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目: 中国书法史     |      作者:曹建

  巴蜀大地,自古人文会萃,文风炽热,其中心多偏于成都,重庆文化发展较成都稍逊色。然本世纪30年代重庆一跃而为国民政府陪都之后,局面有所改观。抗战期间,重庆曾一度成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大量文人墨客聚集山城,众多书家画家也纷纷抵渝,或潜心著述教学和艺术创作,或以毛笔作为对日斗争武器、赚钱支持抗战。从这一时期重庆书法状况看,足可见出中国20世纪书法发展历程:于右任所倡导的碑帖交融与沈尹默所代表的帖学并行不悖,学者书家为书家主流,对民国前期上溯至清朝末年碑学为主的反叛为其主要物征,本文称之为后碑学时期。80年代之后,重庆书法又以其扎实的教学、繁荣的创作迎来了第二个辉煌期,与全国书法大势相同,书家倾向职业化,对个体情感的重视与对局部的深入成为其主要特征;由于许伯建、徐无闻的倡导,帖学得到了空前的重视。世纪末的重庆书法以频繁的展览、参与人数的众多,昭示着重庆书法新世纪的辉煌。

  本文之概念,以现在的行政区划为准。

  一 后碑学时期:前半世纪重庆书法

  所谓后碑学时期,是针对碑学时期而言的,它的主要特点是:1、晚于碑学时期,主要指民国初年至抗战时期书法;2、风格上,受碑学影响与从帖学开辟道路双向并存;3、书学理论由扬碑抑帖向碑帖并重转化。这在客居重庆的沈尹默、于右任、沈子善等人的作品中足可体现。

  (一)陈独秀·沈尹默·帖学

  以沈尹默为代表的帖学是后碑学时期的一面旗帜。由于帖学用笔易单调柔弱,结体易走向馆阁风格,从而制约了其发展的势头。陈独秀1907年对沈尹默书法“俗在骨”的评价预示了沈尹默及其所倡导的走帖学之路从一开始就坎坷不平。在重庆时期,陈独秀在给台静农(台为沈的学生)的信中说:“尹默字素来工力甚深,非眼前朋友所可及,然而字外无字,视三十年前无大异也。存世二王字,献之数种近真,羲之字多为米南宫临本,神韵犹在欧褚所临兰亭之下,即刻意学之,字品终在唐贤以下也。尊见以为如何?”此时的陈独秀依然认为沈尹默书法品味不高。同时,他认为,沈执著二王尤其是后人为依托之王羲之,是品味不高的重要原因。前几年书法界掀起对沈尹默先生的再批评,无疑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陈独秀对沈氏的书法是点到了要害的。也许沈尹默就始终认为,陈独秀的批评与北碑风格与他心目的书法之最高境界有距离。所以,沈先生在听了陈独秀批评之后,虽然决心“痛改前非、重新学起”,但他自己却只把魏碑当作“彻底洗刷干净以前行草所沾染上的俗气”的手段,在“腕下有力”之后,“再开始学习行草”,致力二王。虽然沈尹默先生之初衷是想以碑之雄强救帖之软弱,但从他30年之后的行书里头,很难找到碑的影子。作为后碑学时期的代表,沈尹默受到了碑学影响,但最终完全脱离了碑学,成为帖学的旗帜。如果从碑帖结合角度看,沈尹默是失败的。与同时的于佑任、赵熙,稍晚的沙孟海等人截然不同。而换一个角度,我们可以发现,重庆时期及其以后的沈先生纯粹主义攻帖学,将精力用在王字上面,创作与理论并举,又是他由碑向帖转变的时期。1939年临写《兰亭》、1943所著《执笔五字法》均可说明。向帖学的逐渐深入,是以对碑学的逐渐淡出为代价的。本世纪著名的“兰亭论辩”中,当时名满天下的帖学大师沈尹默对碑帖的认识,也由早年的兼容态度变得偏激,还有“何来鼠子敢跳梁?兰亭依旧俗姓王”的诗句为证。

