至，最终丧失其艺术性。徐无闻先生晚年幅地充分认识到沈先生中锋论的局限性，所以曾反复讲王字侧锋问题。善学与否，是艺术能否得以发展之关键。赵之谦之后，康有为曾说：“今天下多言北碑，而尽为靡靡之音，则？叔之罪也。”把主要责任归因于赵，实际上应责问那些从形迹上追踪赵之谦的学习者，为何弃神取形？齐白石一生，篆刻喜学赵之谦，但何尝只取其形？齐白石单刀冲刻的大量运用，无疑是从赵之谦的“丁文蔚”印及仿凿印单刀法的“锡曾审定”等印中受到启发，其大疏大密的章法构成则来源于赵之谦白文印中的大胆留红，他的《牵牛不饮洗耳水》以画入印表现的则是赵之谦为亡妇造像的思路。但齐氏哪一方印又不是对这些规则的化用呢？如此种种，均显示出自称“三门家下走狗”的齐白石对于赵之谦等人的学习无不有自己的独创。由是，齐白石才显示出独一无二的大家风范。

　　历代出现的那些学欧（阳询）而平、学颜（真卿）而肥、学赵（孟頫）而媚、学碑而呆、学齐（白石）而野等现象也只能归咎于学习者的品味和眼光。由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只有那些从学习之初就有创造意识的人，才有可能最终获得成功。

　（二）于右任：抗战时期书法之代表

　　（1）碑学与帖学的并行：于右任·草书·毛泽东

　　与重庆时期的沈尹默不同的是，于右任一生对于碑帖兼修，在学习的范围上较广，在学习心态上较沈平静。抗战时期于右任作为国民党元老，其影响力与号召力是不同凡响。再加之此前对于魏碑的深入学习，对于草书规范化的倡导，于右任已经是很有代表性的政治家、书法家了。早年的于佑任号称“西北奇才”，书法学习以何绍基、魏碑为主。1923年所书《张清和墓志》，由章炳麟撰文、吴昌硕撰盖、于右任书写，时称“三绝”。1932年，于右任在上海组织成立旨在规范草书书体的“标准草书社”。此二者为于右任在抗战期间大量书写实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于碑学的潜心学习，既重视传世名碑的临写，如52岁时有诗记其事：“朝写石门铭，暮临二十品。辛苦集写，如52岁时有诗记其事：“朝写石门铭，墓临二十品。辛苦集为联，夜夜泪湿枕。”同时又潜心于散佚碑版的搜求，“洗涤摩崖上，徘徊造像间”。对于草书，他一生致力于“草书标准”之建立。抗战期间，分别于1938年由香港中华分局、1939年由中华书局、1940年由香港中华书局、1941年由上海中华书局、1943年由重庆说文社出版“标准草书”字帖。我们可以说，抗战时期的于右任在书法上的主张主要以“易读、易识、美丽、准确”为原则，以规范草书为己任，进行草书普及工作。他的这种工作影响到今天。如今在西安、北京、南京、台湾等地都有标准草书研究会，由于氏弟子或其他书法家、书法理论家参与，从事于体草书及其书法研究，以期继续弘扬书法艺术。1958年，毛泽东还临写于右任千字文，曾指示田家英：“请将已存各种草书字帖清出给我，包括若干拓本（王羲之等），于右任千字文及草诀歌。”实际上，毛泽东与于右任在重庆时期就已有交往了。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谈判，专程登门拜访于右任。只不过当时二人的会面，多基于政治原因。但我们几乎可以断定，二人也有关于书法尤其标准草书的话题。国共谈判选择了重庆，两党书法家也由毛、于二人在重庆的交往开始切磋书艺。书法艺术在这里开始有了超越政治的意味。

　　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书家，如周恩来、董必武、朱德、陈毅等人，均以行、草书擅长。周恩来在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行书：“为江南死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悲愤之情完全表露在点画之间，与唐代颜真卿《祭侄文稿》一样，足以成为书家情感抒发的代表作。毛泽东为柳亚子书《沁园春·雪》也充分展示了他的艺术才华和书艺水平。

　　（2）书法理论：于右任·《书学》·沈子善

　　抗战时期重庆书法理论以于右任标准草书论、沈子善主编《书学》杂志为最著，书学著作有沈尹默《执笔五字法》、祝嘉《书学史》、刘延涛《草书概论》等。

　　于右任不仅对书法普及、书法创作贡献颇大，以书学研究而论，也有着他人不可比拟的成绩。

　　1941年12月1日，由于右任创办刘延涛主编的《草书月刊》，是为“标准草书”的推行而由上海草书月刊杂志社出版的专业杂志。在重庆的于右任实际是对此刊物进行指导。至1948年共出6期，为标准草书的研究、推广起到了重要作用。该刊创刊号刊登于右任《标准草书序》是于右任重要的理论文章，全文阐述何以要建立有代表性的符号体系，变草书之难识难写为“易识、易写、准确、美丽”，令草书学习“由苦而乐”。在于右任眼里，标准草书之推广，不只有书体丰富层面意义；“其结构之巧拙，使用之难易，关系于国家民族之前途者至大。”时至今日，反观“标准草书”运动，其作用仍然十分明显：1、书法社会化的构想，无疑是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手段；2、将草书标准化作为事业，无疑是于右任的重要贡献。

　　在于右任影响下，刘延涛一生从事于标准草书运动，1944年8月由重庆说文社出版了刘延涛的《草书概论》。与此相类的著作还有：1941年上海教育书店出版《书学史》、重庆教育书店1944年12月出版祝嘉的《书学格言》，重庆中华书局1944年9月出版黄若舟的《行草通论》，重庆文风书局1944年10月出版马衡的《我教你写字》，重庆教育书店1945年8月出版陈康的《书学概论》等。其中，《书学史》完成于重庆壁山，由吕凤子题字、于右任作序。该书可谓书法史研究之重要成果，虽然我们常为其内容芜杂感到遗憾，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书学史》进行了大量有益的书法史料整理工作。到了1962年，为《艺舟双楫》、《广艺舟双楫》作疏证时，祝先生仍保留此种风格。他的《书学格言》曾先后发表于《书学》杂志。

　　《书学》杂志是1943年4月由于右任、陈立夫、沈尹默、沈子善等人发起成立的中国书学会的专业刊物，由沈子善任主编。第一期也发表于右任《标准草书范本千字文序》以及胡小石、张宗祥、商衍鎏、商承祚诸人的论文。商承祚为重庆大学中文系教授，讲授《说文》及古文字，至今重庆还有商先生的学生。解放后的商先生虽然没有一心致力于书法，但他在进行古文字、古器物研究之余，从没有间断过书写。其父商衍鎏为清末最后一个探花，1942年从德国回国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书法也有儒者之风。张宗祥后来是西泠印社社长，胡小石后来为南京大学教授、金陵书法四老之一，与当时参与书法活动不无关系。宗白华先生《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刊于《书学》1944年第3期，这篇文章堪称本世纪艺术美学的经典文章。与中国书学会诸书家的交往，以及后来对中国书法问题的思考，促成了宗先生《中国书法里的美学思想》一文的诞生，而这一篇文章又可说是本世纪书法美学执牛耳的文章，其中许多观点至今仍具生命力。为《书学》撰稿的其他作品如马衡、马宗霍、潘伯鹰、柳诒徵等人于书法研究都是有贡献的。可以说，《书学》杂志不令为繁荣当时的书坛起到了很大作用，也为解放后书法研究提供了人才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