  即便如此,在抗战及其以后的沈先生周围,一直有相当一部分在现代书法界享有声誉的书家。著名者如台静农,为台湾当代著名学者、书法家,其书雅洁自然,书卷气浓厚;潘伯鹰(1899-1966),著名帖学家,其书飘逸灵秀,活脱大方;许伯建(1913—1977),重庆解放以来少有的几位代表性书家之一,与潘伯鹰在抗战期间订交,直到潘先生去世,书法受沈、潘二先生影响;徐无闻(1931—1993),60年代在上海得访谒沈先生,受其沾溉。沈对诸位先生的影响所及,直接可从当今上海、重庆、南京、台湾等地帖学的发展找到影子。可以这样说,沈先生作为本世纪帖学的代表人物,其贡献不仅泽及当时,且还惠及当今。正是因为有了重庆时期的沈尹默及其周围的朋友、学生们的努力,中国的帖学才会在碑学大盛之后有了一个复兴的局面。同时,我们还清楚地认识到,中国书法乃至任何艺术大师们的周围不仅有一些善学弟子,也有一些亦步亦趋徒学皮毛的“高足”。沈尹默所尽力发挥的中锋论,虽有偏颇,但足可成家。学习者如果全盘照搬其观点而不加思考吸收,则由于自身素质不及沈,完全有可能堕入庸俗化的泥潭,将陈独秀所批评的沈之俗气发挥到极至,最终丧失其艺术性。徐无闻先生晚年幅地充分认识到沈先生中锋论的局限性,所以曾反复讲王字侧锋问题。善学与否,是艺术能否得以发展之关键。赵之谦之后,康有为曾说:“今天下多言北碑,而尽为靡靡之音,则?叔之罪也。”把主要责任归因于赵,实际上应责问那些从形迹上追踪赵之谦的学习者,为何弃神取形?齐白石一生,篆刻喜学赵之谦,但何尝只取其形?齐白石单刀冲刻的大量运用,无疑是从赵之谦的“丁文蔚”印及仿凿印单刀法的“锡曾审定”等印中受到启发,其大疏大密的章法构成则来源于赵之谦白文印中的大胆留红,他的《牵牛不饮洗耳水》以画入印表现的则是赵之谦为亡妇造像的思路。但齐氏哪一方印又不是对这些规则的化用呢?如此种种,均显示出自称“三门家下走狗”的齐白石对于赵之谦等人的学习无不有自己的独创。由是,齐白石才显示出独一无二的大家风范。

  历代出现的那些学欧(阳询)而平、学颜(真卿)而肥、学赵(孟頫)而媚、学碑而呆、学齐(白石)而野等现象也只能归咎于学习者的品味和眼光。由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只有那些从学习之初就有创造意识的人,才有可能最终获得成功。

 (二)于右任:抗战时期书法之代表

  (1)碑学与帖学的并行:于右任·草书·毛泽东

  与重庆时期的沈尹默不同的是,于右任一生对于碑帖兼修,在学习的范围上较广,在学习心态上较沈平静。抗战时期于右任作为国民党元老,其影响力与号召力是不同凡响。再加之此前对于魏碑的深入学习,对于草书规范化的倡导,于右任已经是很有代表性的政治家、书法家了。早年的于佑任号称“西北奇才”,书法学习以何绍基、魏碑为主。1923年所书《张清和墓志》,由章炳麟撰文、吴昌硕撰盖、于右任书写,时称“三绝”。1932年,于右任在上海组织成立旨在规范草书书体的“标准草书社”。此二者为于右任在抗战期间大量书写实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于碑学的潜心学习,既重视传世名碑的临写,如52岁时有诗记其事:“朝写石门铭,暮临二十品。辛苦集写,如52岁时有诗记其事:“朝写石门铭,墓临二十品。辛苦集为联,夜夜泪湿枕。”同时又潜心于散佚碑版的搜求,“洗涤摩崖上,徘徊造像间”。对于草书,他一生致力于“草书标准”之建立。抗战期间,分别于1938年由香港中华分局、1939年由中华书局、1940年由香港中华书局、1941年由上海中华书局、1943年由重庆说文社出版“标准草书”字帖。我们可以说,抗战时期的于右任在书法上的主张主要以“易读、易识、美丽、准确”为原则,以规范草书为己任,进行草书普及工作。他的这种工作影响到今天。如今在西安、北京、南京、台湾等地都有标准草书研究会,由于氏弟子或其他书法家、书法理论家参与,从事于体草书及其书法研究,以期继续弘扬书法艺术。1958年,毛泽东还临写于右任千字文,曾指示田家英:“请将已存各种草书字帖清出给我,包括若干拓本(王羲之等),于右任千字文及草诀歌。”实际上,毛泽东与于右任在重庆时期就已有交往了。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谈判,专程登门拜访于右任。只不过当时二人的会面,多基于政治原因。但我们几乎可以断定,二人也有关于书法尤其标准草书的话题。国共谈判选择了重庆,两党书法家也由毛、于二人在重庆的交往开始切磋书艺。书法艺术在这里开始有了超越政治的意味。

  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书家,如周恩来、董必武、朱德、陈毅等人,均以行、草书擅长。周恩来在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行书:“为江南死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悲愤之情完全表露在点画之间,与唐代颜真卿《祭侄文稿》一样,足以成为书家情感抒发的代表作。毛泽东为柳亚子书《沁园春·雪》也充分展示了他的艺术才华和书艺水平。

  (2)书法理论:于右任·《书学》·沈子善

  抗战时期重庆书法理论以于右任标准草书论、沈子善主编《书学》杂志为最著,书学著作有沈尹默《执笔五字法》、祝嘉《书学史》、刘延涛《草书概论》等。

  于右任不仅对书法普及、书法创作贡献颇大,以书学研究而论,也有着他人不可比拟的成绩。

  1941年12月1日,由于右任创办刘延涛主编的《草书月刊》,是为“标准草书”的推行而由上海草书月刊杂志社出版的专业杂志。在重庆的于右任实际是对此刊物进行指导。至1948年共出6期,为标准草书的研究、推广起到了重要作用。该刊创刊号刊登于右任《标准草书序》是于右任重要的理论文章,全文阐述何以要建立有代表性的符号体系,变草书之难识难写为“易识、易写、准确、美丽”,令草书学习“由苦而乐”。在于右任眼里,标准草书之推广,不只有书体丰富层面意义;“其结构之巧拙,使用之难易,关系于国家民族之前途者至大。”时至今日,反观“标准草书”运动,其作用仍然十分明显:1、书法社会化的构想,无疑是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手段;2、将草书标准化作为事业,无疑是于右任的重要贡献。

  在于右任影响下,刘延涛一生从事于标准草书运动,1944年8月由重庆说文社出版了刘延涛的《草书概论》。与此相类的著作还有:1941年上海教育书店出版《书学史》、重庆教育书店1944年12月出版祝嘉的《书学格言》,重庆中华书局1944年9月出版黄若舟的《行草通论》,重庆文风书局1944年10月出版马衡的《我教你写字》,重庆教育书店1945年8月出版陈康的《书学概论》等。其中,《书学史》完成于重庆壁山,由吕凤子题字、于右任作序。该书可谓书法史研究之重要成果,虽然我们常为其内容芜杂感到遗憾,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书学史》进行了大量有益的书法史料整理工作。到了1962年,为《艺舟双楫》、《广艺舟双楫》作疏证时,祝先生仍保留此种风格。他的《书学格言》曾先后发表于《书学》杂志。

  《书学》杂志是1943年4月由于右任、陈立夫、沈尹默、沈子善等人发起成立的中国书学会的专业刊物,由沈子善任主编。第一期也发表于右任《标准草书范本千字文序》以及胡小石、张宗祥、商衍鎏、商承祚诸人的论文。商承祚为重庆大学中文系教授,讲授《说文》及古文字,至今重庆还有商先生的学生。解放后的商先生虽然没有一心致力于书法,但他在进行古文字、古器物研究之余,从没有间断过书写。其父商衍鎏为清末最后一个探花,1942年从德国回国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书法也有儒者之风。张宗祥后来是西泠印社社长,胡小石后来为南京大学教授、金陵书法四老之一,与当时参与书法活动不无关系。宗白华先生《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刊于《书学》1944年第3期,这篇文章堪称本世纪艺术美学的经典文章。与中国书学会诸书家的交往,以及后来对中国书法问题的思考,促成了宗先生《中国书法里的美学思想》一文的诞生,而这一篇文章又可说是本世纪书法美学执牛耳的文章,其中许多观点至今仍具生命力。为《书学》撰稿的其他作品如马衡、马宗霍、潘伯鹰、柳诒徵等人于书法研究都是有贡献的。可以说,《书学》杂志不令为繁荣当时的书坛起到了很大作用,也为解放后书法研究提供了人才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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